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王德峰教授、樊登博士诚意推荐！
  ★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写给大众的心学入门书。
  ★人人都能读得懂、悟得透、用得上的阳明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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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收录《王氏世系简表》与《王阳明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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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谪居龙场，顿悟圣道；巡抚南赣，平匪诛藩；回乡守制，光大心学；总督两广，保境安民。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他无疑是一位左手执书卷，右手持宝剑的豪杰，也是一位可称为哲人与英雄的儒者。他那历经千辛万苦而悟得的宝贵思想，是切实可行且充满生命力的，故而，能给在现实生活中疲于奔命的我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与强大的自信力。
  诚如作者所言，希望这部叙述了王阳明之生涯以及其思想之核心的小书，能在这些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
  
  作者简介
  冈田武彦国际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1934年毕业于九州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1966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为了研究阳明心学，冈田武彦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跋涉两万余里。他还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多次，帮助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等文化遗产，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与重视王阳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推动当代中国阳明心学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
  
  目　　录
  前言
  序章
  1. 唐代的时代精神
  2. 宋代的时代精神
  3. 元代的时代精神
  4. 明代的时代精神
  5. 明代的时代精神与阳明学
  
  第一章　祖先的德行与声望
  1. 兄弟友爱的王览
  2. 公忠体国的王导
  3. 书圣王羲之
  4. 以身殉忠义的王纲
  5. 以阴德名世的王与准
  6. 心胸洒脱的王杰
  7. 酷爱竹子的王伦
  8. 高洁刚毅的王华
  
  第二章　少年才气
  1. 不开口的王云
  2. 诗才敏捷的少年
  3. 成圣贤为第一等事
  4. 谋略之才
  5. 习练武艺与兵法
  6. 宋儒格物学之败
  
  第三章　阳明五溺
  1. 与诸氏女成婚
  2. 习练神仙养生之术
  3. 书法开悟
  4. 阳明书风
  5. 跟娄一斋学习宋学
  6. 进士落第
  7. 再次落第
  8. 作诗与专攻兵法
  9. 再次失败于朱子格物之学
  10. 进士及第
  11. 经世之志
  12. 悟出佛、道之非
  13. 阳明五溺
  14. “棒喝”禅僧
  15. 倡导圣学
  
  第四章　龙场大悟
  1. 弹劾宦官刘瑾
  2. 前往龙场
  3. 龙场大悟
  4. 感化州长官
  
  第五章　“知行合一”说
  1. 受聘贵阳书院
  2. 朱陆同异论
  3. 阐述“知行合一”
  
  第六章　庐陵、北京时代的讲学
  1. 刘瑾被处刑
  2. 评说静坐悟入
  3. 卧治六月
  4. 强调立志
  5. 明镜论
  6. 宣扬陆学
  7. 门人的增加
  8. 与湛甘泉告别
  9. 对徐爱阐述“新大学说”
  10. 赠了庵桂悟以《送序》
  
  第七章　滁州、南京时代的讲学
  1. 在滁州时的教化
  2. 阐述实地修行之必要
  3. 告诫喜好神仙佛道的门人
  4. 谏武宗迎佛
  5. 编纂《朱子晩年定论》
  
  第八章　讨伐诸匪与讲学
  1. 王晋溪起用王阳明
  2. 王阳明的作战方略
  3. 慑服万安之流寇
  4. 巧用反间计
  5. “十家牌法”的实施与民兵的训练
  6. 平定漳州匪患
  7. 抚谕诸贼
  8.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9. 致力于儿童教育与乡民的教化
  10. 刊行古本《大学》
  11. 刊行《传习录》
  
  第九章　宸濠之乱与王阳明受难
  1. 王晋溪之远谋
  2. 宸濠的野心
  3. 生擒宸濠
  4. 武宗亲征
  5. 移交宸濠等战俘
  6. 良知与兵法
  7. 王阳明受难与克服
  
