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而残疾，八岁以前不能走路，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做任何事。我看一堆蚂蚁从窝里出来，每只蚂蚁从大叶子上采一块扛在背上，排成一队走单线回到窝里。如此情景我看了一个小时，像看一场很有趣的戏剧，也能由此发现蚂蚁的智慧。这种方式叫“自我排遣”，自己寻找安顿的地方。
  说实话，我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天生残缺，到老了已经病了几十年，如果不往里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打造好自己的内心，不再追求短暂的高兴的“快”，不再追求短暂的虚荣的“乐”，我们的行为、情感就能通达天地和灵魂。
  90岁史学大家许倬云，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往里走，才能安顿自己。
  如果你总感觉活着很累，那就翻开本书，从今天开始安顿自己的心。
  
  许倬云，史学大家，1930年生于厦门，江苏无锡人，美国匹兹保大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2020年荣获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
  学术代表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等，另有《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冯俊文，湖北黄冈人，资深出版人，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荣誉研究员，访问学者。
  
  一  疫情之下，这个世界会好吗？ / 001
  二  快速转变的时代，我们该如何面对迷茫？ / 043
  三  归结到内心，人要对自己负责 / 073
  四  你要安世界，就得先修己 / 101
  五  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 131
  许倬云：越鸟栖南 / 187
  后记：听着江声，你一寸寸老去 / 216
  
  许倬云先生是当世史学大家，老先生尤其难得有一颗爱普通人、为普通人寻求安顿的心。
  ——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许倬云先生以博古通今的学问，关切民族与国民的境遇，思考人类文明的命运。他的洞见、忧思与告诫凝结着非凡的智慧和良知，值得我们每个人倾听与思索。
  ——刘擎 政治学者、华东师大教授
  
  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许纪霖 历史学家、华东师大教授
  
  许倬云先生是当世学问大家，治学严谨，而又能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别出一格。老先生饱经忧患，而家国情怀不改，他的话里悲天悯人的胸怀，令人感佩。
  ——施展 外交学院教授
  
  许倬云先生以他宏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史学功力，在历史和现实的世界中纵横驰骋。让人感佩他精深的学问、睿智的见识之余，也深深地感动于老人家对中国文化深沉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真切的期待。
  ——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医学社会史专家
  
  许先生是当代难得一见的大家，有幸聆听过许先生的直播课，受益匪浅。这十堂课横贯古今中西，学识渊博，对当今世界形势判断准确，高屋建瓴，让每一个希望了解国际关系和全球未来的人都有所收获。
  ——郝景芳 科幻作家、第七十四届雨果奖得主
  
  《往里走，安顿自己》（第二十节，有删减）
  
  我向来不喜欢诉苦，不过现在不是诉苦，我是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解释给大家听。我的困难从出生就开始了，我是生为残疾，长于忧患，后来背井离乡，现在病残到这个地步，基本上已经是瘫痪之人。我依靠着我的病床和病床上的那些设备，包括电动的吊兜——可以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吊到床上。椅子是个电动轮椅，让我可以自由移动。医院替我在家里布置这个病房，每个礼拜会派医护人员来了解我的情况。所以我是一个待走之人，待走以前，他们想要照顾好我。
  从开头讲起。我是双胞胎之一，还是早产儿，生产的时候先母又生了一场病，由于双胞胎的养分为两个人共有，养料完全不够。我处在比较下面的位置，所以我是哥哥。在下面位置的胎儿只能吸收上面胎儿用剩的养料，于是我的肌肉就没有足够的营养。在该发展肌肉时，我的肌肉没有成长的机会。这使我在六个多月大的时候就提前出生了，我的关节和骨头被肌肉绊住不能成长，但成长过程中养料转换成骨质，所以机能都在，扭曲的骨头长得非常结实，只是位置不对。扭曲的骨质在脊椎里不断增长，就会压迫神经。所以我是高度残疾之人，出生时能活下来就已经不容易了。幸亏当时教会医生知道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把我放在育婴箱抚育。医生告诉我，七八岁以前不会动刀，七八岁以后想办法开刀。七八岁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逃命都来不及，还开刀吗？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才开了五次刀，把两只脚矫正过来，可也不过是矫正到可以走路而已。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学位，前两个学期上课，第三个学期开刀。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可我熬过来了。九年前，我又开了两次刀，把脊椎骨重新整顿。到了现在，我的脊椎骨再一次不听话了，这次的结果是几乎瘫痪——我不能站了。
  我在残疾之中过了一辈子，说不幸也不幸，说幸运也幸运。幸运的是在厦门传教士基督医院出生，他们用当时先进的知识和医术，让我活着，我的一条命没丢掉。更幸运的是，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残疾而不疼我，我们弟兄两个，父母都当宝贝一样爱着。我的兄弟姐妹对我很爱护，我的双胞胎弟弟等于是我的手脚，是我的眼睛。他出去跑一圈回来告诉我，那边树上有麻雀在吃小虫子。外面小孩子在吵，他就跑过来说：“外面好热闹，我们出去看看。”他就抱我出去，我们一起看看热闹，诸如此类。再到后来，他上学，我不上学，他放学回来就告诉我，他在学校看了什么、学了什么。
  这都是我一辈子感激的事情，但我必须自立，要慢慢学着怎么样才能不被抱、不被喂，学习自己吃饭、自己挪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工具，我坐在小竹凳上，自己往前拉，半寸半寸地挪。再后来慢慢就学习站起来，每一道关口挣扎过去。母亲含着眼泪，静静地在旁边看；兄弟姐妹尽他们的力量帮忙。可我不要帮忙，自己挣扎着来。母亲看到我学着站起来的时候，在旁边真是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扶。但是她忍住不扶，让我挣扎过去。
  到后来我长大以后，同学和朋友对我很爱护，没有人欺负我，都在帮助我，这也是我的幸运。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特殊照顾。我没有读过初中，刚开始就读高一。高一的时候我有很多科目落后，因为这些初中的科目在家里是无法自修的。而我的学校辅仁中学给我优待，让我先试读，通过试读考试后再正式入学。我头一次月考就通过了试读考试。在辅仁中学，一路读上来同学们都很爱护我，愿意帮我的忙。特别是有个小班，后几名的同学跟我一样，放学以后再学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由功课好的同学辅导，温习当天的功课，弥补我的不足。大家互相帮忙，一起温习，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每个人都把自己学到的、理解的知识输送给别人。我相信我那个班是辅仁中学相处和谐的一个班，也是后来进入学术界人数较多的一个班。
  这些都是我的幸运。后来我到大学，到研究所，帮助我的人无处不在。在芝加哥，医院免费替我开刀，一分钱不收。这一辈子，我虽然残缺，但是得到了特别多的恩惠和保护，也感受到了特别多的温暖。这使我能够撑到今天，所以我感恩，我不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