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一个时代的良知，也是一个时代的风骨……
  　　品读十位远去的大师，不仅仅是在追忆一段逝去的历史和人物，更多的是在回望一种精神和情怀，因为他们是那个变革动荡年代中最醒目的符号，因为那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从魏晋之后又以独立的姿态演奏出的另外一个华彩熠熠的乐章。
  
  作者简介
  　　王废：原名：王鹏华，80后青年畅销书作家，一个寓居在北京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行走在文字江湖中的思考者，不想让信仰被世俗埋葬，从来都坚信明天依旧明媚，喜欢听书听音乐听文字跳跃的声音，执着于内心，执着于梦想。曾创作出版《旧日本 新日本》、《狂人末日》、《死亡笔记》等多部畅销书籍。
  
  目录
  第一章 胡适
  ——站在新时代与旧时代夹缝之中的世纪偶像
  第一节 一个人向左，一个人向右
  第二节 是信仰苏联还是信仰美国
  第三节 你依然不能做我的诗
  第四节 从北大教授到驻美大使
  第五节 悄然陨落的传奇巨匠
  第二章 傅斯年
  ——没落的鲁西望族中走出来的学术巨擘
  第一节 夕阳下的鲁西状元府
  第二节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第三节 远赴欧洲，追求真知
  第四节 留洋归来，书生报家国
  第五节 台湾，生命的最后归宿地
  第三章 林语堂
  ——三度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幽默大师”
  第一节 从青山绿水间走出来乡村少年
  第二节 艰苦求学，出国留洋
  第三节 得不到爱情，那就守住婚姻
  第四节 从民主斗士到“闲适文人”
  第五节 长眠于故居后园中
  第四章 于右任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第一节 半哭半笑楼诗草
  第二节 忧国忧民的书生司令
  第三节 生如浮萍，雨打风吹去
  第四节 “当代草圣”，唯他一人
  第五节 《国殇》，遥望故乡月明中
  第五章 王国维
  ——自沉昆明湖，为文化而殉节的“国之瑰宝”
  第一节 出身名门，少年成名
  第二节 走出海宁，踏进上海
  第三节 艰难生活，留学日本
  第四节 人间词话，传世经典
  第五节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第六章 徐志摩
  ——永远留在康桥月色中的民国风流才子
  第一节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第二节 告别美国，走进康桥
  第三节 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
  第四节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第五节 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七章 梅贻琦
  ——终生守望着清华园的“两岸校长”
  第一节 家世渊源，擢秀南开
  第二节 临危受命，执掌清华
  第三节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第二节 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
  第五节 一个时代的斯文
  第八章 蔡元培
  ——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第一节 苦难的少年时期
  第二节 甲午之后留学德意志
  第三节 捍卫共和，拒绝袁世凯
  第四节 踏进燕园，成为北大校长
  第五节 忧国忧民，病逝香港
  第九章 南怀瑾
  ——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的国学大师
  第一节 幼承庭训，少习诸子百家
  第二节 抗战时期，负笈求学
  第三节 移居台湾的那些岁月
  第四节 嗜书成癖，世人难以企及
  第五节 国学大师的晚年生活
  第十章 陈寅恪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第一节 生于潭州，长于金陵
  第二节 游学世界的“清末公子”
  第三节 走进清华园，名列“四大导师”
  第四节 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
  第五节 九泉稍待眼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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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序篇
  民国大师：一个时代的肖像
  
