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荣获"第十六届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入围奖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却贫穷？本书用15年的原创性研究，阐释一个跟现代社会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直面这个旷世难题。
  
  　　1美国亚马逊超级畅销榜图书
  　　2《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郑重推荐
  　　3荣膺“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者为您揭秘国家贫富的根源，当代的“国富论”
  
  一部包含历史、政治和经济的通俗巨著，将改变你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内容简介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
  
  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
  德隆·阿西莫格鲁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基利安经济学教授。2005年，他获得了奖给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詹姆斯·A. 罗宾逊，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弗罗伦斯政府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他长期在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塞拉利昂和南非工作。
  
  目　　录
  序言
  
  如此近邻却如此不同
  不起作用的理论
  贫富的形成
  微小差别和关键节点：历史的重要性
  “我已经看到未来，会很美好”
  渐行渐远
  转折点
  不是我们的地盘：发展的障碍
  逆转发展
  繁荣的扩散
  良性循环
  恶性循环
  现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了？
  打破僵局
  理解繁荣与贫困
  
  
  
  
  致谢
  
  引文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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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书探讨了世界上像美国、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富国和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和南亚这样的穷国之间收入和生活水平之巨大差距的原因。
  
  就在我们写这篇序言时，北非和中东正遭受着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震荡。突尼斯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的抗议活动最初是从2010年12月17日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巴乌茨茨（Mohamed Bouazizi）自焚抗议所引起的公众不满开始的。2011年1月14日，从1987年就统治突尼斯的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下台后，抗议活动还远没有结束，突尼斯反对特权精英统治的革命热情日渐强烈，并且蔓延到了中东其他国家。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铁腕统治埃及近30年，在2011年2月11日被迫下台。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命运在我们完成这篇序言的时候还未见分晓。
  
  这些国家公众不满的根源在于贫困。埃及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为美国城市人均水平的12%，预期寿命比美国低10年。埃及20%的人口处于赤贫。尽管差别巨大，但是如果比起美国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像朝鲜、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等一多半人口生活贫困——之间的差距来还是小得多。
  
  为什么埃及比美国穷得多呢？阻碍埃及致富的限制何在呢？埃及的贫困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是不可消除的吗？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自然方式是看看埃及人自己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诺哈·汉米德（Noha Hamed），24岁，开罗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人，就像她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表明的，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其观点：“我们正在遭受腐败、压迫和不良教育。我们生活在必须要变革的腐败体系中。”在广场上，另一个人，摩萨比·艾尔·莎米（Mosaab El Shami），20岁，药学院学生，同时阐明：“我希望，今年年底我们能有一个选举出的政府，享受普遍自由，并且能够彻底结束发生在这个国家的腐败”。解放广场上的反对者对这个国家的政府腐败、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缺乏机会平等表达了同样的声音。他们特别抱怨了压迫和缺乏政治权利。就像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在2011年1月13日的Twitter上写的：“突尼斯：压迫 缺乏社会公正 否定和平变革渠道=隐性炸弹”。埃及人和突尼斯人都将经济问题看作主要是由政治权利的缺乏造成的。当反对者开始更系统地表达他们的需求时，维尔·哈利（Wael Khalil）——软件工程师，作为埃及反抗运动领导人的博主——提出的前十二个当前要求，全部聚焦于政治变革。像提高最低工资之类的问题只是作为以后实施的转型需求。
  
  然而，解放广场的反对者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与该问题的传统观点存在极大的分歧。当他们推理像埃及这些国家为什么贫困时，大多数学者和评论家强调完全不同的因素。有人强调，埃及的贫困主要是由地理决定的，这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这个国家主要是沙漠，缺乏充足的降雨，其土地和气候不适合生产型农业。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推测，埃及的文化特征是敌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他们认为，埃及人缺乏适合其他国家繁荣的那类工作伦理和文化特征，相反他们接受与经济成功不一致的伊斯兰信仰。第三种观点，在经济学家和政策批评家中占主导，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埃及的统治者不知道什么是他们国家繁荣所必需的，从而在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和战略。如果这些统治者从正确的建议者那里得到了正确的建议，并付诸实施，繁荣就会随之而来。对这些学术观点和评论家来说，埃及主要是由为追求私利而不惜牺牲社会的狭隘精英统治的事实与这个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解好像不一致。
  
