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
  　　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
  　　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
  　　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根据第一个要点，以生命为代价从事狩猎或挖煤的收益不算血酬。暴力掠夺特指以人类及其所拥有的财富为对象的行为。
  　　根据第二个要点，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2、机会成本。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以上四类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每类都能演义出一串历史故事。 根据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漫长故事。 本书对血酬定律作了深入的研究。
  
   内容简介
  《血酬定律》是吴思先生在五年前推出的一部作品，此次新版，增写了新的前言，对五年摸索的最新思路与心得作了简要的交代，着重对“血酬定律”的三个要点作了更完整的总结与表述。作者正式提出了“血酬史观”的概念，并预告了自己下一本书的内容：将继续从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解释历史现象，用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解释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理清暴力掠夺生存策略的内外关系，考察各种生存策略的互动和演化，描述演化而成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轮廓。
  　　《血酬定律》早已成为吴思先生最畅销、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这本书以作者一贯的幽默叙事风格以及丰富多样的取材，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说明影响中国历史的终极法则。书中探讨了不同朝代的性命价格、平民百姓的反抗策略、土匪绑票勒赎的利害逻辑、商贾巨富的抗害手段等主题，这些类型各异的文章，连贯起来看就是在讲中国历史以及社会的形塑原理。
  
   作者简介
  吴思，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
  
   目录
  再版前言
  自序
  正编
  　1、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2、命价考略
  　3、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4、刘瑾潜流
  　5、县官的隐身份
  　6、灰牢考略
  　7、庶人用暗器
  　8、出售英雄
  　9、硬伙企业
  　10、洋旗的价值
  　11、地霸发迹的历程
  　12、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13、白员的胜局
  　14、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杂编
  　1、《万历十五年》没说透（访谈）
  　2、潜规则的定义
  　3、废渠的事理
  　4、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5、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附录 吴思：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书摘插图
  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核心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却能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解释许多费解的历史现象。
  　　现象之一：土匪种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七月初五，南、赣巡抚王阳明向皇帝上疏，报告江西剿匪的战果，疏中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王阳明说，各贼探知官府练兵，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始而惊讶，继而奇怪：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我想象出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
  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
  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大化追求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顾山贞在《客滇述》中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为官军所败，从四川仪陇奔回陕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继续当土匪。这些土匪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拎。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第一推想：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日“法酬”。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那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以为，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日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另一部分是法酬——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
  　 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20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克林顿，俄国人民以3.3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普京，而中国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崇祯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中国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俄国，就算普京总统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1万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是人家的52倍。4依此而论，普京家吃掉的1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支——估算一个大概。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51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大米，约折2.2万美元。考虑到免税因素，与普京总统的年薪相差不远，相当于崇祯夫妇半个月的伙食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