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周作人的散文，平淡如水、自然如风，展现出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鲁迅晚年向斯诺夫人推荐周作人，认为他是中国*秀的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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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世纪文学经典”精装书系，华文20世纪名家荟萃，读者和专家共同评选，名作汇聚，学者作序，宜读宜品宜藏。
  周作人的文章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学问力度毫不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本书收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苦雨》《乌篷船》等多篇经典散文、随笔，杂谈，篇篇精到，让读书观字之你我，随其恬淡之语感其情调之线，在枯燥的文学和历史中，找寻一点点光亮。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目　　录
  目录
  “这一个”周作人 孙郁
  
  人世杂谈
  
  自己的园地
  苦雨
  乌篷船
  闭户读书论
  北大的支路
  关于写文章
  《文学的未来》
  谈关公
  读书的经验
  上坟船
  苦口甘口
  梦想之一
  文艺复兴之梦
  关于宽容
  杂文的路
  无生老母的消息
  凡人的信仰
  过去的工作
  两个鬼的文章
  
  热风冷语
  
  祖先崇拜
  思想革命
  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
  五四运动之功过
  关于非宗教
  关于人身卖买
  哑吧礼赞
  麻醉礼赞
  伟大的捕风
  论八股文
  关于命运
  关于命运之二
  读禁书
  《思痛记》及其他
  汉文学的传统
  中国的国民思想
  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甲申怀古
  焦里堂的笔记
  
  杂学种种
  
  童话略论
  外国之童话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
  儿童的文学
  天足
  《爱的创作》
  猥亵论
  蔼理斯的话
  论女袴
  神话的辩护
  科学小说
  上下身
  净观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道学艺术家的两派
  关于假道学
  北沟沿通信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娼女礼赞
  童话
  
  文人旧事
  
  怀爱罗先珂君
  故乡的野菜
  济南道中
  济南道中之二
  济南道中之三
  新旧医学斗争与复古
  志摩纪念
  半农纪念
  关于苦茶
  弃文就武
  阿Q的旧帐
  十竹斋的小摆设
  关于鲁迅
  关于鲁迅之二
  关于自己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怀废名
  博物
  饼斋的尺牍
  实庵的尺牍
  红楼内外
  
  域外印象
  
  有岛武郎
  日本的人情美
  闲话日本文学
  日本管窥
  关于日本语
  谈日本文化书
  谈日本文化书之二
  怀东京
  日本之雏祭
  武者先生和我
  希腊女诗人
  希腊之余光
  英国*古之诗歌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三个文学家的记念
  圣书与中国文学
  略谈中西文学
  
