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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知名的十八位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把脉当代中国的政法改革热点话题
把握中华文明依赖法治中国建构寻求自我突破的重要契机
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时代，给国家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谨以此书献礼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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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时代，给国家一个“确定性”的未来
谨以此书献礼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
内容推荐 做人要有底线，治国同样要有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就是现代国家的底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当做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也同样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线。
——俞可平《国家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由十八位国内知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代表性学术文章结集而成，共分为“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与中华文明”“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五大部分。本书的主题非常契合当下中国的时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和前沿，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和现实价值。 做人要有底线，治国同样要有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就是现代国家的底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当做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也同样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底线。
——俞可平《国家底线：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由十八位国内知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代表性学术文章结集而成，共分为“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与中华文明”“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五大部分。本书的主题非常契合当下中国的时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的热点和前沿，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和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
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因倡导“治理”、“善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2008年被中国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11年被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评选为“2011年全球百名思想家”。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代表作有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co-ed., Brookings InstitutionPress, 2014）,TheReform of Governance(ed., Brill, 2010),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Governance(Brill, 2008)、《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敬畏民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
俞可平，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因倡导“治理”、“善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2008年被中国改革研究会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2011年被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评选为“2011年全球百名思想家”。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代表作有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co-e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The
Reform of Governance(ed., Brill, 2010),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9),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
Governance(Brill, 2008)、《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敬畏民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
目录序言//俞可平
第一编┃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责无旁贷，乐见其成//郭道晖 江 平 李步云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韩大元
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王振民
第二编┃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李 林
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丁元竹
公平正义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观的形成及基本内容//吴忠民
第三编┃依法治国与中华文?鱘r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汪习根
“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与法治价值观重建//马长山
以法治国与中华文明的自我突破//任剑涛
第四编┃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胡建淼
序言//俞可平
第一编┃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责无旁贷，乐见其成//郭道晖 江 平 李步云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韩大元
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王振民
第二编┃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李 林
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丁元竹
公平正义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观的形成及基本内容//吴忠民
第三编┃依法治国与中华文明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汪习根
“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与法治价值观重建//马长山
以法治国与中华文明的自我突破//任剑涛
第四编┃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胡建淼
以民主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温邓小平有关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胡伟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竹立家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张文显
第五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
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俞可平
依法治国与依章治党//桑玉成
依法治党：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中平
序言//俞可平
第一编┃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责无旁贷，乐见其成//郭道晖 江 平 李步云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规范分析//韩大元
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周期率//王振民
第二编┃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
通过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李 林
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丁元竹
公平正义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观的形成及基本内容//吴忠民
第三编┃依法治国与中华文明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汪习根
“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与法治价值观重建//马长山
以法治国与中华文明的自我突破//任剑涛
第四编┃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胡建淼
以民主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重温邓小平有关制度建设的重要思想//胡伟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公正”为核心重构改革话语//竹立家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张文显
第五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
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俞可平
依法治国与依章治党//桑玉成
依法治党：党内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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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习近平2014年新年贺词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习近平（《人民检察》，2014年第1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习近平2014年新年贺词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习近平（《人民检察》，2014年第1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习近平2014年新年贺词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习近平（《人民检察》，2014年第1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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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
古代封建政权显然没有能够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不管多么圣明的君主，不管其本人和他的继承人多么能干，不管他的政府如何勤政廉政，最终都没有办法打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魔咒。以中国历史为例，从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很多朝代都只有几十年、一百年左右的“寿命”，能够超过200年的，只有汉(426年，分为西汉、东汉)、宋(319年，分为北宋、南宋)、唐(289年，其中有21年武则天执政)、明(276年)和清(268年)五个朝代。当这些王朝存在超过200年的时候，一定进入了末期，即将画上句号，历史周期率已经在发作，衰亡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一直到最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被下一个王朝所取代。
