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被译成70多种文字，全球销量达3000万册。
  
  ◆朱碧恒曾翻译过诸多有关青少年成长的外国名著，译文风格深受读者好评，语言亲切自然，文字心态更加贴近读者。
  ◆战争下的人民是苦难的，战争下的少女又是如何应对苦难的？和平年代需要这种烽火后的追忆。
  内容简介
  
   《安妮日记》以犹太少女安妮的视角记述了二战反犹太主义盛行期间犹太人藏匿的生存状态。更记录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在战争和种族迫害的阴影下，依旧坚强乐观、渴望自由的不凡经历。安妮虽然年纪尚小，但却展示了非凡的文字功底，日记内容流畅通俗，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个青春期女孩非凡的个性和勇气。这部有关战争与民众、亲情与叛逆、青春与爱情的少女沉思录，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报道，是宝贵的历史印记，曾获得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高度赞誉。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德国犹太少女，二战期间“犹太人大屠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之一。安妮青春洋溢，求知欲强，热爱写作。1942年为躲避纳粹迫害，不得不随家人藏匿于不见天日的密室中。此后的25个月，她用日记记录了令人窒息的密室生活和自己那颗被时代捆绑住的少女心。1944年8月因人告密而被抓捕关进集中营，在几个月后爆发的伤寒疫情中年轻的生命就此凋零。二战结束后，安妮的日记得以整理出版，控诉了战争阴云下犹太人艰辛而令人恐惧的生存状态。
  
   安妮·弗兰克于1999年入选《时代杂志》“20世纪全世界*影响力的100个人”。
  
  译者简介：
  
   朱碧恒，194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副教授，著名翻译家郑克鲁之妻。译著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秘密花园》《气球上的五星期》等，主编《欧·亨利短篇小说欣赏》，参加编写《外国文学史》。
  前　　言
  
  译　序
  
  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最初，她只是为自己而写。后来在1944年的一天，荷兰流亡政府的一名成员——戈利特·博克斯坦，在从伦敦发出的广播中宣布，战争结束后，他希望能收集见证德国占领下荷兰人民苦难的材料，可以被大众所看到，还特别提到信件和日记作为例子。
  
  受这次讲话的启发，安妮·弗兰克决定战争结束后，她将出版一本以自己日记为基础的书。她开始改写并校对她的日记，对文章进行了改进，删去那些她认为不够精彩的段落，并根据回忆加入其他人的一些故事。与此同时，她继续写初始日记。学术著作《安妮·弗兰克日记：评述版》（1989），把安妮最初未经修改的日记称为A版，以区别于她第二本修改过的日记，即我们所知的B版。
  
  安妮最后一次日记写于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八名藏匿中的犹太人被逮捕。米普·吉斯和贝普·沃斯库吉尔，两名大楼工作人员，发现安妮的日记散落在地上。米普·吉斯为安全起见将这些日记塞进一个桌子的抽屉里。战争结束后，确证安妮已经去世，她把这些无人读过的日记交给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
  
  经再三考虑，奥托·弗兰克决定圆女儿出版日记的愿望。他从A版和B版中挑选出一些材料，编成一个较短的版本，后来被称为C版，即全世界读者所知道的《一位少女的日记》。
  
  在挑选的过程中，奥托·弗兰克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力求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书的篇幅要短，这样才适合在荷兰出版社的系列丛书中出版。其次，安妮有关性的一些段落被删节了，在1947 年日记初版时，大胆地描写性并不常见，在写给年轻人的书中更不可能出现。另外，出于对死者的敬意，奥托·弗兰克也删节了一些对他妻子和后屋其他成员的冷语。安妮·弗兰克从十三岁开始写日记起，到十五岁不得不搁笔为止，毫无保留地记录下她的喜好和嫌恶。
  
