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是更像一种情绪,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伤痛小说家那儿,进而可以追溯到惧怕无限空间之寂静的布莱兹·帕斯卡,然后可以追溯到探索灵魂的圣奥古斯丁,追溯到《旧约》里乏味的《传道书》,以及那个胆敢质疑上帝同他玩的游戏,但最终在威逼之下只能就范的约伯。简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对任何事感到过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将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精确到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其时,三个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后来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时25岁左右的她,喜欢透过优雅面纱下的双眼近距离地观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让-保罗·萨特在一起。萨特时年27岁,佝偻着背,嘴唇像鲶鱼一样下翻,面颊凹陷,耳朵突出,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因为他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时常会向外游离。与他交谈时,你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着自己注视他的左眼,就会发现一个温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着你:这个男人对你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 萨特和波伏娃的兴趣这时上来了,因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诉他俩。这个人是萨特在校时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生同学,温文尔雅的雷蒙·阿隆。和他们俩一样,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过,萨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国教书——萨特在勒阿弗尔,波伏娃在鲁昂——而阿隆却是在柏林做研究。他正要告诉两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单词在英语和法语中皆是冗长而雅致,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扬格诗句。 阿隆也许讲了些类似这样的话:传统的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是德国的现象学家,却直接研究起了他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把自柏拉图起就维系哲学发展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诸如“事物是否真实”或者“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一类的谜团,搁置在一边,然后指出,任何问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本身就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充满事物外观,也就是“现象”(phenomena,出自希腊语,意为“出现的事物”)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忽略其他,专注于和现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谜团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先用括号括起来,好让哲学家去处理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现象学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振奋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浪费时间了,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另一个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补充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纵观历史,所有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问题上,而忘记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你自己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坚称,要是你不问这些,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荐现象学方法:无须理会智识的杂乱,只要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对萨特说:“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这是自学生时代起阿隆对萨特的昵称——“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波伏娃写道,萨特听到这话后,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夸张,仿佛是在暗示他俩从未听说过现象学,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试着读过一些海德格尔。1931年,海德格尔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What is Metaphysics?)的译文,就曾与萨特早期的一篇论文一起出现在某期《道岔》(Bifur)杂志里。但是,波伏娃写道,“因为我们一个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现象学有什么好。”但现在,他们注意到它的好了: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研究哲学的方式。 他们早已准备好迎接哲学的新开端了。在中学和大学,萨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够了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知识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地重新诠释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识论的问题互相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这种思考费劲而又无用,尽管这三位学生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都不满于此,尤以萨特为甚。毕业后,他透露说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破坏性的哲学”,但是对这种哲学会采取什么形式却又含糊其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他当时才刚发展出一种朦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来,现在已经有人早他一步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说萨特听到了阿隆有关现象学的消息后面色发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源于兴奋。 反正,萨特从没忘记那一刻,在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他冲到最近的书店,然后说:“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书,胡塞尔的学生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维纳斯这本书还是未裁开的毛边本,但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走边读。那一刻的他可能变成了济慈,那个初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作品时的济慈: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思想,在早已确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遭到战争破坏的1945年,它更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在法国和其他地方,许多人有充分的理由,去忘掉刚刚过去的日子。以及其中的道德妥协与恐怖,来专注于新的开始。但寻求新的开始,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萨特的听众听到他传递的信息时,正值欧洲满目疮痍,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消息开始暴露出来,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摧毁之际。战争使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人类同胞,完全有能力偏离文明的规范;怪不得“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类本性”这一观念听起来是那么可疑。无论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实现它所需要的可靠指导,都无法从政治家、宗教领袖、甚至是哲学家——在遥远而又抽象世界里的那种旧式哲学家——这类权威来源那里获得了。但现在,一种新式哲学家来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大展身手,而且完全能胜任这项任务。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萨特提出的大问题是:鉴于我们都是自由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用好我们的自由?在写于广岛刚刚被轰炸之后,并在1945年10月(演讲的当月)发表的文章《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ar)中,他让读者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使之变成现实。从现在开始,他写道,我们必须一直要铭记在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灭自己以及我们的所有历史,甚或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够阻止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那么我们就必须决定活下去。就这样,他为人类这个刚刚把自己吓了个半死,现在终于准备好长大成人、负起责任的物种,提供了一门量身定做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