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阅尽人世沧桑而成就从容不迫的气度；他，冒险下海经商，从一贫如洗到身家亿万；他，参政议政，数次政协提案切中大国发展的关键；二十二年劳改生涯，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成就传奇人生；当人们习惯清谈，他却创出了一条中国文人的另类道路。
  　　张贤亮推出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
  　　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曾经历二十二年劳改生涯，平反后又连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国家一级作家、电影《牧马人》的原著者、华西影城董事长张贤亮即将推出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
  　　张贤亮是个颇有争议的作家，其人生也非常传奇。作为作家的他，在成功经营一家影城的同时，还时刻关心政治，他关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关注各阶层的生存状态，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更关心中国的前途命运。曾任五届政协委员的他，提出过“公务员财产申报”“加强地方人大、政协作用”等数篇政协提案，本书收录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
  　　这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一切为了人性的解放”写于2008年1月底，是刚刚完成的新作。本文以洋洋洒洒近三万字动情地讲述了曾经荒诞的历史，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展望了充满光明的未来。他以参与者和过来人的心态，以回顾和前瞻相结合，恳谈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得失。
  　　这本书还展示了张贤亮作为成功商人的心得和管理经验。本书收录了张贤亮在北大国际MBA上的一堂企业管理课的讲稿。浓缩的企业管理精华，值得分析。
  　　据悉，该书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2月底上市。
  对于书名《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作者张贤亮解释说：“这个书名体现了该书与此前出版的其他任何人的随笔集的不同，我有多重身份，我当了25年的政协委员，有25年的参政议政经验；我是作家，对人对事有独到的视角；我还亲自操办企业，因此我比一般文人在身份上更多元化，我的思路肯定和别人不一样。”……读本书这些睿智哲思的文字，如同与智者奇遇，这里有灵光的闪烁，有魂魄的悸动，有神奇的魅惑，有无以言说的感动，还有灵魂的拷问。
  
   内容简介
  良好的国民素质是民主的社会制度与良好的文化生态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会制度。历史证明，专制制度只能产生大量的贪官污吏和暴民刁民。 　　　　“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会制度”这种观念，就好像说：我想给你一件漂亮衣服，但你必须先把自己洗干净，不然你就不配穿!不配穿就不给你!可是你能不能反过来做?你先给人一件漂亮衣服，他自然而然会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可以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你可以由你做主来“代表”我，你可以自己检查监督自己而不放心让我来检查监督你，但请你不要诋毁我的“素质”。“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地方政务的条件和环境，怎能让人民群众提高及展示管理自己的能力?怎能达到“国民性根本改变”?请不要总是拿“国民素质低下”来说事，拜托!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有“民粹主义”的嫌疑。而我认为，放手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己选出真正能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并不会造成社会无序，天下大乱。
  
   作者简介
  张贤亮，国家一级作家，1936年12月生于南京。早在50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之一。1993年9月21日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张贤亮现任宁夏文联名誉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董事长。
  代表作存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九部小说搬上银幕，作品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2007年底，张贤亮被凤凰卫视评为2007年“中国十大财智人物”。
  
   目录
  第一辑：文人参政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的态度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
  建设文化大国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
  “公务员法”中应增添家庭财产及收入定期申报条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第二辑：文人经商
  “文人下海”
  “全盘推出，闪亮登场”
  宁夏有个镇北堡
  西部企业管理秘笈
  第三辑：文人思文
  我眼中的女作家李东东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中国文化产业概谈
  第四辑：“文革"回想
  今日再说《大风歌》
  美丽
  第五辑：生活随感
  大话狗儿
  故乡行
  国际接轨第一功
  排泄与喧嚣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丫头·婆姨
  雨·天话语
  玉缘
  作家出游
  
   书摘插图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一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孔子说了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被置疑了上千年，就因为“女”在古文中常作“你”和“你们”解，而现代汉语只当“女性”和“妇女”讲，所以孔子在地下至今不得安身。因而，我觉得写这篇文章要比写小说吃力，在我企图说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把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词语也加以解释。