  创作要目 孙郁
  （本书目由孙郁选定）
  显示部分信息
  前　　言
  “这一个”周作人
  
  孙郁
  一
  谈论周作人，现在依然是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面对他，仍有许多困惑的问题。关于他的争论，在学术界从未停息过，评价的差异是那样的巨大。大家知道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1901年入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绍兴教书。1917年至北京大学工作。不久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1939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为伪华北政务会教育督办，成了附逆之人，遂落入黑暗之地。晚年苦译古希腊诸国文学，颇为清冷。所著之书甚丰，译作亦佳，为现代文坛奇特的人物。
  由于背了汉奸之名，他在社会上一直得到不同的评价，争议时间很久。但作品和译著，一直在知识界流传，喜爱其文字者也队伍广大。其《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风雨谈》等，被视为现代散文中的精品之一，史家每谈及散文的轨迹，不得不提及于他。因为影响甚远，名字随在鲁迅的后面，故有周氏兄弟文体之誉，成了现代散文的领军人物。鲁迅生前曾对埃德加·斯诺说：周作人的散文是一流的。都不是夸大之词，成了知识界普遍的看法。我读周作人的散文已有二十余年，陆续也写过些关于他的书籍。在我的经历里，对有的文人打量后，不再有描述的冲动。但周作人是个例外，好像总有些新异的存在隐在后面，未得深切的认识。在1923年以前尚未与鲁迅闹翻的时候，他的思想和文风与鲁迅多有相似的地方。与鲁迅分道扬镳后，走了一条隐士和叛徒的路，也仍然与鲁迅在精神上有暗合的一面。比如对正统文化的批判，对个性的强调，对域外人文传统的引入，别有一番苦心。无论在什么时候，他写下的东西都有浓郁的文化感怀，谈风俗，讲性心理学，言希腊旧剧，述日本学术，均是空谷足音，留下了思想的长影，孤独行走于路上。所写的文字看似清淡，实则有大的悲欣，无奈与痛楚也略能溅出一二，使人感到思想的深处有不可理喻的复杂性。弄清其一生的学术痕迹，不下一番苦功是难得结果的。
  早期的创作风格与晚年的心态在文化风范上差异很大。《新青年》初期写下的文章通体明亮，有昂扬的色彩。那篇《人的文学》与《新村的理想与实际》都有点宣言和布道的意味，读后让人深深感动。二十年代初写下的短章都有些锐气，似乎有改造社会的冲动，文字毫无书斋里的暮气。五四前后他写过许多文学批评的短文，在气韵上夺人耳目，见解鲜活有力。大概鲁迅的峻急也感染了他吧，思想是闪电般地呈现着，惊动了沉闷的读书界。后来的写作表面上有点消极，已没有了先前的热情，而背后的思想也不可小视，学识不俗，转而有些阴晦了。不过从中也能看出苦心，对社会的不满，视人性之险恶，偶于谈论古书中露出心绪，内在的批判更浓，只是不易被察觉罢了。这样的选择曾引起激进青年的不满，以为是沦入灰色的境地。如此打量周氏，似乎过于简单，如果看不到其消极里的进取的意识，那大概和他只能隔膜了。
  从他的性情看来，本是一个感伤的诗人。幼时所作之诗与青年时的随笔都有哀怨的东西。后来学识渐增，又东渡日本，了解了日、英、希腊文，由此而接触了域外文明，于是目光由己身转向学林，惟思想为大，喜欢精神的操练，从古文明里找到今人的参照。于是心性转而偏向爱智，能从阅读里找到思想的愉悦。一方面把现实经验投射于读书之中，另一方面又从书本里寻找自我解析现实的公式。在关于文化人类学、古希腊传统的译介里，常有妙论喷出，以文章表达生命意志，就将自我的个体经验与人类认知的经验重叠于一体了。
  在许多文章里，周作人喜谈自己是杂家。身上有非正统的儒家传统，对医学史与妖术史、风土志等别有心解。除了伪道学与八股文外，益智的与有趣的杂书都曾吸引过他，所看之书多为同代人所少见。自知成不了陈独秀、鲁迅那样的斗士，又不愿走胡适这样的名人的路，选择的就只能是闭户读书，少与时髦为伍，在古今中外野史笔记里拾点精神豆粒，聊以度日。我看他的文章，心往往要沉下去，沉下去，偶能与火光般的思想相逢，为之一跳，然而又被巨大的力量拖入深谷，置身于旷野的寂寞里。较之于鲁迅那些激昂的文字，他少的是血色，然而多的是哀凉。就对旧文明的失望而言，难说逊于其兄。了解周作人，大概是应看到这一点的。
  二
  现代史上有两股力量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是哲学意识，即进化论和人道主义，可谓深入人心，二是个性主义的文学艺术。后者在青年中的影响深远。周作人既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也非真正的作家。他大概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物，徘徊在学理与性情之中。就思想感情的境界而言，有陈独秀、鲁迅、胡适这样的人物在，周氏自然不能独树一帜，锐气难说能高于诸人。就创作上的智性而言，废名、沈从文、郁达夫都强于他，想像力的差异一看即明。但周作人的文章却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力度仅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若要看思想史的演进和文学的演进，周氏提供的图景实在是丰富的。
