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无可置疑的代表作，以观念史入手理解浪漫主义的精髓。
  作为一名开创性的观念史学者，本书是伯林首屈一指的代表作之一。伯林以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和丰富的引经据典，将近代的西欧文化淋漓尽致地阐述出来。在他以前，从来没有人以如此深刻的方式，认识到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无比力量。如果仅选取两本图书作为了解伯林的入口，那么本书以及《自由论》是当之无愧的选择。
  依据普林斯顿2013年修订版，新增名家前言，首刊伯林未出版通信。
  本书依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升级整理，为伯林著作的*定本，不仅注明早期版本中出处不明的引用，收录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格雷的长篇前言，还增补了伯林就“浪漫主义的根源”梅隆讲座与各方的通信，阐明此书的缘起，乃是当前伯林著作的权威版本。
  全新“伯林文集”，典雅装帧，宜读宜藏。
  全新推出的“伯林文集”囊括以赛亚?伯林的专著、文章和书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位20世纪著名知识分子的思想成就。文集采用方便易携带的小开本，典雅朴素而统一的装帧设计，美观疏朗的内文版面，既适合阅读，也适合收藏。
  
  本书根据1965年伯林所做的“浪漫主义”梅隆讲座录音整理而成。自浪漫主义的定义始，历陈其滥觞、生长和壮大，抉发其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伯林借前任所未发的观念史视角，展现出浪漫主义革命作为认知方式和思想意识的无比力量。伯林的演讲结构了然，思维缜密，典故如排山倒海，排比如山洪倾泻，是豪宕的思想音乐，是天神眷顾的天才时刻。
  
  以赛亚·伯林爵士
  （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前言：两个世界的后代（约翰·格雷）
  编者前言
  一 寻找一个定义
  二 对启蒙运动的首次攻击
  三 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
  四 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五 奔放的浪漫主义
  六 持久的影响
  第二版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校译新记
  