  在这本书中，我们认为，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虽然不是学者也不是评论家，但却有正确的观点。事实上，埃及贫困主要是因为由狭隘精英进行统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社会而不惜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政治权力非常集中，并且通常是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为他们自己创造财富，比如700亿美元的财富集中在前总统穆巴拉克手中。受损者是埃及人民，对此他们理解得非常好。
  
  我们将表明，埃及贫困的这种解释、人民的理解，为穷国贫困提供了一个一般的解释。朝鲜、塞拉利昂或津巴布韦等国家的贫困是否也是因为埃及贫困的同样原因呢？像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富裕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推翻了控制权力的精英，并创造出了政治权利广泛分散的社会，在这些国家中，政府需要向其人民负责，大多数人民都可以利用经济机会。我们将表明，为了理解今天世界上之所以存在这种不平等，我们将深入研究过去并研究社会的历史变化。我们将看到，英国之所以比埃及富，是因为1688年，英国（或者确切说是英格兰）发生了转变政治进而转变经济的革命。人民为政治权利而战，并且赢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他们运用这些政治权利扩展了他们的经济机会。结果就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轨迹，并最终发生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及其释放出来的技术没有扩展到埃及，当时埃及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他们统治埃及的方式跟后来穆巴拉克家族统治的方式基本一致。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在1798年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推翻，但是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这个国家随后衰落了，英国殖民者跟奥斯曼帝国一样，对推动埃及的繁荣都没有兴趣。尽管埃及人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殖民，并且在1952年废除了君主制度，然而这些都不像英国1688年的革命，远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英国的那种政治制度，他们使权力落在了另一些精英手中，而这些人对推动埃及普通民众的繁荣跟奥斯曼帝国和英国一样不感兴趣。结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埃及依然贫困。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研究这些模式是如何不断再生的，以及他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改变，就像英国在1688年发生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大革命一样。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埃及今天的状况是否已经改变，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是否会给埃及普通民众带来能够致富的一系列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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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一部好的著作。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解决了社会科学重要的一个问题——多少世纪以来困扰优秀思想家的问题——并且提供了一个简明而具说服力的答案。这部著作包含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大量通俗易懂的内容，将会改变我们思考经济发展的方式。《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一部值得读的著作。”
  
  ——斯蒂芬·莱维特，《魔鬼经济学》的作者之一
  
  
  
  “这本书非常值得读。就像我一样，你可能会读一遍，然后翻来覆去的读了一遍又一遍。首先，它是关于现代世界各国家国民收入差距的，这大概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它有大量使你成为鸡尾酒会上侃侃而谈的公众人物的迷人故事——比如博茨瓦纳为什么正走向繁荣而塞拉利昂没有。”
  
  ——贾雷德·戴蒙德，普利策奖得主，
  
  畅销书《枪炮、细菌和钢铁》与《大崩溃》的作者
  
  
  
  “一部引人入胜、非常可读的著作。结论也非常精彩：如果没有最初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包容性制度，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真正自由的社会才能够激发原始创新及其必然导致的创造性毁灭。”
  
  ——尼尔·弗格森：《货币的崛起》一书的作者
  
  
  
  “多年前，一位小有名气的苏格兰哲学家写了一部关于国家为什么兴衰的著作。《国富论》现在仍被广泛阅读。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具有同样的敏锐力和同样宽广的历史视角，重新解决了我们自己时代的这个相同问题。从现在起两个世纪后，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将同样会继续阅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诸多方面如此精彩，以致我不能将其与其他任何著作相提并论。它解释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它在亚洲、非洲和美洲都存在。它对左派和右派及中间的任何派别都同样重要。它没有哗众取宠。它阐明历史，为的是给我们思考当前问题的新视角。它是经济学中少有的让读者确信其为优秀著作的著作。它会引起学者们年复一年的讨论，成为大众读者年复一年的谈资。它有许多通常是广受欢迎的笑话。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著作，值得购买。”
  