  在他早期的文字里，能够窥见到明亮的人文冲动，学识之深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新青年》诸人沉浸在口号式的说教中时，惟有他以丰富的知识论证了新文学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所谓上呼应于非正宗的儒学传统，旁及欧美的个人主义艺术，下接今人的精神欲求。文章娓娓道来，不露声色，而要义皆出，有着让人信服的伟力。他的说教全无八股的痕迹，理性深处有着逻辑的力量。比如那篇《新文学的要求》、《蔼理斯的话》就从中外的学说引申开来，道出世间的奥义。他引用洋人的学说，都无生硬的地方，好似将一些观点融化到生命中去了。废名曾说他懂得精神上的静观，能于平淡里道出深切，不是没有道理。而广阔的视角带来的情怀为同时代所惊异，至今仍能看到类似的效果来。
  我们在众多的随笔中，能看到他和传统的距离。引起他兴趣的主要是古希腊传统、日本文学、民俗学理论，性心理与儿童艺术等。谈这些域外学说，并非卖弄，而是要医中国人的心病，摆脱古老幽魂的纠葛。和鲁迅一样，对现实的忧患过深，于是多有不满的议论。骂政客，讥迷信，笑看客，唾奴才，笔锋多奚落，有刀笔吏的遗绪。有时看似温文尔雅，实则暗藏杀机，有石破惊天之处。只是有时反话正说，也绕着弯子，思想感情未被人看破，以为有逃逸现实之嫌。受到关注的时候多，招到辱骂的时候也多，以文字而获荣辱，反差之大者，无过周作人者。
  按他的学识和文笔，本可以走一条风风火火之路，建构一种精神的新寓。但因久住书斋，又逢乱世，加之喜过宁静、安逸的文人生活，后来的文字陷入自娱自乐之地，与现实渐远，人间烟火气日稀，渐渐不复有早期的力量了。他后来谈人的文章，把情感隐得很深，只是史实的记录，就少了热泪盈眶与血气。掉书袋的短章精妙者多多，但因为明清杂著的色彩过浓，新锐的东西被古老的灵魂包围着，未能另辟新径，使文章陷入书斋的老气里，实在是一种遗憾。我们今天看周作人，是不能不顾及于这一点的。
  周作人写作生涯浓缩了现代史悲情的一幕。其功与过，自有公论。我以为他的另一贡献是，描述了大量的人物，所记沿革、风物、野史、佚文，有很高的价值。有些文献不是他点染成书，恐怕别人不会在做的。周氏写人过于简洁，不屑铺张与渲染，为其优长处。不过有时冷得无情，常是淡淡的轮廓，能看出对人世的薄情。这薄情的一面使文章有中立的色彩，史料价值较高，而一面又削弱了文本的力量，将一些本可升华的题材浪费掉了。总之，看他的旧文，印象是才高、识深，有诱世之处。精神深处是个绝望而消极的人，却又常常不甘于绝望与消极。这是一个痛苦的矛盾，它几乎缠绕了自己的一生。创作如此，翻译亦如此。在清美的背后，是肃穆寒冷的冬夜，那有限的热力终于还是被无光的灰色吞掉了的。
  三
  细读周作人的文章，在文体上不太好分类。文学史上涉及到他，也只是在美文的层面上讲讲，别的则大多漏掉了。周氏早年喜谈文艺，后来声称关门，不再染指于此。但读其文学，亦有别人不及的妙处。他的写作是处于史家与文学家间的。在他看来，好的文章所以出来，乃爱智者增加的缘故。在《文学史的教训》一文他写道：
  希腊爱智者中间后来又分出来一派所谓智者，以讲学授徒为业，这更促进散文的发达，因为那时雅典实施一种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参与，在市朝须能说话，关于政治之主张，法律之申辩，皆是必要，这种学塾的势力大见发展，直至后来罗马时代也还如此，虽然政治的意义渐减，其在文章与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观周氏一生，写作时间长，前后观点有别，风格亦稍有变化。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大红大紫，也未清冷寂寞过，总有相当多的读者凝视着他。我觉得他的散文随笔一是有见识，所涉面极广，上下古今，中国域外，看法与世人每每反对；二是有趣者多，非板着面孔说教，而是讲究意味，不把官方语言引入文坛；三呢，有一点学匪的痕迹，常有惊世骇俗的言论。但又不过于张扬，风格像六朝之人，又多古希腊的余音，杂以日本小品的意味。读他的书，感到像平静的湖面下藏有深奥的东西，波澜不兴而壮哉妙哉，这是很少有的现象。他的作品对风物人情、旧籍古董均有奇思，又不滥情于中，能于肃穆之中冷冷地打量，悄然抽象，以净观的态度审视人间。早期的随笔尚有火爆之气，中年之后日趋淡泊，恩怨隐于素朴之中，遂不被激进青年理解，爱之者与憎之者参半，可谓文学史中少见的现象。
  中国搞新文学者，冲动煽情者多，喜欢在作品中渲染己身，或铺陈怨语。周作人的怨语不是没有，但多能控制，以免使文章陷入“甜媚”的地步。我们读他的书，觉得是从容地咀嚼苦味，又以恬淡之语对之，是深得六朝人的要义的。他谈文学与历史，愿从学术与情调入手，在枯燥中找一点亮亮的东西。既避开了载道文学的陷阱，也未将自己推入无趣的八股路上。他的关于民俗、儿童、性心理的文章，都是士大夫者流很少关注的，周氏却于此发现了奥义，也有审视的快意。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凝视，虽不敢说篇篇精到，但精彩之处随时可见。读他的文章，有时也能觉出对现实的无力感，常常有书生的稚气，迂腐的地方不是没有，甚至有自我重复的时候，可是在文体上的别致与学识的深切方面，又独步学林，有诸多警世的地方。后来落水做了汉奸，为国人所骂，而文章则并非无可取之处，与鲁迅、陈独秀诸人的作品对读，当见史学上的价值。