  第十章　南昌时代的讲学
  1. 与陈九川阐述“致良知”说
  2. “致良知”说首次公诸天下
  3. 表彰陆九渊
  
  第十一章　晩年之学
  1. 受封新建伯
  2. 针对王阳明的诽谤
  3. 举办赏月大宴
  4. “大礼之议”爆发
  5. 续刊《传习录》
  6. 王阳明写“四大记”
  7. 拔本塞源论
  8. 良知与太虚
  9. 万物一体论
  10. 受命征讨思恩、田州
  11. 关心门人弟子之教化
  12. 天泉桥上的问答
  13. 本体与工夫
  14. 简易之学
  15. 平定思恩、田州匪患
  16. 平定八寨、断藤峡匪患
  17. 踏上归途
  18. 此心光明
  19. 死后的表彰
  
  王阳明简谱
  附记
  
  媒体评论
  对阳明心学，有认真践履者，亦有不断质疑者。对阳明其人，多有景仰者，亦有少数非议者。有关王阳明的传记类著作，坊间已见不少，内容多有参差、异同者，莫衷一是。
  今读日本学问家冈田武彦所著《王阳明新传》，有耳目一新之感。其行文，简明切要；其内容，分章叙说阳明其行、其言，互为参照，凸现其精神境界。其间，史与论交错，皆言之有据，真切可信。是乃长久精研之功使然，令人感佩！窃以为，凡关注阳明心学的当下中国读者，皆宜一览为快！——王德峰
  冈田武彦先生是国际知名的阳明学大师，一生关于王阳明的著述颇丰，我之前也推荐过他的那本大传。而这本《王阳明新传》，我觉得很适合刚接触王阳明及心学的读者，因为它体量适中、通俗易懂，读起来没有压力，又能很快了解王阳明的生平及思想，可以说是一本写给大众的阳明心学入门读物。希望大家读完这本书后能如作者所言，化王阳明的思想为力量，给在现实生活中疲于奔命的我们以鼓舞。——樊登
  
  
  在线试读
  序章
  代表某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哲学与思想，必定与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例如，代表宋代的朱子学与宋代精神、代表明代的阳明学与明代精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换言之，也可谓时代精神孕育出了代表该时代的思想家，而其思想又有助于时代精神之形成。也即两者之间的关系或为因果，或为果因，是相互启发、有机统一的。由此可知，要想理解思想家的哲学与思想，就必须充分了解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
  而这时代精神，若要详察其内涵，又绝非轻而易举之事。虽然其中有着极为复杂的种种潮流，但只有其主流才是所谓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也反映在该时代的哲学与思想上，故而仔细加以观察，理当能够理解，然而哲学与思想皆带有某种理论，倘若仅仅着眼于此，则反受其累，无法洞察深藏其中的时代精神了。因此，愚以为，反倒是通过率直表现人的内心与感情的文艺，更容易感受其时代精神。
  即便是文艺之中，诗文、绘画、书法之类，反映个人意向的倾向较为强烈，而陶艺之类，由于其出自无名匠人之手，且为迎合该时代人们的喜好而作，反倒更能直截了当地反映出时代精神来。因此，对于陶艺之类，我们也必须加以留意。
  王阳明的思想也与明代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自不待言，而要深刻理解明代的时代精神，又必须首先对唐、宋、元的时代精神有所了解。这是因为，不预先了解这些时代的精神，就难以充分理解明代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即便有所理解，恐怕也是流于表面的。
  
  1. 唐代的时代精神
  
  中国的唐代（618—907）横跨了日本的飞鸟、白凤、奈良和平安时代，其时代精神是外观、包容、抒情的。
  唐代的文化虽说是由贵族阶层创造的，可由于唐帝国不仅支配着广袤的土地，极富国际性，也接受了外来的思想和文化，故而唐代的时代精神十分豪华，且富有包容性。以代表着唐代陶器的色彩绚丽的唐三彩为例，无论是女人俑的体态，还是注入五谷后可为死者祝福的万年壶那圆润的胎体线条，都显示出一种来者不拒、包容一切的宽阔心胸。唐三彩中有一种名为三彩龙耳瓶的器皿，其对称的双龙衔瓶口的造型极具异国情韵，让人一望之下便不由得缅怀起唐代的国际性来。
  唐代的绘画以人物画为中心，但也有世俗风情画，且十分写实地描绘了远道而来的外国人。唐代的绘画以彩色画为主，这也完全可说是其外观、抒情之时代精神的表现吧。
  就唐代的文学而言，诗歌确立了格律，文章流行四六骈体，书法则相较于晋代之尚韵，更看重尊崇法度的外形美。毫无疑问，这也体现了外观、抒情的时代精神。然而，到了唐代末期，却掀起了一股反传统的革新风潮，出现了尊重个性、彰显自我的书法家和画家。他们或可称为宋之时代精神的先驱吧。
  