  ——查理斯C. 曼，《1491》和《1493》的作者
  
  为什么看上去相似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却结果迥异，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存在争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大量的历史实例，他们表明，制度发展——有时候是建立在非常偶然环境的基础上——如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社会的开放程度、允许创造性破坏的意愿和法制环境似乎都对经济发展有决定作用。
  
  ——肯尼斯·J·阿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部重要的富有洞见的著作，包含许多历史实例，陈述了一个事实：支持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持续繁荣的关键。这部著作概述了某些好的制度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如何循环上升的，而坏的制度是如何一直保持恶性循环的。本书的分析非常重要，不容错过。
  
  ——彼得·戴蒙德，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对于那些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是由地理或文化因素决定的人来说，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吉姆·罗宾逊带来了坏消息——他们认为，决定国家贫富的是人为的制度，而不是国土的位置或其人民的祖先的信仰。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富综合了从亚当·斯密到道格拉斯·诺思等理论家的成果，以及经济史学家最新的经验研究。他们的著作引人注目，非常值得一读。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货币的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的作者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是世界上两个研究发展问题的领军人物。他们揭示了国家贫富的根源为什么不是地理、疾病或文化因素，而是制度和政治。这部浅显易懂的著作给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提供了易于接受的观点。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和《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作者
  
  
  
  一部睿智之作，读来令人振奋，同时也会搅人的美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了一个几乎与经济发展每个方面都相关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当一个国家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增长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崛起；而当这些制度僵化或不适当时，该国就会失败——通常还失败得轰轰烈烈。权势人士总是处处试图完全控制政府，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更广泛的社会进步。要么让这些人被有效民主控制住，要么就看到你们国家的衰败。
  
  ——西蒙·约翰逊，《13位银行家》的联合作者，MIT斯隆学院的教授
  
  
  
  世界上两位优秀博学的经济学家致力于所有问题中最难的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有的富裕有的贫困？将深刻的经济学知识和政治史结合起来写，这部著作大概对证明“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是最有说服力的。该书引人入胜且富有启发性。
  
  ——乔·默克尔（Joel Mokyr），
  
  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托茨（Robert H.Strotz）人文科学教授和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
  
  
  
  在这部欣然可读的著作中，贯穿了400多年的历史，两位当代社会科学的巨人带给我们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信息：自由让世界富裕。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斯坦福大学，《为什么现在是西方统治世界》的作者
  
  
  
  想象一下，围在一个桌子周围聆听贾雷德·戴梦德（Jared Diamond）、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两千多年政治和经济史所进行的反思。想象一下，他们将其思想融合进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建立在限制攫取、鼓励创造性破坏和创立分权的强大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你就会看到这部睿智动人的著作的贡献。
  
  ——斯科特·E·裴琦（Scott E.Page），密西根大学和圣达菲研究所
  
  
  
  在这部迷人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问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致富了，而有些国家仍然贫困？他们的回答也是简单的——因为有些政体发展出了更加包容的政治制度。这部著作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文风清新，语言明晰，观点优雅，历史细节丰富。如果西方国家政府具有处理大规模债务危机的政治意愿的话，就应马上阅读此书。
  
  ——斯蒂芬·平克斯（Steven Pincus），
  
  耶鲁大学布拉德福德·多芬（Bradford Durfee）历史学和国际与地区研究教授
  
  
  
  傻瓜，是政治--这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为什么如此多国家不发展原因的简单而深刻的解释。从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到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部，从塞拉里昂到哥伦比亚，这部权威著作表明，有权势的精英人士是如何通过规则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使自己获益的。通过梳理从悲观主义者到乐观主义者的理论，作者表明，历史和地理未必是决定性的原因。但是，他们也表明，如果没有基本的政治变迁，明智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通常作用甚微。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这部著作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具有重大意义。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教授完成的这项高度基础性的研究还在继续，他们研究了经济力量、政治和政策选择如何共同演进、相互约束以及制度又如何影响这种演进，这对理解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成败至关重要。在这部著作中，这些洞见以一种浅显易懂且十分迷人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一旦拿起来这本书，你就很难再放下。
  