  关于周作人，世人评说不一，争论颇大。学术上怎样评价是一回事，但在我看来，其文章与思想，在中国是特别的一位。他是五四的产儿，又是远离了五四，成了新文学中的叛徒，他背叛了民众，却未背叛过自己，所以文章里能看到是属于他自己的真切的东西。近代以来文人不太会说自己想说的话，周氏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己心对民心，正误之间，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看其在学术间的起落，当深感历史的残酷。一个聪慧的人如何从热闹进入孤寂，如何由显赫变为落魄，对今人的提示可谓深切。身败而文存，在历史上多次重演，周作人不幸在现代史上也扮演了这个角色。
  四
  一个人的文字被长久地阅读，大概有它的道理。康德的书是难懂的，可许多年来，一直被述说和褒贬着，那自然因了经典的意义。中国文人的书有许多是被再版的，热闹的话题也随之而出。可是也有一类作品，一直有着广泛的读者，但谈论它的人却很少。悄悄地风行，却又不敢大胆地言谈，这是惟有中国才有的现象。文人们一旦在道德的层面逾矩，再好的文章，也终究要归入贰臣的队伍的。周作人就属于这一种。说起来是一言难尽的。
  世间*了解周氏的人，没写什么议论之文，一些周迷们痴情很深，也只是在坊间闲谈而已，为之注解者却甚为寥落。周作人的复杂不言而喻，如今可与其精神平等对谈者，不是太多。八十年来，描述他的文章一直稀稀拉拉，就热闹与丰沛而言，与鲁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什么人喜欢周作人呢？这是个要社会调研才能有的结论，任意而谈很有点空泛。他*亲密的人中，惟有废名写过几篇短文为之介绍，像钱玄同、江绍原、刘半农、俞平伯等，未留完整的文字。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都很关注他的创作，晚年的鲁迅甚至将其列为中国**秀的散文家，但照例未有品评的短文。二十年代以后，喜欢杂学的人大概都有注意到周氏的写作，郭沫若、郑振铎、阿英等左翼文人对周作人的文章甚至有迷恋之感，自认在学识与见解上，弗如这位苦雨翁。郁达夫、沈从文、赵景深等，在内心深处景仰过这位京派人物，文字中推崇备至，留下了诸多感怀。如此看来，文坛上的左派也好，右派也罢，都有一些周氏的读者，不像一些左翼作品，只限于一定的阅读范围。会有这一现象，我以为与他的境界有关。不是说自己有点流氓气与绅士气么？文字中的学识与放达之音，加之一些平静冲淡的态度，想必是打动了人心的。至今有关周氏的书一印再印，是有这方面的道理的。
  描述周作人*多的，现在一般来自鲁迅研究者。《周作人年谱》、《周作人传》，都出自研究鲁迅的人之手。周氏兄弟，是一对相互衬托的存在，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对看。沈启无说鲁迅死后，周作人再也没有了对手，那是对的。周氏兄弟在生前曾互相对视，文章暗合与对立常常可见。所以像钱理群这样的人，时而走近鲁迅，时而瞭望周氏，好像看到了硬币的两面。还有一类人，是带着复杂的心态阅读苦雨翁的。即人们所说的“失节”之人。我看过胡兰成那篇谈论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二人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似。他们都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醉心于自己的文字世界。周作人的文本易让一些异端者感到暖意。文与人是未必统一的。现实中的受挫，误入苦境，却能在文章之中以通达之语开脱之，那是要有一种智性的。中国的文人大多有两面性，周氏的书也直言不讳，内中的惶惑依稀可见。有过失误者，尤其愿驻足于此，因为那里毕竟还在坚守一点什么，读书之人，总想在理性的辩驳里，为自己寻找证据的。除上述二类人群外，热心周氏遗著的，还有一些报人。周作人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报刊之上，朋友也多在这个队伍里。曹聚仁、孙伏园、唐弢、文载道等，都从他那里吸取了些什么。以唐弢为例，不少文章讥讽苦雨斋的主人，可书趣却与其暗暗相合，文风略微受到一些暗示。至于曹聚仁，可以说是一位知音。看他写下的书话、评论，分明有一点八道湾的影子。在总体风格与境界上，他是属于周作人那种传统的。这三类人，留下了诸多品评文章，成了叙述苦雨翁的主体。一个人的被读和被说，是社会的回报。至于回报的深浅与正误，那与个人已没有关系了。