  前言：两个世界的后代
  约翰·格雷
  观念造成的后果（而且不仅仅是后果）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本意——这一事实构成以赛亚·伯林著作持续不断的主题，这并非因为观念付诸实践时往往会遭修正——对于这一主题，我们相当熟悉。在“观念如何被理解”这一点上的种种分歧，以及人之利益及动机的错综交织，都意味着任何观念一旦实施，必会被人掺假或扭曲。正如伊曼纽尔·康德所说（也是伯林爱引用的至理）：“用扭曲的人性之材打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不论伯林是否正确地阐释了康德，其所传达的信息毫不含糊：观念与其实践的差距恰是人类不完美的尺度。
  伯林著作烛照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事实。一旦观念进入世界，必定焕然一改；一旦复现，本质已然变异，不复初衷。大卫·休谟声称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与其说是理性的推断，不如说是习惯的产物。这一观念进而成为其怀疑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后来却被用于服务宗教，实令这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始料不及。如果他真能预见这一前景，他会吓坏的。然而，他未曾预见的恰恰成为事实：虔诚教徒J. G.哈曼就是利用了休谟的观念辩护神迹的真实性。休谟利用起因怀疑论争辩我们不可能知道神迹发生，哈曼亦用同样怀疑论争辩神迹确已发生。于休谟，怀疑是哲学追问的终结，于哈曼，怀疑却是跃向信仰的起点。
  正如伯林所澄清的那样，哈曼是浪漫主义发展的关键先生：“在我看来，有一个人给予启蒙运动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哈曼由休谟开始谈起。他说休谟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那答案会是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作为启蒙运动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哈曼给反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库里填入了某种悖论式的东西。当我们想起伯林的观点：哈曼反对所有启蒙思想家共同认可的理念，这种悖论就愈发突出。
  彼此争吵的思想群组，后统统归入“启蒙运动”，质疑它们是否共有一些智性追求蔚然成风，而伯林从未相信它们会有什么共同追求。当然，启蒙运动完全不是一场齐一运动。尽管如此，“这些思想家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美德终在于知识；只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有德行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颇多至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深不可弭，启蒙思想家都会接受三个基本假设：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并非只是启蒙思想家，甚至也不只是西方相信这些假设——“这些正是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他们表达了一种持久不衰的哲学，盛行于漫长世代和多种文化之中，而伯林列出的那些假设则支撑起西方主流传统，并且他写道：“它……也是浪漫主义萌蘖之处。”浪漫主义并不单单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击，而是“迄今为止西方意识重大的变革”。
  此说堪称高见远识，极有可能夸张。但我们无须接受伯林关于“浪漫主义在现代思想体系中一锤定音”的断言，才能发现他对浪漫派教益的描述。如他所示，正是浪漫派将原创性引入艺术。他意欲表明艺术家作为创造者这一理念正是一种浪漫主义遗产。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蓬勃发展之时，创新本身才被视为是艺术作品中一种富有价值的特质；只有那时我们才开始相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新意。除了原创性的理念，一些浪漫派还秉持另一种概念，即艺术家几乎是上帝一般的人物，可以任意重塑这个世界。原真性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化：人类应只追随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观或某种程度造就了他们自我的价值观——这一理念本身成为一种价值观，也许远比其他价值观重要，终发展成一种理念，也即文化，或理想状态的文化应该是整体简单，自身纯粹，未受外来影响异化。正是从这一点浪漫主义开始溢出艺术，影响延及伦理学与政治。
  在1965年华盛顿特区系列演讲中，一开始，伯林先做了具有导言性质的评论，描述了浪漫主义这种范围更大的影响，而《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正是由演讲辑录而成。编辑亨利·哈代记录了伯林讲座笔记的一个观点：“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这段话突显出伯林的思考：浪漫主义的影响非常矛盾。按照自由主义的标准理解：浪漫主义的政治影响几乎完全负面。在许多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卡尔·波普尔、雅各布·托曼等人看来，浪漫派是现代非理性主义政治的鼻祖，这种非理性主义政治犹如度数很高的啤酒，不仅解了民族主义者费希特的渴，而且使得那些与欧洲法西斯关联密切的危险思想家上瘾，如极右反动派查尔斯·莫拉斯。
  伯林并未否认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浪漫主义具有危险性。在他的第五篇演讲“奔放的浪漫主义”中，他承认浪漫主义思想一开始就蕴藏这种危险。浪漫主义者对于创造力的信仰其实包含着对于因果关系，甚至对于逻辑的拒斥。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一种限制，而自由是意志的胜利。他们嘲笑和平的共存和理性的妥协；在他们看来，对深度尊奉的价值观的激情表达，不管其实践起来结果如何，才是的真正人性，值得崇拜。由此生发出原真性膜拜，只有狂热信奉和虔诚践行被当作美德。人类生活就是一个战场，理想与生活方式总是抵牾，不可调和。任何缓和这种抵牾的尝试都是懦弱和自我麻痹之举，因为只有全心献身于自由选择的事业，人类才能成就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正如伯林所总结的，这种浪漫主义呈现出，“两种因素——其一是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的尝试。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因素构成了这场价值非凡、意义重大的运动中深刻也是疯狂的一部分”。
  浪漫主义助燃反自由的运动。不过，伯林认为它同样滋养并更新了自由主义。“多重价值并存且互不兼容的观念；多元性、无穷性、人的一切答案和决定的非完满性的观点；在艺术或生活中，任何声称完美和真实的单一回答在原则上都不是完美和真实的”——这一浪漫主义睿识，既启发了许多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又帮助锻造出更为持久的自由主义哲学。除了关注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之源，浪漫派还有更多贡献。通过坚持人类理想的多样性，他们表达了对宽容的需求（尽管实际上他们可能会拒绝宽容），因为宽容，因为需要“在人类事务中保持并非完美的平衡……因此，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借由观念史上常见的反转，浪漫派给自己鄙夷的理念和价值观延续了生命力。
  会有一些人质疑伯林所捍卫的“人类事务中并非完美的平衡”是否真的来自浪漫主义关于人类价值多元性和不可兼容性的主张——如果确实如此，这种并非完美的平衡是不是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种东西？是不是又会陷入某种伯林的“相对主义”？一旦追问起来又是漫游无疆，此处不宜纠缠。不过，在伯林的回击中，有些观点值得讨论。
  首先，至少值得争辩的是，伯林勾勒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轮廓，这种自由主义并未建立在他所描述的“理性主义是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之上。囿于这种传统思考，许多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定自由主义必须是一个得到明晰陈述的体系，由普遍性原则构成，比如，关乎人权的原则，而通常被指认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及运动，往往会有历史性变异，假设是否切合变异，则令人怀疑。伯林呼吁自由主义必须基于实践，主要基于宽容和体面实践之上，而非对错原则之上。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并未引起哲学家普遍关注，作为寥寥呼应者之一，阿维赛·马加利特在其卓荦之作《体面社会》（The Decent Society, 1996）中表达了相似观点，属于防守性哲学，思想来源清晰可见。无论如何，伯林表达的立场都有一个优点，对于那些对有悖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种种冲突做过深入研究的作者，伯林皆能清楚呈现其态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它可能会被证明要比现在正统的自由主义更具适应性。论及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力量与脆弱性，我们可能从亚历山大·赫尔岑和伊万·屠格涅夫那里得到更多的了解，而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或约翰·罗尔斯。
  伯林找到了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彰显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不论是思想传统抑或将其具身化的人类都不是简单的整体，无法个个封闭起来，互不相干。当浪漫主义者将某种纯粹之物尊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时，他们其实也在设计将为人类的敌人所用的武器。同时，他们视而不见观念付诸实践的后果。任何观念，包括他们自己的观念都有可能变异为对立面。
  对于这种现象，伯林进行了解释。他的价值不止于是填补观念史上的一页空白。他揭示出我们所有人都是诸多传统的后代，身上携带的观念都是纠缠一团的矛盾。我们无法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一如我们无法摆脱启蒙运动的影响。我们甚至不应尝试摆脱，因为，正像伯林在后一场演讲的结语所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后代。”本书思想激荡，充满悖论，重要的一点就是伯林见微知著的阅读方式。浪漫主义的信条本来鼓吹自我封闭的文化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它却在伯林笔下变成对相互竞争但优雅平衡的各种价值体系的有力辩护。
  