  同时，作为一篇个人记录，我也不想从已经披露的历史材料中搜寻依据，虽然这已经很方便，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即可，并能减少难度且更为可靠。可是那样一来，文章就成了资料的堆积，失去感觉和感受的色彩，而我正是要写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真实感受。现在披露的历史材料包括种种红头文件，在当时都是极其神秘的，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绝大多数人只能受其摆布，即使陷入绝望的境地也莫名其妙，无处求告。所以，我以下的文字可能与历史资料有出入，但它虽非“历史”却是“史实”。这是让历史学家永远头疼的难题：“历史”往往与“史实”不同。
  譬如，就拿那时的“正式文件”来说吧。如果今天的中青年人用今天“正式文件”的形式去看，那绝对是非正式的，是个笑话。可是，我说中国人就曾经生活在那种“非正式”的“笑话”之中，而且长达近30年之久，今天的中青年读者又会把我的话当作笑话。难就难在这里。
  且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首先，是由谁来决定某某人是“右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各地各单位揪出的“右派”当然非常之多，因为那时订有指标，上级规定是按本地本单位人数的5％来“打”（你看，这个“打”字又须有注释，但类似的词语太多，此处只好从略）。因为中国人特殊的政治积极性，“打”出来的“右派”会大大超过这个百分比，所以，最后总应该有个决定性的权威机构。这个决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机构叫做“五人小组”。各地县、处级以上单位都有这样的“五人”。可是这“五人”具体姓甚名谁，各地各单位的普通群众是不知道的。你说是主要负责人吧，可是转眼间这个主要负责人也成了“右派”，可见，还有更高层次的“五人”。总之，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别问出处，也问不清楚。
  　　这样一下子，全国就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而当时全国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数只有550万～600万。55万之说见于后来为“右派”平反的文件，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550万～600万之说见于1956年公开发布的统计数字。
  这里，我仍忍不住想说说这个“打”字。“打”一词，在“反右运动”中是政治积极性的褒义词，我没看过当时公布有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一说，可是后来给“右派分子”平反时，又一律称为某某人被“错划”的说法，其实应称为“错打”才对。
  好了，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这是最可靠的。
  　　我发表长诗《大风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人民日报》马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人民日报》今天仍有很高的权威，当时简直就是“圣旨”，于是我当仁不让地成了“右派”，受到处理“右派分子”的顶级惩罚：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正式文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压根儿没给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时，给我平反的有关单位从我的个人档案里只找到一张21年前押送我到劳改农场的小纸片，类似“派送单”这样的东西。我名字后面，填写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份证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据，更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张纸我见了，只有巴掌大，纸质脆薄，比现在公共厕所里放的最差的厕纸还差。我认识这种纸，那叫“雪莲纸”，用稻草造的，因为它不经磨损，不耐存放，一般只写个便条，写信都不用它。而这劣质的“雪莲纸”却奇迹般地在我档案中静静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来还灿然如新。
  然而，麻烦也就来了，如果我是“坏分子”，我就不在专门针对“右派分子”而制订的中央文件的范围内，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文件精神，“坏分子”早就该“甄别”了。可是，22年来我明明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怎么办呢？
  幸好，这已经是1978年，开始实事求是了。原来我的大麻烦，即当年《人民日报》及地方报纸、文学刊物对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证明，从而让我有资格“享受”文件精神予以平反。“不幸”与“幸”的转换，需要我等待22年。后来，我碰到一位当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领导，问他当年为什么把我定为“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着说：你只发表了一首诗，没有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年纪又轻，我们研究了一下，尽量照顾你的政治前途，就订个“坏分子”算了，“坏分子”总离政治错误远一点吧。我理解他们的宽厚，“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中，看起来只有“坏”没有政治性。他们哪知道后来“地富反坏右分子”统通在一个菜篮子里，最后“一锅烩”了。我也笑着告诉他：到了地狱，不分你是吊死鬼还是饿死鬼，都是一律同样对待的。他却说：那不是你的一笔财富么？不然，你怎么能有今天？于是，那个“五人小组”又仿佛成了我的恩人。
  这样看来，“五人小组”能网开一面，当然也能指鹿为马，把不应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同样也说明了，当年报刊杂志上的白纸黑字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众口铄金”的功能，都可以作为罪证置人于死地。当年，众口一词很快会转化为约定俗成，大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何必有“正式文件”！