  ——迈克尔·斯彭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部吸引人的浅显易读著作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复杂联合演进，可能朝着好的方向，也可能朝着不好的方向。在政治和经济行为逻辑与偶然历史事件——或大或小——造成的演进方向改变之间在“关键点”上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实例表明，这种转变是如何转向优良的制度、进步的革新和经济成功，或转向压制人的制度、彻底的腐败或经济停滞。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描述既激动人心，又发人深省。
  
  ——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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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试读
  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译序
  
  
  
  李增刚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250100）
  
  
  
  引言
  
  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富裕有的国家（或地区）贫困？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最穷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几十倍？为什么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民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及各种公共服务，而最穷国家的人民却几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是高速增长保持了很多年而有些国家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却持续时间很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这些国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文化人类学家等进行了长期广泛的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结论或观点。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特别地，大多数解释能够回答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甚至只是个别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因素呢？
  
  对这些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因素就是制度，是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结果就造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世界性的不平等。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些国家建立的是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的是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通过像微小差别、制度漂移、偶然事件、政治失势者、创造性毁灭、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寡头铁律等概念进行了分析。
  
  本文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二分法”为基础，阐释他们对国家兴衰根源的理论，并将他们的理论与已有的关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进行比较，最后提出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几点启示。
  
  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其人、其文
  
  阿西莫格鲁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他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现在拥有美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国籍。他于1989年在约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1年的讲师，接着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然后担任助理教授（1993-1997）、副教授（1997-2000）、教授（2000-200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应用经济学教授（Charles P. Kindleberger Professor of Applied Economics，2004-2010），从2010年开始担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颇为广泛，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技术、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类资本和训练、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阿西莫格鲁从1993年开始发表论文，截止到2012年，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国际顶级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13篇，《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论文10篇，《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论文12篇，《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itrica）发表论文4篇。他于2005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先后获得了美国出版协会最佳专业著作奖（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rofessional Scholarly Publishing）、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威廉·赖克政治经济学最佳著作奖（William Riker Prize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政治或国际事务最佳著作奖（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on Government,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罗宾逊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David Florence Professor of Government）。他198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墨尔本大学担任讲师（1992年9月1日至1995年8月30日），在南加州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95年9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助理教授（1999年7月1日至2001年7月1日）和副教授（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哈佛大学担任政府学教授（2004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从2009年7月1日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至今。罗宾逊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经济和政治发展。他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际顶级期刊和重要论文集中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5部。其中，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11篇，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3篇，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1篇，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论文2篇。罗宾逊与阿西莫格鲁以及另一个共同的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共同发表了近三十篇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文，罗宾逊和阿西莫格鲁共同出版了《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重要著作。
  
  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制度二分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说法，而是进一步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特别是他们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佐证和解释。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攫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攫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三、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攫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一）攫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攫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无论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资源，无论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这样，在攫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他们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可能不是基于劳动者的自愿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强制进行。比如，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当生产的物质产品越多越丰富的时候，攫取者能够攫取到的资源越多，能够攫取到的产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实现或者促进增长的强烈激励或动机。
  
  （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攫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在包容性制度下，生产者有充分的激励从事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能够占有所生产产品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并且对此有稳定的预期，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完全是内生的，不需要强制，这种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长久进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没有攫取者，总统或首相等所谓的当权者或统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议会等机构的代理人或议会等机构决策的执行者，这就避免了攫取性制度下统治者、当权者或任职者通过个人权力或权威进行攫取的行为。如果首相或总统等当权者不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违背选民意志的事情，就会受到选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够再次当选。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攫取性行为，提高了生产者之间的激励。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们更多的是从事生产性活动，通过发明、新技术等的采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而不是通过从别人那里攫取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获得额外收益，这样能够鼓励创新、发明和新技术、新的生产条件的采用，进而促进生产。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为世界首富后还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微软被分拆的危险，而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则主要是依靠与总统等当权者的关系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产业并将整个电信产业收购为私有财产而致富的。盖茨和斯利姆创造财富或者使个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质的差别。盖茨是在包容性制度下创造财富并致富的，而斯利姆则是在攫取性制度下通过垄断定价等进行攫取而致富的。
  
  （三）攫取性制度下和包容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的比较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攫取性制度下，增长虽然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也可能实现，但是不能够持续增长或者说不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长期经济增长才能够实现。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可以用图形1来表示。
  
