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郭建龙重磅新作，“帝国密码三部曲”之二
  前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畅销10万册，入选《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中榜好书、2017中国*美书店周主题书单/12本人文好书推荐、豆瓣2017年度读书榜单，马勇、梁小民等学者的2017年书单。暌违一年，郭建龙新作《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重磅上市。
  
  
  
  2、读懂了中央帝国的政治哲学，就把握了中央帝国统治的思想根基
  
  用哲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2000年历史！洞悉大一统政府的统治逻辑，探寻历代王朝的治理秘密。剖析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秘密。
  
  
  
  3、本书的核心观点：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
  
  中国哲学并非枯燥无味的思想集合，而是在历史跌宕起伏进程中的曲折发展，其间经历了神学谶纬期（两汉）→ 玄学自然期（三国、魏晋）→ 三教开放期（五代隋唐）→ 经世致用期（北宋）→ 道学封闭期（南宋、金元）→ 实学兴起期（明清）等阶段，充满了斗争、合纵连横和妥协。
  
  
  
  4、本书用两大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央帝国的哲学：
  
  ⑴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由于与现在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⑵不拘泥于每一家、每一派的哲学观点，更加注重讲解中国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
  
  
  
  5、作者对于中国各朝代哲学、中西方哲学、现代与古代哲学的关系等都有独到而精彩的论述
  
  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只有政治问题得到解答后，才会将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出新的方向。
  
  
  
  现代哲学比起古代哲学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在缩小，因为它不再负责解释宇宙的构成，也不再影响人类的经济和生活。哲学的退缩与科学的前进，是现代人的主旋律。
  
  
  
  6、数十位学者、媒体人一致推荐
  
  葛剑雄/林达/余世存/张鸣/马勇/张广天/周濂/骆玉明/郑培凯/刘苏里/俞敏洪/陈志武/李淼/李鸿谷等数十位学者、媒体人盛赞
  
  
  
  郭建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之一，总觉得他是个奇人和孤例。他为人的纯净善良、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独身探索险地的勇气，和巨大的阅读量、把握历史的大气、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的成熟，融合在一起。他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林达作家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现代政治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划分为神学谶纬期、玄学自然期、三教开放期、经世致用期、道学封闭期、实学兴起期六个阶段，详细梳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剖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力图说明中国哲学的演化与封建帝国的统治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个周期从西汉的儒教哲学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反叛”、佛学的产生，直到隋唐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晚清，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理学的思想控制，明代心学的诞生及反思，清代实学的兴起及发展……
  
  本书叙述的就是两大周期之中，中国哲学为什么如此演变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作者简介
  
  郭建龙
  
  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帝国密码三部曲”：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即将推出）
  目　　录
  
  目录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年—公元200年，西汉到东汉）
  
  第一章 汉高祖的皇帝危机（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41年）
  
  一场荒唐的演出
  
  失控的帝国
  
  集权帝国的根本哲学问题
  
  初步神化方案
  
  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
  
  熬过秦火的儒家
  
  从孔丘变公羊
  
  儒教的诞生
  
  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第三章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公元前87年—公元23年）
  
  博士、太学和门阀
  
  政治化的儒教
  
  谶纬的世界
  
  第四章 谁是真经？（公元前53年—公元36年）
  
  论道石渠阁
  
  发现古文经
  
  打不破的围城
  
  复古，复古
  
  伪造大比拼
  
  第五章 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公元36年—公元200年）
  
  光武帝时期大辩论
  
  白虎通大和泥
  
  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反对谶纬的机械论者
  
  合并时，已临近死亡
  
  第二部 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公元166年—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
  
  第六章 乱世文人抱脚难（公元166年—公元220年）
  
  夹缝中的文人结派
  
  儒教理想的终结
  
  经学葬处，玄学萌发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公元220年—公元260年）
  
  何谓玄学？
  
  阴阳、五行与才性
  
  嬉皮士的贵无论
  
  第八章 放诞俗世做酒仙（公元249年—公元316年）
  
  非汤武而薄周孔
  
  越名教而任自然
  
  分道扬镳的贤人们
  
  玄学思辨的精华
  
  第九章 被收编的嬉皮士（公元266年—公元316年）
  
  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独化：最后的调和派
  
  倒入享乐主义
  
  第三部 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公元316年—公元960年，东晋到五代）
  
  第十章 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公元前2年—公元316年）
  
  作为宗教的“道”
  