  1980年奥托·弗兰克去世时，遗嘱将女儿的手稿赠予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家战争文献资料馆。由于从日记出版之日起，它的真实性就遭到质疑，战争文献资料馆进行了彻底调查。最终，日记确证无疑纯属真实的时候，即被整本出版，连同一份详尽调查结果。《评述版》不仅包含有A、B、C 三个版本，还附有弗兰克家的背景资料、有关被捕和发配的情况、安妮笔记的检验、所用得到的文献资料等。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奥托·弗兰克的法定继承人，继承了他女儿的著作权，后来决定为广大读者出版一个新的扩展版本。新版本绝不可能影响到旧版本的完整性，因为这个版本已经把日记及它所涵盖的信息传播给了上百万人。编撰扩展版的任务交给了同是作家和翻译家的米莉亚姆·普雷斯勒（Mirjam Pressler）。安妮·弗兰克基金会资助的米莉亚姆·普雷斯勒最终版，包含近百分之三十的新内容，将会让读者更敏锐地洞见安妮的内心世界。
  
  1998年出现了过去不为人知的日记原稿。现在，经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允许，一篇署期为1944 年2月8日的长段文章将添加到已出版的日记中。1942年6月20日记录的简短日记这里未作改动，因为日记已包含一个更加详细的文本。此外，依照最新发现，1942 年11 月7 日的日记被改到1943 年10 月30 日中。更多信息请读者参阅修订版《评述版》。
  
  在写B版本的时候，安妮为她书中出现的人物起了假名。最初她想称自己为安妮·奥利斯，后来又想改为安妮·罗宾。奥托·弗兰克选择用真实的名字称自己的家人，其他人则遵从安妮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帮助后屋成员的人现在已众所周知。在本版本中，帮助者将采用真名，因为他们理应如此。其他人的名字均按照《评述版》中的假名。对于那些希望保密身份的人，战争文献资料馆随意选用了字头缩写。
  
  后屋其他藏匿者的真实姓名如下：
  
  范·佩尔斯家（来自德国奥斯纳布吕克）
  
  奥古斯特·范·佩尔斯（生于1900 年9 月9 日）
  
  赫尔曼·范·佩尔斯（生于1898 年3 月31 日）
  
  彼得·范·佩尔斯（生于1926 年11 月8 日）
  
  安妮在她的手稿中称之为：佩特罗内拉、汉斯和阿尔弗雷德·范· 丹； 而在书中称之为： 佩特罗内拉、赫尔曼和彼得·范·丹。
  
  弗里兹·普费弗尔（生于1889 年4 月30 日，德国基森）
  
  安妮在手稿及书中都称为：阿尔贝特·杜赛尔。
  
  读者应该清楚，此版本大多依据安妮将近十五岁时所作的B版日记。安妮偶尔会回顾评注她早期完成的一些段落。这些评注在此版本中被一一抄录。当然，我们对安妮的拼写和语法错误都做了改正。另外，文章基本保持原样，因为在一份历史材料上试图做出任何编辑和阐述都是欠妥的。
  
  朱碧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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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在历史上众多在重大痛苦和损失之时为人性尊严发言的人中，没有谁的声音比安妮·弗兰克的更铿锵有力。
  
   ——美国前总统 约翰·肯尼迪
  
  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苏联作家 伊利亚·爱伦堡
  
  日记内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呈现出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著名美国诗人 约翰·贝里曼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942年7 月8 日　星期三
  
  亲爱的吉蒂：
  
  从星期天到现在似乎过了好多年。发生了好多事情，就像整个世界都完全颠倒。但是你瞧，吉蒂，我还活着，爸爸说这是最重要的。我确实还活着，但别问我在哪儿或怎样活着。或许今天我说的话你一句也理解不了，那么我就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说起吧。
  
  下午三点（赫洛刚走，不过打算过一会儿再来），门铃响了。我正在阳台上懒洋洋地读一本书，所以没听到。不一会儿，玛戈特异常激动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传唤令。”她低声说，“妈妈已经去见范·丹先生了。”（范·丹是爸爸生意上的伙伴，也是一位好朋友。）
  