  图1 攫取性制度下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
  
  
  
  通过图1来比较攫取性制度下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假定有两个国家，初始条件相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禀赋相同），一个采用了攫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另一个采用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采用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国家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并且采取攫取性制度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快于采取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因为在攫取性制度下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非常强，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前苏联，其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快。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攫取性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并且会逐渐下降到低于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在包容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是非常快，但是平稳增长，以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在攫取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越来越慢，最终不再增长，即负增长。它不仅慢于包容性制度下的增长，还没有了增长，甚至出现经济的停滞或倒退。
  
  四、分利集团、寻租与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于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和攫取性的划分特别是攫取性制度虽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的分析，跟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寻租理论、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分利集团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将阐明这些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系。
  
  戈登·塔洛克于1967年提出的寻租理论，讨论了像垄断、关税等寻租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他认为，像垄断或关税这样的寻租活动造成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还包括更大的社会成本，垄断者能够获得的垄断收益和政府获得的关税等，实际上都是社会成本。这本来跟经济增长没有关系，但是寻租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却是对生产活动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就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塔洛克的寻租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对寻租活动造成的社会成本进行了计算，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的概念，表明像垄断或关税等活动都是虽然能够给追逐者带来货币利益或者利润但是不能够创造可供人们直接消费的物品或者生产能够供人们消费物品的物品，所以这些活动的存在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且人们竞相追逐这种货币利益或者利润的结果会耗费大量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
  
  奥尔森在一系列讨论利益集团、国家兴衰的著作中，提出了利益集团（也称为“分利集团”）理论，认为分利集团的存在是国家衰落的根源（奥尔森，2007），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兴盛发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清晰界定的产权；二是产权要受到良好的保护，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掠夺（奥尔森，2005）。人们经常用“分蛋糕”的例子来说明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是如何造成国家衰落的。每个分利集团都试图分得一块蛋糕中更大的份额，并且要让别人分得一块更小的份额，大家都想多分，而没有人做蛋糕，结果就是蛋糕越做越小。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分利集团数量非常多，力量非常强大，那么很可能导致国家的衰退。奥尔森采用了德国合并前东德（民主德国）和西德（联邦德国）经济增长情况的比较、“英国病”、印度等国家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说明。他得出的结论表明，一个国家越稳定，受到的外部冲击越少，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分利集团）形成的可能就越大、数量就会越多，经济增长受到的消极影响就越明显，经济就越可能停滞。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也采用了像寻租、利益集团等概念，但是他们在塔洛克、奥尔森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概念，从理论上推进了一步。从本质上讲，攫取性制度就是寻租社会的制度，是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的分利社会。
  
  攫取性制度之所以分为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因为攫取者通过政治手段或者经济手段进行攫取。通过政治手段的攫取，比如统治者或当权者征收高昂的赋税，通过法律等手段对劳动者劳动力的剥夺，是一种通过武力、暴力机器或其他强制手段的直接攫取；通过经济手段的攫取，比如通过垄断、关税等途径控制市场价格以获得高昂的垄断利润。无论是通过政治手段的攫取还是通过经济手段的攫取，其实都是寻租活动或者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寻租者可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形成或者很可能形成了保护既得利益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也可能是试图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寻租的机会，参与到寻租中，也可能会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在攫取性制度下，既得利益者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一方面阻止创新等活动，避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尽力不成为政治或经济失利者；另一方面未成为既得利益者的那些人通过各种途径要成为既得利益者，比如通过革命，成为政治或经济的得利者。所以，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跟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理论又比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有所发展。寻租是一种活动，分利集团是一个主体，而攫取性制度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高度概括。一个社会存在寻租活动或者利益集团都是可能的，但是寻租活动或者利益集团是否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影响是不确定的，因为偶尔的寻租活动可能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在攫取性制度下，寻租活动、利益集团成为常态，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所以，攫取性制度相对于寻租或分利集团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关键特征。
  