  儒道从来是合流
  
  浮屠真义
  
  普度众生的大篷车
  
  西域泊来，落户中原
  
  第十一章 南朝：政治资源争夺战（公元317年—公元589年）
  
  不拜皇帝的和尚
  
  华夷之辨与中国特殊论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梁武帝：垮于佛教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年—公元589年）
  
  灭佛与兴佛
  
  老子佛陀的迷雾
  
  佛道大斗嘴
  
  不屈的和尚
  
  第十三章 隋唐：从现代边缘坠落（公元581年—公元960年）
  
  作为空壳的儒教
  
  本土化佛教的兴盛
  
  向老子认亲的王朝
  
  唐朝思想的现代萌芽
  
  回归孔夫子
  
  皇帝缺钱找佛祖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年—公元1506年，宋到明）
  
  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温和的改革，未了的结局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受排挤的苏轼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第十五章 存天理，灭人欲（公元960年—公元1200年）
  
  卫道士的到来
  
  北宋的道学谱系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最后的先知
  
  第十六章 从斯多葛到大一统（公元1200年—公元1506年）
  
  辽金：野蛮人学舌
  
  元代画瓢
  
  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第十七章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公元1206年—公元1368年）
  
  法国人记录的大辩论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
  
  被剃头的道士
  
  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明到清）
  
  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公元1368年—公元1529年）
  
  鹅湖寺风波
  
  陈白沙：变奏之始
  
  王阳明：无奈的思想反叛
  
  第十九章 从心学到犬儒（公元1529年—公元1644年）
  
  赤手搏龙蛇
  
  游侠之死
  
  以死卫童心
  
  朋党重现
  
  庸俗化的心学
  
  第二十章 神学散去，实学到来（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王夫之：从务虚到务实
  
  黄宗羲：政治学曙光
  
  顾炎武：提倡实学精神
  
  阎若璩：伪经的发现
  
  戴震：大一统理论消亡
  
  后记
  
  附录 中央帝国时期中国哲学简单年谱
  
  史料来源及其说明
  
  
  
  
  显示部分信息
  前　　言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公元1978 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三次剧烈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大的感慨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大学教授还不如开面馆”，从这种种抱怨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学问的迷恋，以及对于市场分配机制的排斥。
  
  九十年代见证了知识分子的下海狂潮，几乎每一个大学教授醉心的不是学问，而是做副业开公司赚钱，这一阶段见证的是读书人对知识的抛弃和对商业的衷心拥抱，不管是开什么公司，只要赚钱就行。
  
  到了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涉足于那些会让他们湿鞋的普通行业，而是纷纷以做政府智囊为荣，他们出没于各种演讲场合，攀比着出场费，贩卖着主题单一的“知识”，展示替政府着想的新理论。即便要开公司，也必须是和政府打交道的高端掮客行业，在谈笑中轻松将钱赚走，至于那些辛苦、利润菲薄的制造业、服务业，让其他人去做吧。
  
  四十年间的三次转型，让人们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镀金时代的到来。
  
  但在金光闪闪、觥筹交错之中，却总是有一些杂音出现。比如，如果人们仔细听现在知识分子贩卖的学问，会发现主题永远只是一个：论证政府政策的高明与正确。
  
  当政府出台了政策甲，他们迅速跟进，向普罗大众普及政策甲的优点，任何看不到政策高明的人都会被嗤之以鼻。政府出台了政策乙，同样是一番普及工作。可如果政策甲与政策乙是冲突的，他们还要费尽心机，论证两个政策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利国利民的精心设计。在一番不需逻辑的论证之后，和谐社会深入人心，所有的血色退居幕后。
  
  在我做记者时，这样的场景每年都会见到上百次。当台上侃侃而谈时，我的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两千多年前的那场运动。
  
  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当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来自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控制了中国人思想两千余年。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至今没有跳出窠臼。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研究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这场灌输是如此强烈，即便到了现在，仍然无法打破。
  
  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又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以及人们如何挣扎，又如何回归到惯性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一个依靠暴力上台的政府为什么是合法的？人民为什么要服从于它？
  
  比如，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却知道得一清二楚，还有许多六国的臣民，他们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血统，对于平民出身的小流氓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于刘邦的后代产生忠贞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一个政府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被人民普遍接受。即使一个政权在上台之初带有暴力色彩，或者没有被普遍接受，但随着政权的延续，当某一天，人民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政权下生活，并从政权带来的安定中获得了普遍的好处，这个政权就具有了合法性。
  
