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套学术著作以扎实的史料和全球化视野叙述了加拿大华人的百年历史，社科卷涉及加拿大地方与联邦政府对华侨华人歧视政策的动因和形成过程，各地唐人街的兴起与消长，邑县社团和宗亲侨团对华人在加定居的作用，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华人社区对加拿大主流历史发展的贡献、华人人口和职业的变化等内容。
  
  黎全恩：加拿大杰出的华人学者和唐人街问题专家，被誉为“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在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任教，专门研究加拿大及美国的华埠发展。
  丁果：加拿大著名评论家、华人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在卑诗大学维真学院任教。
  贾葆蘅：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研究学者、华文作家。
  
  社科卷上共有12章：
  序篇、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
  章、两次移民的热潮
  第二章、唐人街的建立与华侨华人社会
  第三章、与白人及原住民的关系
  第四章、排华事件和华侨华人的抗争
  第五章、与中国的关系
  第六章、人口及职业的变迁
  第七章、唐人街的发展和华侨华人社团
  第八章、政府对华侨的政策与华侨华人的抗争
  第九章、唐人街的衰落与华侨社会的变更
  第十章、对中国抗战和二战的贡献
  第十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政府的华侨政策
  第十二章、唐人街与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
  
  社科卷下共有11章：
  章、开放的移民政策
  第二章、中国香港移民对加拿大的影响
  第三章、中国台湾移民对加拿大的影响
  第四章、中国大陆移民对加拿大的影响
  第五章、东南亚难民
  第六章、华侨华人反歧视斗争
  第七章、 侨社维护祖籍国主权活动
  第八章、华侨华人人囗概况、分佈及职业
  第九章、旧唐人街的衰落与振兴及新唐人街的诞生
  第十章、侨团发展
  第十一章、亚洲原居地等世界各地华裔留学生在加的情况
  
   后记
   本套书的领衔学者黎全恩教授，是加拿大著名的华人历史研究专家。他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素养，以及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优势。在过去近50年的时间里，黎教授专门研究加拿大及美国的华埠发展，几乎走遍全加拿大华埠，实地考察和拜会各华埠侨领，赢得了华人社区的信任，由此取得了大量手翔实而又极其珍贵的资料。他亲手绘制的唐人街地图，更是唐人街沿革的铁证，迄今无人能出其右。黎全恩教授以实证研究为主，遍查中西英文历史档案、典籍和早期华人历史文献，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考证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框架，他的唐人街研究成为本书上卷重要的史实基础。因为早期的加拿大华人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唐人街的发展史。黎教授除了长期从事唐人街、华侨移民史研究之外，还关注与华侨华人有关的其他方面，如华人参政、华文教育、华人墓地美化等，本次撰写我们也把黎教授精心收集的相关资料纳入相应章节。黎教授拥有的中英语言和中西文化背景优势，对本书全面把握加拿大华人移民史之精髓，可谓是重要的基石。
   另一位领衔作者、全球华文媒体著名的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丁果，是报纸、电台、电视台三栖资深新闻人。他是史学科班出身，很早就涉及全球化与海外华人相关课题，其博古通今的知识架构，以及对北美华人历史现状及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精湛把握，为本书突破以往同类移民史叙述的窠臼，并试图在理论上推陈出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在战前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宗教、戏剧，以及战后加拿大移民政策的变迁、华人参政和“假纸案”等重大历史案件的书写过程中，采取了个案调查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现状梳理与历史逻辑相印证的考据手法，去伪存真，开创了华人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而在《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2001》下卷的写作中，丁果在自己身体多病的情况下，对全书进行后定稿，可谓对本书一字一句加以斟酌思考，使辛苦得到的文献与深度的理论探索和严谨的学术分析有机结合，主观上力争使本著作达到史论俱佳的学术境界。他在加华文学、加华史学、华人参政、华人传媒、华文教育等领域，都有推陈出新的观点，予后来的研究者以重大启发。总之，正是因为丁果敏锐地把握了各个时期华人移民史的脉搏，才把我们的华人移民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书的后整合阶段，尤其是理论与文字叙述的整合上，丁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近十年来才踏入史学领域的贾葆蘅，思维活跃、勤奋踏实。在本书的启动和与出版社、作者之间的沟通中，她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自本书写作开始至终脱稿的十年里，贾葆蘅曾前往加拿大各大华埠进行实地考查，接触当地华人社团和侨领，并建立起长期联系，陆续收集和筛选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华文参政、华人社团等多方面的资料作为本书的依据和补充，她还采访、搜集了一些有价值的口述材料。与此同时，她将历时跨越数十年的《大汉公报》《醒华日报》《洪钟时报》和《世界日报》等11份报纸加以收集和分类整理，为客观呈现历史提供翔实的依据。贾葆蘅还广泛查找了早期原始文献和加拿大政府相关部门的英文档案原件，充分运用各学术机构和社团的网络资源，使得书中的史料准确到位并具有公信力。另外，为了让华人移民历史资料呈现出时代的全貌，她努力向黎全恩教授和丁果学习，并在撰写移民史近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两位不辞辛苦的教诲。贾葆蘅还多次向权威专家和学者请教，为确认事件的原委，以避免某些史学著作中的误区出现在本书中。
  