  不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兴衰历史研究中选取的案例与奥尔森有所不同。最为典型的是英国。奥尔森将英国作为经济长期不发展的典型，英国是发达国家，但是从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发展缓慢，但是美国、日本、原西德（联邦德国）等国家或地区迅速增长，奥尔森的解释是英国在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形成了强大而牢固的分利集团，而美国经过南北战争、日本和原西德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国内的利益集团。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著作中，英国却是采取包容性制度的典型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议会、对君主或国王权力进行限制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虽然现在增长缓慢，但是一直在增长而且已经了持续了数百年。
  
  五、几点评论与启示
  
  通过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攫取性制度和共荣性制度理论及其与寻租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关于国家兴衰的条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讨论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是给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没有给出充分条件，包容性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充分条件，他们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倒是给出了经济落后或国家失败的充分条件，即攫取性制度，一个国家只要采取了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那么注定会失败。其实，之前研究国家兴衰的文献，大多数也都是强调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而很难找到国家兴起的充分条件，例如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中的讨论，给出来的也只是国家衰落的条件和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真可谓“失败的国家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国家各有各的条件”。
  
  第二，攫取性制度如何转向包容性制度？既然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攫取性制度，那么它们能否转向采用包容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有可能，但是主要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有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从攫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例如非洲的博茨瓦纳。主要受偶然因素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所谓的“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其含义是指在许多采取攫取性制度的国家，在暂时转向包容性制度之后又退回到攫取性制度，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阻碍新制度的建立或者新的既得利益者也有维护既得利益的要求。二是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受到像灾害、战争这样的偶然性历史事件或者某个偶然的历史人物出现的影响。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虽然找到了造成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但是没有能够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奥尔森倒是强调几十年发生一次革命、外敌入侵、对外开放等可能会打破国内利益集团。然而，这正如前面所强调的，分析国家失败的根源容易，但是如何保证国家的兴起却是困难重重。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分析只能是关于国家失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三，长期经济增长多少年才算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讨论的重点是长期经济增长，因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攫取性制度都可能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却难以 实现。那么，持续增长多少年才算长呢？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讨论，他们并未对此做出说明，而是重点强调当前的发达国家都是采取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比如英国已经持续了三、四百年，美国持续了二、三百年，日本持续了一百多年。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英国虽然已经是发达国家，但是主要是在18世纪、19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到20世纪之后英国已经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超越，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并且英国长期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按照奥尔森的观点，英国是经济衰落国家的典型，因为其国内充满了大量的分利集团。
  
  第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败的是唯一因素还是多种因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试图将制度作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成败的唯一因素，他们特别分析“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当局无知论”等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解释，并且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能够解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成败问题，都存在无法解释的现象或问题。还有许多理论是综合所有这些方面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多方面或多因素的解释难以把握问题的核心，无法进行改变。但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解释是从15世纪开始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此之前各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不太大，而从15世纪之后各国家出现的“分流”才需要解释。但是，问题在于15世纪之前各国家的微小差别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没有进行解释。比如，南美和北美的矿产资源的差别，在西班牙到达南美之后，能否劫掠或抢夺金银等贵金属和其他贵重物品，原因是这个地区存在这些资源，在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后，也曾经想学习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模式，但是由于人口分布、资源禀赋等原因没能够采用西班牙殖民北美的模式，后来不得不采用以发展生产进行殖民或者说就是移民的形式。这种初始条件上的微小差别是如何形成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没有解释。他们强调了微小差别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解释其形成的根源。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能有制度的作用，但是初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没有分析。初始制度的形成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特别是物理层面的因素，如地理环境。
  
  第五，中国的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阐述了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的态度和理解。他提到“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内涵，他说“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段话至少表明了以下含义：一是全球层次各国家之间的包容，即各国家都应该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二是国家层次内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包容，各地区需要协调发展，各阶层都可以从增长中获益；三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能够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且还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协调发展；四是全民包容，即经济增长是为了惠及全民，人民共享增长的收益。这与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提到的包容性制度是相通的。在包容性制度下，增长依靠全民实现、增长的收益归全民所享、全民都有机会参与到增长的实现中。这与中共“十七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需要实现全民富裕的目标，需要把增长实现的收益在全社会分享，需要让全民参与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去，不但要求全民参与，而且要保证全民有平等、公平的机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