  你看，我受了22年苦，就因为这张薄薄的“雪莲纸”，这就是“正式文件”！
  我生于1936年，但直到今天我的户口本、身份证上填写的却是1938年出生。这也来自“正式文件”。
  　　1968年2月，我第二次劳改释放，手拿劳改农场给我开具的释放证到分配我去就业的农场报到。这个我去就业的农场也是1965年押送我去劳改的农场。这么说似乎有些绕口，干脆点说，就是我从这里出去劳改一趟又回来了。农场政治处干部看看释放证，丢给我一张纸，那是照例要填的农场工人登记表。在出生年月日一栏，我如实地填上“1936年”。干部凌厉地打量我一眼，说：你明明生在1938年，为啥填1936年？我奇怪地问：哪来的1938年？干部指着释放证说，你看，你看！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你还耍赖！好像我非争取在1938年出生不可似的。我一看释放证，又是那倒霉的“雪莲纸”，劳改农场干部用沾水钢笔写1936的“6”时可能沾了一下钢笔水，6在纸面上洇成了更像8而不像6。我哪敢跟干部犟嘴，他说是8就是8吧。
  这个“正式文件”从此之后减了我两岁，不知是否能让我多活两年。
  　　费了这么多笔墨才大致把当年所谓的“正式文件”交代明白。这个“明白”也是我自以为是的，尚不知今天的中青年读者能否明白。回忆往事，常常用“隔世之感”这句成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哪个时代中的人回忆起往事有如此的“隔世”。近30年中国的变化不仅仅是世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由此产生的老少之间的隔阂不止是代沟问题，根本上是阴阳两界的问题。所以，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老少之间的交流上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困难。
  　　二
  说了“正式文件”，我还要说说“帽子”。仍不用现在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还是谈我自己的遭遇。
  　　我的“右派”帽子如上所述，另一顶“反革命”帽子怎么来的呢？读者千万别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坏，中国，在30多年前，某人被戴上一顶“帽子”后，一不小心很快就会被戴上另一顶“帽子”，绝非我一人时运不济，亿万人都命途多舛。那时的“帽子”有如今天商场里的廉价商品，是“买一送一”的。应该说，我还是比较侥幸的一个。首先，我活下来了；其次，我还有在这里细数“帽子”的闲心，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有“雪莲纸”为证。更有数以万计人被当成各种“分子”受苦受难20多年，到1978年平反时，在他或她的个人档案中却找不到“正式文件”，连一张巴掌大的“雪莲纸”也没有，从而得不到“甄别”或平反。这就是众口一词、约定俗成的厉害。当初在众人口诛笔伐、千夫所指下稀里糊涂地成了“分子”，被抓了，被关了，被开除了，被下放了……弄得穷途潦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不容易熬到命运的转折期，却因为根本没有“正式文件”，最后只能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幸亏已是1978年以后，全国都不再讲人的出身成分、个人身份了，一致“向前看”吧，都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倒腾沉浮去了。
  “反革命分子”帽子，是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到农垦农场就业后，碰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戴上的。当年，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公审大会”开路，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先给人民群众来个当头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不例外。公审哪些人呢？首当其冲的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欲抓现行，先抓历史，这是最方便的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每次政治运动都如法炮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变本加厉。“一个人不能因同一罪行受到两次惩罚”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法学原则，而30多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过去有点污点，就会不断被泼污水，弄得越来越脏。当然，还得在此类人身上抓点“现行”出来，没有一点“现行”，也不能很好地配合即将展开的政治运动。将有历史污点的人先抓出示众，就如先播下病毒，然后逐渐向外扩散，把健康人感染成病人，把普通人变成“敌人”。这是政治运动的步骤，是规律，所以建国以后不是“敌人”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
  试想，要在一个人身上找毛病哪有找不出来的道理？毛泽东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965年我被判为“反革命分子”的“现行”有哪些呢？一是知情不报，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二是破坏生产，把我在灌溉稻田时冲断一条田埂说成是有意破坏，而当时我一人管300多亩稻田，比“革命群众”管的多得多，却长势最好；第三，我就要说件很滑稽的事情：1965年以前，就有一批在北京、天津不好好上学或是被开除、或是失业在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农垦农场劳动。一天，在田里干活时，一个天津女“知青”看到一个农工跨过田埂就解开裤子尿尿，她在城市里哪见过这种场面，竟连惊带羞哭了起来。我在一旁说了一句：“嗨！你走远些嘛。你看，你在那边尿尿，人家在这边哭哩。”这句话经分析，就成了“把知识青年的眼泪比作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
  　　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式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
  　……
  书摘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