  伯林在这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学术天分：思维敏捷、博学机智、深刻且令人振奋。阅读本书，犹如目睹鲜活的思想从天才头脑的熔炉中锻造而出。
  ——约翰·班维尔
  无论是对首相、总统来说，还是对文化批评家而言，本书都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作品。伯林的写作为我们展现出，当我们面对人类需求和渴望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理想之间互不兼容的态势时，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宽容和理解力。
  ——彼得·马德福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你能听到语言的洪流不断膨胀，互相撞击，一次次地汹涌澎湃……发人深省，激荡人心，充满自然的原始张力。这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核心所在。
  ——《关键报道者》
  
  一 寻找一个定义
  也许你们期待我的演讲一开始就给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出些归纳概括什么的，以便阐明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不想进入这个陷阱。杰出、睿智的诺思洛普·弗莱教授指出，当一个人意欲从事对浪漫主义这个问题的归纳时，哪怕只是无关宏旨的话题，比如说吧，英国诗人萌发出了一种对待自然的全新态度—姑且说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吧，他们的态度迥异于拉辛和蒲柏的态度—就会有人从荷马史诗、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时期的阿拉伯史诗、中世纪西班牙诗歌中，终从拉辛和蒲柏的诗中找出相反的证据。因此我不准备归纳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传达我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含义。
  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而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脚印指向一个方向；又如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地涉足这个领域。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不仅是观念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任何时候观察一种独特文明，你都会发现这种文明有特色的写作以及其他文化产品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支配着写出这些东西的作家、画出这些东西的画家、谱出这些音乐的作曲家。因此，为了确定一种文明，为了阐明该文明的种属，为了理解人存身其间思考、感受、行动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可能地分离出这种文化所遵从的主导模式。以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或希腊文学为例。如果你阅读，比如说，柏拉图的哲学，你会发现支配他的是一种几何或数学模式，很明显，他的思维原则基于如下的观念—即存在某些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由此，人们可能通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某种正确的结论；人们可能通过柏拉图所推崇的某种方法获得的智慧；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的知识。几何学，或者说广义的数学，堪称这种知识的范式，完美的范式。根据这种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种严格的学科，或某种方法就可达到真理，至少这是与冷静超然的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当然包括具有类似信念的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家、某些像斯宾诺莎那样的思想家、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纪思想家，他们认为有可能（如果不是的话）达到某种近乎的知识来整饬世界，创造某种理性秩序，由此，悲剧、罪恶、愚蠢，这些在过去造成巨大破坏的事物，终可以通过应用谨慎获得的知识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这是一种模式—我仅以它为例。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认知但又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的全部经验。于是，初的解放者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专制。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一种与上述文化平行的文化，即尚具可比性时期的《圣经》文化即犹太文化。你会发现一种完全不同的主导模式，一套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生活的信念，源于父与子的关系，也许还源于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人们据此解释自然和人生。这种基本的关系—比如子女对父亲的敬爱、兄弟情谊、谅解、上级对下级发布的命令、责任感、僭越、罪孽以及由罪孽派生出来的赎罪需要—这套综合属性成为创造《圣经》的人们以及深受其影响的人们解释整个宇宙的依据，但对希腊人来说纯属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