  2. 宋代的时代精神
  
  自唐末至五代（907—960）是一个动乱期，而进入宋代（960—1279）后，出于对唐代的批判和反思，诞生了新的时代精神。中国的宋代，横跨日本的平安、镰仓时代，该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内观、理性的。
  鉴于唐末以来藩镇跋扈之弊端，宋代采取了文治政策，故而文化得以昌盛。支撑着宋代文化的是官僚知识阶层，但由于受到塞外游牧民族的压制，有宋一代均遭受着于苦恼中走向衰亡的悲惨命运。相较于具有国际化特色的唐代而言，宋代的文化可谓国粹型的。
  就国力而言，唐代是对外扩张的时代，宋代则是向内收缩的时代。而这一点自然也让时代精神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从外观、抒情的转向内观、理性的。下面所引用的宋尼悟道之诗，或可谓该时代精神之象征吧：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进入宋代之后，像唐三彩那样富于感性、多姿多彩的陶瓷器便衰退了，而纯白、青白甚至漆黑的，单一色彩的陶瓷器却被大量制作出来。如可称为宋代瓷器之代表的定窑白瓷，以及景德镇出产的青白瓷，都摒弃了华美的外观，完全符合崇尚内观精神之宋代人的审美趣味。
  北宋的定窑白瓷，质地坚硬，胎体曲线一反唐三彩万年壶那般舒缓圆润，而是近乎直线，显得异常遒劲，棱角处也锐比锋刃，通体都透着极为冷峻的理性。与青白瓷一样，白瓷也以无纹者居多，而这一点也体现了当时的一般倾向，同样可见于宋代的漆器或金属工艺品等。即便有些纹样，也无非是些线刻式、切雕式或用靠模制成的浮纹，可称为无纹之纹，充分体现了富于理性的宋代之时代精神。
  作为北宋青瓷之代表的汝窑青瓷，则无论其色泽还是品位，都很好地反映出宋代那深邃遒劲的时代精神。
  青瓷之兴盛，至南宋达到巅峰，形制也日趋优美，而到了南宋末年，北宋时期的那种简洁清纯、勇健峻严以及理性之锐利均已丧失殆尽。
  从唐代到宋代，陶瓷器的风格也从华丽丰满、温和宽容转变为简素清瘦、峻严遒劲；从豪华绚烂、优美温雅转变为幽玄苍古、冷严崇高。总之，是从感性转变为理性，从外观转变为内观。并且，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从异国风情转变为本国精粹了。
  绘画方面，山水画、花鸟画兴盛了起来，尤其是发轫于唐代的水墨画，进入宋代后趋于大成。水墨画发端于唐代，可到了宋代，人们便认为水墨这种非色彩性的东西其实是蕴含着五彩的。因此，毋宁说水墨画是一种精神性绘画，或可称之为心画吧。这种心画之所以能在宋代取得大成，是因为它符合了内观性之时代精神。与此同时，宋代的画家还忌讳直白的表现，并极力加以抑制，故而又进一步深化、充实了这一精神。因此，还以藏（藏于家中）与简古（单纯与古旧）为贵。
  宋代的绘画虽说以院体派为核心，以崇尚理性、客观的写实派为主流，但就山水画而言，也并非仅仅是客观描摹山水之形象，而是穷尽其理趣与本性，目的在于借山水之形象描绘造化之理、天地之心，即所谓尽力描绘“胸中之丘壑”。因此，不论画得如何精巧，若不能得其理趣，也就不成其为画了。不过，直抒胸臆的写意主义的画，也即文人画或表现禅机之类抒情、主观性质的写意画派此时也悄然而起了，只是尚未成为时代之主流。说到写实派与写意派之间的关系，或可用讲授唯理、客观之哲学思想的朱子学与讲授唯心、主观哲学思想之陆学来比拟吧。
  书法方面，宋代书风超越了“法”而崇尚“意”，气象雄浑、锐利。
  诗歌方面也与绘画相同，呈现出忌直贵藏，忌巧贵拙，崇尚简古的倾向。宋代古文家（肇于唐末）辈出，想必也是受崇尚古意之时代风潮鼓荡的缘故吧。
  