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国家“富”不一定“强”。两千多年世界经济史证明，我国GDP总量长期世界第一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国经济总量(GDP)在公元前5世纪起就领先于世界，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19世纪晚期以后，中国经济才逐渐被欧美诸国超越。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美国经济在1892年超过中国，英国在1917年超过中国，德国在1948年超过中国，日本在1961年超过中国，法国在1962年超过中国。参见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载《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够把“富”变成国家的硬实力，没有“强”起来，没有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其原因不在经济本身，而是政治问题。清朝末代三帝50年时间里(1861—1911)，中国GDP总量尽管依然名列世界前茅，特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进行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国力大增，GDP总量甚至仍然稳居世界第一第二，是日本的数倍，但在甲午战争却惨遭失败。
经济是国家的血肉，没有血肉，是不行的。宪政和法治则是国家的骨骼和神经网络。没有宪政和法治，国家就没有骨骼支撑，没有理想价值，政经失序，社会失范，腐败猖獗，就是一堆混乱不堪、任人宰割的血肉!没有法律秩序的富有，对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因为这样的富有是在没有法律规则或者法治不健全情况下取得的，没有秩序，没有公平;另外，越富有，矛盾纠纷就越多，如果法律解决不了这些矛盾纠纷，那就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历史反复证明，不管开国皇帝多么英明，不管有什么样高明的长生不老术，不管宫殿和皇陵修建得多么坚固，不管国家多富，不管GDP多高(甚至世界第一)，最终都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中国封建政权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实现君主与民主的有机统一，既不敢发展民主，又不愿意建设宪政和法治，结果自然是灭亡。
清朝末年，统治者曾经本能地尝试过立宪，希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但是没有能够成功。大清宪政改革为什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家破国亡?不是人民和历史没有给清政府机会，给的机会其实不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清皇室和政府一再拖延改革，对建立宪政三心两意、敷衍塞责、消极被动，一再丧失立宪行宪的良机，让“宪法时刻”在自己手上白白错过。到真正认识到宪政才是挽救大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下决心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革命的爆发已经无法避免。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能够积极主动、自上而下去推行宪政，不是让民众自下而上去逼迫，宪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大;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拿定主意，意志坚定而清晰，排除一切干扰，主导立宪行宪全过程，能够成功建立立宪政体，国家就不会分裂灭亡，国土、主权不会沦丧。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日本，19世纪中期在同样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跃跨入列强行列，其主要原因是在亚洲第一个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宪政，立宪行宪成功，顺利完成了宪政转型。
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政治体制是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迄今已经运转324年。在这320多年时间里，英国没有发生过什么内战，实现了长期和平发展。一个体制可以持续适用超过300年依然运行良好，一个国家可以超过300年不打内战，简直是政治奇迹!为什么可以如此，就是因为宪政体制的确立，为政治提供了法定的运行规则，而且任何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法治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正是由于对内确立了宪政，政治体制问题彻底解决，英国才得以在“安内”之后，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大肆占领海外殖民地。一个本土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西欧小国，可以占领全球335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相当于地球四分之一的陆地，还有几乎所有的海洋通道(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海岛和海洋通道都是英国人的名字)。
美国发达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美国是第二个实行资本主义宪政的国家。1787年来自北美大陆13个独立国家(State)的50多个代表在费城制定了今天的美国宪法，建构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宪政体制。美国的“州”其实是我们对英语“State”一词的误译，“State”确切的意思是“国家”。“美国”国名UnitedStatesofAmerica直接翻译应该是“美利坚国家联合体”，说明美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联合起来的国家共同体”，这些“国家”曾经拥有独立主权，今天仍然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个宪政体制迄今已经存在并成功运转224年，200多年来只增加了27条宪法修正案。在短短20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跃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不断开疆辟土，增加人口，聚集了世界上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拥有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高科技，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在70多个国家有驻军或者军事存在。相比英国宪政确立以后，迄今300多年不打内战，美国宪政立国200多年以来，只发生过一次内战。但仅仅在过去60年，美国在海外已经打了170次外战。不是说打外战就好，而是说美国能够腾出手来，一致对外，就是因为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安内”了，建立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宪政体制，从立国之始就彻底解决了体制问题。“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宪法给美国带来了好运。美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曾经盛赞美国宪法“Onecountry,oneConstitution,onedestiny”。丹尼尔·韦伯斯特1837年3月15日在纽约的演讲，见GreatSpeechesandOrationsofDanielWebsterwithanEssayonDanielWebsterasaMasterofEnglishStyle,Boston：Little,Brown,1879;Littleton,Colo：F.B.Rothman(photoreprint1993)，p.426。
英美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资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实行多党制，但是不管党派的名称叫什么，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完全代表工农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的。，就是因为最先实现了宪政，国内政治从此法律化、制度化，任何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国内的任何矛盾都不可能恶化为内乱、内战，英国人不再打英国人，美国人不再打美国人。以美国2000年总统选举出现的计票纠纷为例，在36天的计票纷争中，尽管斗争极其激烈，甚至白热化，但是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更没有动用军队，没有人牺牲，动用的是律师和法官，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激辩是非曲直。当年12月12日深夜，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一场在其他国家可能会演变为长时间内乱乃至内战的“王位之争”，随着最高法院的法槌一落而和平落幕。确实，在英美这些国家不要说发生内战，即便发生类似我们“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的内乱也几乎不可能，他们的宪政体制已经成功保证了数百年国泰民安，政权稳定，快速发展，并先后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很多传统的大国、强国在这些新型宪政国家面前都自愧不如。很多国家长期为内政不宁、政治不稳甚至长期内乱、内战而痛苦挣扎，内忧、内乱往往引发外患，外敌不断入侵，国土主权不断丧失，进一步加剧内忧，内部一直搞不定，更遑论对外开疆辟土了。
相较于英国300多年不打内战，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打了一次内战，中国自公元前26世纪神农时代，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在大约4500年的漫长岁月中，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共3791次。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也有人统计中国5000年文明史，一共发生了6539次战争，其中大部分是内战。参见《明两京十三司战例分布表》、《中国5000年战争年表（简）》和《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7期，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地图No.025-1。从1912年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战争，特别是很多本应该避免的类似“文革”那样长时间的内战。之所以有这么多内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一直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政体制和法律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超过30年没有发生过内战、外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30多年来民主法治的发展，使得大量矛盾纠纷可以通过法律得到较为公平合理的解决。
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迄今还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只存在了不到70年的时间(1922—1991)，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苏联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是民主法治长期缺位，没有切实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构建可长可久的宪政体制和机制。诚如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的：“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我们不敢说英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成功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办法，因为毕竟英国的体制才持续了324年，美国的体制才维持了224年。300多年、200多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只是弹指一挥间。也许英国、美国不久将来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现制，建立新政。但是，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和可能。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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