  但这样的答案却并不能被刘邦及其后代所接受。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归于人民，就意味着人民也拥有合法的权力去推翻它。即便现在已经接受了它，但有朝一日人民厌烦了，就可以将其推翻。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也不容反抗。哪怕所有的人民都反对它，它仍然是合法的，犯罪的只是所有人。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卵巢彩票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他们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从汉代开始，统治者就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必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要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
  
  不仅是中国，即便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宇宙真理要求人们服从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从宗教改革时期政教合一的小政权，到纳粹德国，都曾经将人异化成为真理旗下的一只蚂蚁。
  
  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代，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最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IV
  
  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代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
  
  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却又将阴阳家的宇宙观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进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
  
  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了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成为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中吸引着大量的拥趸。
  
  第三，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的人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了司法体系，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最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格式化了。不管是赞成王朝还是反对皇帝的人，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真理深入人类社会最深的印记。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束缚，让中国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每一个周期中，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V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举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会用其他的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灌输的几个观念来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当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好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代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于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引起的。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第一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所谓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儒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洗脑的方式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人们的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入了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VI
  
  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儒，于是中国哲学第一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却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代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代的高官除了文采之外，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却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的第二个周期从宋代开始。由于唐代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帝国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代，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代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了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第二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建立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儒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周期的庸俗期从元代持续到明代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代，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反叛期。人们通过提倡对内心的遵从，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VII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了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代，中国哲学再次进入了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代实学的兴起，让人们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逻辑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人们开始对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入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代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是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代，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工具，并在逐渐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就叙述了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两大区别：
  
  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传统哲学史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虽然书大都很厚，但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也无法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更加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籍。当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现代问题时，会打开更加广阔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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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郭建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之一，总觉得他是个奇人和孤例。他为人的纯净善良、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独身探索险地的勇气，和巨大的阅读量、把握历史的大气、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的成熟，融合在一起。他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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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条狗都有属于它的那一天。
  
  这句话在一个叫作叔孙通的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叔孙通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山东省滕州市。在秦汉时期，虽然春秋战国的各路诸侯已经被统一，可是人们仍然习惯于把这些诸侯国当作各自的籍贯，而各个地方也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叔孙通出生在当年鲁国的薛县，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礼仪之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面临战争的窘境，人们也习惯于磨磨蹭蹭奏着乐、讲着礼，从容地迎接战争的到来。[1]
  
  叔孙通在鲁地接受教育后，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机会。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需要各地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叔孙通受到了征召，前往秦朝都城咸阳担任待诏博士，相当于皇帝的候补智囊。
  
  数年后，秦始皇死了，他的儿子秦二世无力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秦朝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当陈胜从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
  
  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着急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语吵起了架：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
  
  现代人看来，当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问题。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预感到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
  
  但当时的儒生们不管持有哪个观点，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杀掉。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2]
  
  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已经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不再用得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3]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摸准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
  
  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了他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灰飞烟灭。
  
  离开了长安的叔孙通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他首先回到了家乡，家乡人民已经投降了起义军。这时首倡起义的陈胜已经死去，起义军最强大的人物变成了项梁（项羽的叔父）。项梁树立了一个傀儡，是楚国王室的后代熊心，尊他为楚怀王。[4]叔孙通决定撞他的大运，跟随了项梁。
  
  但不久，项梁在战争中被秦国将领章邯大败身死，叔孙通只好卷起铺盖投靠了楚怀王。后来，项梁的侄子项羽击溃了秦国，成了西楚霸王。楚怀王这个傀儡用不到了，被贬斥到了现在的湖南郴州，最后被杀死在那儿。叔孙通只好再次寻找下家，投靠了项羽。
  
  但不幸的是，叔孙通投靠项羽不久，项羽的老对手刘邦就趁着项羽进攻北方齐国的空当，率军直捣项羽的老巢，占领了西楚的首都彭城。
  
  叔孙通此时看准时机，认为项羽已成末日残阳，又转身投靠了刘邦。
  
  更不幸的是，这次叔孙通又看错了局势。当项羽听说刘邦偷袭了彭城后，立刻挥兵南下，直指彭城。而刘邦此刻却在彭城整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结果兵败如山倒。刘邦仓皇逃出彭城，一路上危险重重，刘邦为了要加快逃窜的速度，甚至要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从车上踹下来。[5]
  
  刚刚投靠刘邦的叔孙通此刻傻了眼，他不可能再投靠项羽一次，这可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随刘邦逃走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地域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
  
  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地带来了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家需要的是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
  
  就在这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十位主子[6]）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