  华工修路的血与泪
  
   　　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华工不但受到白人工人的歧视，也在生活待遇上、路段的分配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华工是分批来到营地的。由于语言不通，华工与外界很少接触。而且因为人多拥挤，营地的生活环境和卫生环境自然就差。 政府当局和经营者，只顾限度地剥削华工，不可能安排康乐设施，让华人工余参加一些文体娱乐活动，所以不少华工就染上了喝酒及赌博的恶习。
   从地形、地势的角度来看，横贯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分为东、中、西三段，从满地可到温尼伯(Winnpeg)的东段铁路，自然条件较好，地势平缓，很多白人都选择在那里修路。但在西部路段，尤其是穿越洛基山脉这一段，地势复杂艰险，在许多路段，工人们甚至找不到一块平地放置铁轨，白人工人当然不愿意在那里干活。为此，安达当就大量起用了华工。而在菲沙河与汤普森河之间是为崎岖的地带，两岸悬崖陡峭矗立，山体全是坚硬的花岗岩，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河流，华工常常需要乘坐篮子下降到距峡谷底河流2000英尺的高空作业。施工全靠人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放炮崩山，而后用锹镐修路，用双肩将铁轨扛到路基上铺好，再一锤锤地把道钉敲进轨枕中去。令人寒心的是，为了省钱，安达当用便宜但很不稳定的硝化甘油来进行爆破作业，其结果是很多华工死于爆破和隧道塌方事故。此外因施工不慎坠入深壑等事故也常有发生。虽然死亡人数没有官方统计，但私人日记和回忆录却记载了一些血淋淋的死亡事件。例如，1880年8月，在耶鲁下游发生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殖民地日报》这样报道：“爆炸时，9名中国人在耶鲁镇的一次爆炸事故被抛入空中，落地后立即身亡。” 甘比在1880年的日记中写道：“9月4日，一名华工被岩石砸死。9月7日，一条船在菲沙河中倾覆，一名华人淹死。9月11日，一名华人死于塌方。”1882年9月，安达当派了125名华工爬上又滑又陡的菲沙河河谷两岸的山道，拉纤将一艘250吨的汽船“士古斯” 号(Skuzzy) 拖过地狱门(Hell's Gate)去波士顿沙洲(Boston Bar)。无人知道在拖船过程中有多少人受了伤，有多少人失手掉落激流中。
   除了死亡的威胁之外，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每天折磨着修路的华工。即使到加拿大短暂一游的国学大师梁启超，也轻易观察到了华工的生活苦况。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就指出：“华人之在加拿大者，生计殊窘蹙，远不逮在美国。”更糟糕的是，从中国广东省招募来的几千名华工，他们原来大多习惯生活在温暖地区，对于卑诗省的严寒几乎不能忍受。当时广东华工脚上只穿着中国草鞋，到冬天后，为了御寒，他们就用装土豆的麻袋包脚，可是，如此一来，因为行走不便，使他们在工作时常常出事。而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政府和建商既没有提供医疗设备，也没有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一切听天由命，故常有华工病死、冻死，乃至饿死。
   　 不仅如此，华工住食的情况也很差，华工只能住在简陋的帐棚里，没有太多的御寒措施，吃的东西很简单。由于缺少蔬菜和水果而造成营养不足，许多人得了脚气病和坏血病。不少华工到耶鲁后的年就死了，以至于那里的城镇居民担心天花流行。其实，真正的“罪魁”并非是天花，而是坏血病。
  　　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昌公司为了多赚钱，还强迫华工在他们指定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指定商店的商品价格都是高于其他商店的，如果华工买别家店的商品，他们的工资就会停掉。原本华工和联昌公司签约时，公司答应供应大米，但后来公司又从华工工资中扣除2%作为供应大米的费用，对此华工们表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提出由公司供应的大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符合契约的规定。
  　　华工后代陈建中的外祖父简和先生，就是在修太平洋铁路时来到卑诗省的。提起家族的历史，陈建中说道:“当时我的外祖父是借钱乘船而来。在横渡太平洋时，船颠簸得很厉害，他不停地呕吐。等船好不容易上岸后，他和一些新来的华工马上被关在域多利的一个半岛上。在岛上的隔离房子里，白人用硫磺熏他们，说是为了消毒，其实是怕华工身上带有传染病，几天后才把他们放出来。当时批来修铁路的华工，是通过中介公司来的，他们一来就有工作。可是后面再来的华工，就不那么幸运了，卑诗省的工作是有限的，有时为了抢饭碗，华工之间也吵架和殴打。我的外祖父还算幸运，因为有他大哥的帮助，很快他就在铁路上找到工作。当时他是修从穆迪港到霍普之间的铁路，刚开始一天只挣25分，比白人少很多。可是就这么一点点钱，他也是能省就省。为了多存钱寄给中国的家人，他不肯花钱购买充足的食物，所以很多时候是忍饥挨饿上工。他们吃饭时，是和洋人分开的，因为洋人不愿意和华工待在一起，洋人的食物也比他们的食物好多了。在修路时，艰难的路段都是华工来修，华工承担繁重的工作，死伤也很多。太平洋铁路结束后，很多华工都失业了，我的外祖父比较幸运，在穆迪港的一家木板厂找到了工作，每天锯木板。当时他的工作是记件制，木板锯得越多，挣的钱就越多。为了生存和多挣些钱，每天他拼命地干活。有一次他太累了，一个忽疏，被锯掉了两个手指头。
  　　令人注目的是，英文报章集中报道了1882-1883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在穆迪港的华工遇到极大困难，由于供应食物的船只无法破除冰块，所以不能来到伯拉德湾（Burrard Bay）。 因吃不上水果、蔬菜，很多华工发生了脚肿，然后蔓延到腿，后全身浮肿。 1883年2月，《内陆卫报》(The Sentinel)报道，一周内至少有6名华工死亡。7天后又有两人突然死亡，两周后又有更多的人死亡。他们死后，往往就地掩埋于铁路两旁砂石泥土堆下。《殖民地日报》于1883年3月8日报导说，既没医生为华工治疗，也没人对他们有兴趣，所有的疾病都因脚气病而引起。面对这种情况，帮助安达当雇佣华工的联昌公司，一直拒绝负担华工医疗和医药的责任，而担任总建商的安达当，从开始就没有准备这方面的预算，好像这件事情，与其无关，是华工与联昌公司的纠纷。
  　　这些死去的华人，大多是被用碎布、旧衣服或旧席子裹起来，埋在荒野的森林里，用石头和一些土覆盖一下就行了。没有验尸官验尸，也没有人关注这种事情。在整个修路过程中，到底死多少人，没有真正记录，据说是华工人口的1/10。不过很多人都说：太平洋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中国劳工的亡魂。　
  　　
   华工的悲惨结局
  
