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讲述的每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都那么独特、复杂，并富有深深的感染力。……她笔下的人物如此丰满，而且她是通过对那古老的、男女关系的新诠释，探索和表现他们的处境，……作品以诗一般精细的语言进行陈述…… 在这些故事里，除了讥讽和荒诞，更吊人胃口的是严歌苓所揭示的严酷艺术现实中人的感官世界。
  
   内容简介
  女主人公只身一人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机缘巧合认识了身为美国外交官的安德烈·戴维斯，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爱河，但是女主人公曾经的军人身份使得两人的爱情前景变得扑朔迷离，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务院安全部的介入调查，使这对恋人不胜其烦。无奈之下，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在被派往赞比亚做副大使的前夕主动提出辞职，而女主人公却在歉疚的心理驱使下，选择了结束这段坎坷的感情。
  
   作者简介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出生于上海，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又学硕士学位。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代表作有《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一九九九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十大最佳影片。
  
   书摘插图
  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伧的公寓里的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的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顶着你的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搜你的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面的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到这块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椅子上刻划，同时使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的划痕。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身上带着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看，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但是，我又提醒自己：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他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底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档案夹，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上的假皮革里。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这让我感到，他好像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着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出卖了他？还是他出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不很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与我呈现一个怎样的角度，他的目光始终都能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地。“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是“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除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的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好，这就明确了。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的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噢，”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我给你错觉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他的肢体充满表达。“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他的中文怎么样？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国古文。”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回来，看着我。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从来没听过。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的不相信，“他当过兵！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哦，我是说，你退伍的时候？”我的心跳加快了一个节拍。原来他在这儿埋伏着我，他刚才的句句话都不是闲话。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数目的钱吧？”“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他挖苦成功了，快乐使他变得明目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他无非是想让我明白，蒙骗他是件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事情。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里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
  　　“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在本子上“刷刷刷”地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他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入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入，深入，像猎物找死那样，紧紧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他的眼睛变窄了，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经找了安德烈，套出了他的口供，而安德烈已经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有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因为那点渺小的贪图而受到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号××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是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入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前后左右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坐在椅子上尽量靠近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这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有着天壤之别。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的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你现在讲的句句话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因为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