  其实天底下的读者，大多是默而不言的，他们自有是非，知道人性的高低。记得八年前在写《鲁迅与周作人》时，就阅读了许多藏书者提供的资料。那是一些周迷，所藏之书，比一些学者还多，看法也自有高度。拙著出版的时候，报社的同事吴兄见面就说有点失望。批评得是严厉的。那一刻我出了一身冷汗，自知露了短处。吴兄从未写过周作人的评论文章，却几乎读过所刊的所有文字，见解迥异于学院中人。此后反省自己的写作，也暗暗感激身边的友人。理解前人，其高手大都在民间之中。学院里的与文坛上的人物，或许在某一层面高于别人，但就目光与胆识而言，那些沉默的人群中，是有着无数的我们可以称为良师的人物。他们阅读了历史，也创造着历史，却很少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一个经历常使我自问与自警，在读书的路上，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学生。天底下的智慧未必都在文字之中。书写者与沉默者，是不能简单以高低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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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丰富*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
  ——郁达夫
  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阵；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郑振铎
  在线试读
  关于写文章
  去年除夕在某处茶话，有一位朋友责备我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我诚实的自白，从来我写的文章就都写不好，到了现在也还不行，这毛病便在于太积极。我们到底是一介中国人，对于本国种种事情未免关心，这原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实力，奈何不得社会一分毫，结果只好学圣人去写文章出口鸟气。虽然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蒋观云咏卢梭云，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事实却并不然。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一种自慰。这在我看去正如神灭论的自明，无论大家怎样盼望身灭神存，以至肉身飞升。但是怕寂寞的历代都有，这也本是人情吧?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这其实也还不尽然，花瓶不是也有颇大的么?而且我们又怎能断言瓶花原来不是供养精灵的呢?吾乡称香炉烛台为三事，两旁各加一瓶则称五事，钟鼎尊彝莫非祭器，而今不但见于闲人的案头，亦列于古董店的架上矣。只有人看它作有用无用而生分别，器则一也，反正摆设而已。
  我写文章的毛病，直到近来还是这样，便是病在积极。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总有愤慨，做文章说话知道不是画符念咒，会有一个霹雳打死妖怪的结果，不过说说也好，聊以出口闷气。这是毛病，这样写是无论如何写不好的。我自己知道，我所写的*不行的是那些打架的文章，就是单对事的也多不行，至于对人的更是要不得，虽然大抵都没有存留在集子里，而且写的也还不很多。我觉得与人家打架的时候，不管是动手动口或是动笔，都容易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动物中间恐怕只有老虎狮子，在他的凶狠中可以有美，不过这也是说所要被咬的不是我们自己。中国古来文人对于女人可以说是很有研究的了，他们形容描写她们种种状态，却并不说她怒时的美，就是有也还是薄愠娇嗔，若是盛怒之下那大约非狄希陈辈不能赏识吧。女人尚尔，何况男子。然而说也奇怪，世人却似乎喜看那些打架的文章，正如喜看路旁两个人真的打架一样。互相咒骂，互相揭发，这是很好看的事，如一人独骂，有似醉汉发酒风，便少精彩，虽然也不失为热闹，有围而看之之价值。某国有一部滑稽小说，第三编下描写两个朋友闹别扭，互骂不休，可以作为标本：
  甲：带了我去镶边，亏你说得出!你付了那二百文的嫖钱，
  可是在马市叫了凉拌蛤蜊豆腐滓汤喝的酒钱都是我给你付的。
  乙：说你的诳!
  甲：说什么诳!那时你吃刀鱼骨头鲠住咽喉，不是吞了五六碗白饭的么?
  乙：胡说八道。你在水田胡同喝甜酒，烫坏了嘴，倒不说了。
  甲：嘿，倒不如你在那堤上说好个护书掉在这里，一手抓了狗矢么?真活出丑。
  我举这个例虽然颇好玩，实际上不很妥贴。因为现在做文章相骂的都未必象弥次北八两人那样熟识，骂的材料不能那样多而且好，其次则文人总是文雅的，无论为了政治或商业的目的去骂人，说的不十分痛快，只让有关系的有时单是被骂的看了知道。我尝说，现今许多打架的文章好有一比，这正如贪官污吏暮夜纳贿，痴男怨女草野偷情。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有尔知我知，至于天知地知在现代文明世界很是疑问了。既然是这样，那就何妨写了直接寄给对方，岂不省事。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卫道卫文或为别的而相骂是一件事，看官们要看又是一件事，因为有人要看，也就何妨印出来给他们看看呢。如为满足读者计，则此类文章大约是顶合式吧。
  我想写好文章**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写得出一两篇比较可以给人看的文章，目下却还未能，我的努力也只好看赖债的样以明天为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