  3. 元代的时代精神
  
  继宋之后兴起的元代（1206—1368），横跨日本的镰仓、吉野朝廷时代。元朝的建立者是蒙古族，他们灭亡了拥有高度教养的汉民族皇朝，建立起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大帝国。
  在元代，正如当时流行的“八娼、九儒、十丐”那样，汉民族的地位在娼妇之下、乞丐之上。因此，曾经引以为傲的宋代的时代精神土崩瓦解，时代风潮趋向庶民化。一言以蔽之，元代的时代精神是富于野趣的。
  该时代的陶瓷器以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为最大特色。这自然是西方诸国并入一统而青花用釉得以进口的缘故，但同时也由于青花描绘的陶瓷器更符合普通庶民之趣味吧。而这种青花工艺，无论是从作品的品位还是描绘效果而言，都体现着与大帝国相称的豪放、厚重之感。与此同时，在庶民文化抬头的元代，写意派的文人画之兴起也可谓理所当然的了。
  
  4. 明代的时代精神
  
  元代的庶民精神在下一个朝代—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趋于成熟。明代（1368—1644）横跨日本的吉野、室町、安土桃山和江户时代，与日本的江户时代一样，庶民阶层于该时代兴起，尤其在中期以后，其特征已十分明显。而明代之时代精神带有主观、抒情色彩的缘由也正在于此。
  在陶瓷器方面，青花瓷业已登峰造极，迎来了黄金时代，而自宋代以后衰退的红花瓷也重新流行了起来。与此同时，相较于宋代注重品位的传统，到了明代则形成了倾心于彩绘的风气。这当然可以看作从作品的雕塑性转向了绘画性，或者也可看作时代精神由内观、理性转向外观、抒情的体现吧。然而，这同样可以说是唐代精神通过宋代精神为媒介而产生的一种再现吧。因此，在明代的外观性质的精神之中也含有内观性质的成分，故而形成了抒情、主观性质的时代精神。关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唐三彩和青花瓷，就显而易见了。
  在明代，以写意为主的文人画十分流行，而这上面也充分体现了该时代的时代精神。
  到了明末，其时代精神绚烂至极，终于产生了崇尚自然性情、提倡摆脱传统束缚并注重感情、彰显自我的时代风潮。例如：在书法方面，有王铎、倪元璐、傅山等人所提倡的“连绵草”；而在诗文方面，有所谓“不泥古学，不蹈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诣”（《钟伯敬小品》）的说法，以及袁中郎所标榜的“性灵说”，均主张诗文应顺从自己的自然性情。
  其中不无近代精神之觉醒，但也产生了浅薄粗杂的滥情主义之弊端。因此，太宰春台评论明代绘画：“明画中有习气。”（《文集》卷十五《对客论文》）尾藤二洲则评价明末诗文：“有伤自然之气象，大雅之声调。”（《正学指掌》）
  
  5. 明代的时代精神与阳明学
  
  如上所述，明代的时代精神是主观、抒情的，但到了明末，在其烂熟之后也产生了弊害。自不待言，阳明学的崭露头角及其流行、堕落，也是与该时代精神之勃兴与推移密不可分的。
  这是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相对于朱子之理智主义而言，是偏于情意主义的。到了明末，扫除烦恼以求进入悟境的如来禅业已衰微，而顺应当下之人心，应机而入悟境之祖师禅则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以主张现有即绝对之“良知现成论”的形式流行了起来，并最终产生了弊害。下面所引用的深受阳明学影响的李贽所说的话，正如实反映了此种情况：“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从之？”（《明儒学案三·江右王门学案一·颍川语录》）
  
  〔备考〕有关唐、宋、元、明的时代精神之详情及参考图片，可参照拙著《宋明哲学的本质》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