  我大为震惊。传唤令！每个人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集中营和孤零零的监狱景象闪现在我脑中。我们能让他落入这种境地吗？我们在客厅等妈妈的时候，玛戈特郑重地说：“他当然不会去。妈妈去了范·丹家商量是否明天就可以搬到我们的隐藏处。范·丹家和我们一起去，一共七个人。”沉默。我们不能继续谈下去了。想到爸爸去拜访犹太养老院的某个人，他对现在发生的事还毫不知情。漫长地等待妈妈回来，酷热和担心，这一切让我俩陷入沉默。
  
  突然门铃再次响起。“是赫洛。”我说。
  
  “别开门！”玛戈特阻止我。不过没必要，因为我们听到妈妈和范·丹先生在楼下正和赫洛说话。接着他们进来并关上了门。每次门铃响起，我或者玛戈特都得蹑手蹑脚下楼看是不是爸爸，绝不给任何其他人开门。我和玛戈特待在房间外面，因为范·丹先生想和妈妈单独谈话。
  
  我们一起待在卧室的时候，玛戈特告诉我传唤令不是给爸爸的，而是给她的。受了这第二次打击，我开始哭泣。玛戈特才十六岁，显然他们想把这样年纪的女孩单独带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的，妈妈也这样说。这一定就是爸爸说的我们全家都要躲避的意思吧。躲避……躲哪儿去呢？城里，乡下，一间房子里，还是村舍？什么时候去，去哪儿，怎么去？……这些问题我都不能问，但它们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玛戈特和我已经开始把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塞进书包里。我首先放进去的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夹、手帕、课本、一把梳子、旧书信。想着我们就要去躲藏了，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进去。但我并不遗憾，回忆对我来说远比衣服重要。
  
  五点钟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给克雷曼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晚上是否可以过来一趟。范·丹去接米普了。米普过来取走满满一包鞋子、衣服、外套、内衣和袜子，答应晚上再过来。随后沉默降临到整个公寓，谁都不想吃东西。天气仍然很热，一切都是那么反常。
  
  我们把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了戈德施密特先生，一个三十几岁的离婚男人。他似乎和这个特别的夜晚无关，尽管屡次礼貌地暗示，他还是一直待到十点。
  
  十一点钟，米普和扬·吉斯来了。米普从1933 年起就和爸爸一起工作，并和她的丈夫扬·吉斯都成为我们的密友。又一次，鞋子、袜子、书籍、内衣统统消失在米普的包里和扬的深口袋里。在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俩也消失了。
  
  我筋疲力尽，虽然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还是很快就入眠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妈妈叫醒我。幸亏星期天不是很热，温热的雨水下了一整天。我们四个人裹上一层又一层衣服，看上去就像要在冰箱里过夜，而这都是为了能带走更多的衣服。处于我们这种境地的犹太人绝不会带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外出。我穿了两件汗衫、三条裤子、一条连衣裙，外面再套一条短裙、一件短上衣、一件雨衣、两双袜子、笨重的鞋、一顶帽子、围巾，还有许多别的衣物。在出发前我就快要窒息了，但是没有人过问一下我的感觉。
  
  玛戈特把她的书包装满课本，骑着她的自行车跟在米普后面奔向未知的地方。总而言之，这便是我的想法，我还是不知道我们隐藏的地方在哪儿。
  
  七点半，我们关上了家门。我唯一道别的活物就仅仅是小猫咪莫奇。按照我们留给戈德施密特先生的便条，它将被送到邻居家，在那儿有个安乐窝。
  
  凌乱的床铺，早餐还摆在桌上，厨房里放着一磅给猫咪的肉——一切造成我们仓皇离开的假象。不过我们不在乎什么印象，我们只想离开，只想安全地逃遁并抵达目的地。别无他求。
  
  明天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