   　　到了1883年春天以后，密集的建设高潮已经过去，太平洋铁路公司就开始慢慢解雇工人。失业的华工有些返回了中国，有些去了温哥华，也有些去了中部草原省。不少当年从美国来的华工，欲返回美国，但却被摒之门外，因为美国国会已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由1882年始，10年之内华人劳工不准进入境内。如此一来，这群失业的华工，只有两个选择：留居加拿大，或返回中国。然而，出国九死一生，回国也路途艰难，他们中的多数人，没能存足15到20元的船费返回中国。《内陆卫报》于1883年报道说，大约有2,000名华工，无法维生，又回到了耶鲁，接受同胞或白人的接济而勉强生存下来。大量失业华工的出现，开始引起当地市民对治安恶化的大恐惧。到1884年春天，许多工人返抵新西敏市，他们饥寒交迫，有人就偷取食物活命。当地的《哥伦比亚报》告诉读者要“看紧他们的财物，因为华人不去偷窃，便会挨饿。”与此同时，当地很多白人居民都希望政府能过问此事，及早解决华工吃住问题，或者把他们送回中国。
   　随着太平洋铁路即将完工，排华的呼声越来越高，麦当奴总理是位实用主义的政客，他和联邦政府一直把华人看成理想的廉价劳动力，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正规移民和公民看待，这时麦当奴总理“适时”改变了以前支持起用华工的做法，公开表示希望华工在修完铁路后，都能返回中国。1884年7月成立的皇家中国移民事务委员会，先后在旧金山、域多利、新西敏和耶鲁对加拿大西部华工情况进行了调查。委员会听取了51位证人的证言。其中包括2位中国人的证言，他们是来自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的官员。该委员会调查的问题包括华人生活状态、思想言行、人口多寡、两性比例、职业类别、工资收支、工作效率、社交活动以及华人之工商状况等等。 在雇佣华工修铁路获取利益的安达当的回答尚算公允，他给华工的评价是“勤劳、严肃、效率高和遵纪守法”，他也肯定了华人的贡献，指出“没有中国劳工，这个国家的发展会停滞不前，许多工业就要被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