  　　近百年前，一群站在旧时代与新时代夹缝之间的“新青年”们，他们在西方科学文明的影响下意气风发地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在这片广袤且依旧弥漫着腐朽气息的土地上，扬起了他们的理想之帆，不畏艰难与险阻，冲破重重惊涛骇浪，将新思想、新希望、新气象带到了这片他们所挚爱的热土之上。当百年之后的我们再度回望那段峥嵘岁月之际，他们的身影依然伟岸，是那个大时代中永远不会消逝的一道道丰碑。
  　　——写在前面的话
  　　
  　　1911年，武昌城头的那一声炮响，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制度，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就在旧时代与新时代承接发展的裂缝中，又有一群柔弱却伟大的人用自己身上的熠熠华光点燃这个国家的梦想与希望。
  　　他们就是在那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外敌入侵的年代中寻找国家与民族的新起点，传播文明与进步的布衣书生们。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他们被称为“先生”；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被称为“大师”。
  　　他们，生逢乱世，不求闻达，在颠沛流离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并让无数人走进他们所信仰的世界，传播真理，启迪民智，追求民主与自由，竭尽全力去推动民族与国家的发展，用自己的人格魅力与深厚学术功底彰显了一个时代的风骨。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回望那个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年代之时，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林语堂、于右任等一个个伟岸的身影依然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身处大变革、大辉煌之时代的大师们，他们学贯中西，在积淀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的同时，也对西方的文明与科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在经历了时代的动荡与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让一座座直耸云霄的精神建筑在神州大地上屹立了起来。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聚集在当下的时候，却颓然发现：在这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极度发达的年代里，大师却成为了最为稀缺的一个群体，精神风骨与学识造诣能够达到民国大师们的高度的，真可谓是寥寥无几，甚至没有，这就如同天幕一般恢宏的时代舞台上仅有零零散散的几颗星，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枚散发着皎皎光芒的大月亮。
  　　这，不啻为这个时代的悲哀，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那些已经远去但却依旧散发着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经成为了无法忘却的记忆。
  　　——那些已经远去但却依旧散发着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挽歌。
  　　——那些已经远去但却依旧散发着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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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一个人向左，一个人向右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1920年11月24夜，胡适于北平写就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正如这句诗里所写得那样，1920年下半年间的胡适正在经历一场重病的折磨，8月份的时候脚肿得连路都走不了，不过幸运的是这场病在接近年关之际却也慢慢地恢复了起来……
  　　这一年，胡适刚满30岁，他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并且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领袖级人物。但是，胡适这一年过得并不是很如意，除了疾病之外，他在这年年底还宣布与《新青年》杂志脱离了关系。
  　　因为《新青年》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怎么会与其脱离关系呢？
  　　这消息一经传出，就不啻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很多人都在猜想，胡适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究竟他和《新青年》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这一切，都要从胡适的家乡说起，因为导致他和《新青年》脱离关系的那个人跟他是同乡。
  　　……
  　　1891年12月27日，胡适在安徽省绩溪一个叫做上庄的地方出生了。绩溪坐落在秀美雄壮的黄山脚下，隶属于著名的“徽州府”，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地贫人多而选择相结成伴离开故土外出做生意，因此一直以善于做生意而闻名全国，所以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安徽帮”也因为乡党观念浓重而被人称赞。
  　　但是，在这片出了无数富商的土地上也走出了像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等著名学者。而胡适，就是踏着这些前辈的足迹走出来的又一位名震天下的安徽藉大学者。
  　　1904年，出生于官宦家庭的胡适在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之后，离开了绩溪前往上海求学——这一年，胡适只有14岁，他先是在上海梅溪学堂求学，后来进入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胡适在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也深受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的影响，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成为了一名既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一定西方文化思想的“新青年”。
  　　1910年，不满20岁的胡适以“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的身份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胡适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从此成为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一生服膺。
  　　当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内孜孜求学之际，那位影响了他一生的同乡却在国内创办了一份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杂志——《新青年》。胡适的这位同乡就是当时的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一位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经济溃退、国力不振等不利状况的爱国学者。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面世就受到了广大青年们的追捧，其提出的“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宗旨，也打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1916年8月21日，一直对祖国未来发展怀有满腔热忱的胡适在读完第一期《新青年》杂志之后，马上致信陈独秀，提出了发动一场文学革命的要求，他在信中用无比热情的笔调写道：“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
  　　接到胡适来信的陈独秀也十分兴奋，马上给胡适写了回信，鼓励他将自己的见解与想法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在得到陈独秀的热切回应后，胡适马上写了那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陈独秀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了《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1) 须言之有物；
  　　 (2) 不模仿古人；
  　　 (3) 须讲求文法；
  　　 (4) 不作无病呻吟；
  　　 (5) 务去烂调套语；
  　　 (6) 不用典；
  　　 (7) 不讲对仗；
  　　 (8) 不避俗字俗语。
  
  　　令胡适没有预想到的是，《文学改良刍议》一发表，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枚炸弹，中国20世纪初期的那场最具变革性的“新文化运动”就此拉开了大幕，无数渴望变革的知识青年们纷纷投入到了这场大规模的文学变革运动中去了。而此时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了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旗手——他的同乡陈独秀毫无疑问就是让胡适一夜成名的“贵人”，而《新青年》杂志自然也就是胡适声名大噪的“发祥地”。
  　　此后，胡适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而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八首》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这场文学变革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令陈独秀对他十分欣赏，陈独秀直接称赞他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神交颇契”的朋友。1917年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马上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当年6月，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提前回国，并在9月份的时候走进了燕园……
  　　那一年，胡适才刚满26岁，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最为著名的教授之一。
  　　然而，就在胡适和陈独秀并肩战斗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之时，政治倾向上的选择却让他们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政治倾向的选择上，陈独秀选择了向左走，胡适选择了向右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的陈独秀在新世界娱乐场的屋顶上散发宣言传单之时，被北洋军阀的暗探抓捕，后来在胡适等其他社会名流的营救下被释放出狱。出狱之后的陈独秀被李大钊秘密送往了南方，不久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走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之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把他一手创办的《新青年》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主要阵地。
  　　此时，一直与陈独秀并肩作战的胡适则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1920年9月1日，陈独秀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开始全面深入地向国人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其著名的《谈政治》一文也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在文章中对自己曾经的“战友”胡适直接批评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可以说，陈独秀的公开批判让胡适极为不满，他直接讽刺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 viet Russia（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胡适和《新青年》之间的蜜月期就此结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陈独秀的私交并没有因此出现太大裂痕，后来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之时，胡适一直都是那个想方设法去营救陈独秀的人。
  　　这一年，胡适生了一场大病，并与他生命中的“贵人”陈独秀分道扬镳。但是，胡适并没有就此从时代的大舞台上沉寂下去，因为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即将又翻开新的篇章……
  第二节 是信仰苏联还是信仰美国
  　　和《新青年》脱离了关系后，胡适除了一直在燕园中忙着做学问之外，他还一直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中国是应该选择陈独秀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应该像美国一样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个问题整整困扰了胡适好几年，他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他非常希望踏上苏联那个令全世界无产阶级顶礼膜拜的“革命圣地”去看一看。令胡适感到幸运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中方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次年7月，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三位委员之一的胡适，从北京启程经哈尔滨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前往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他从1917年由美国返回国内九年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这趟行程中第一站就是他一直渴望“一探究竟”的莫斯科。
  　　当火车穿过茂密的森林和辽阔的田野驶进莫斯科之后，第一次站在“红色主义之都”的胡适在第二天就去参观了苏联革命博物馆，详细地了解了这个令全世界都瞩目的国家的革命历程，此后他又随着两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参观考察了莫斯科的监狱和大学……
  　　由于胡适的此次行程的终点站是英国而不是苏联，所以他在莫斯科只停留考察了三天。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三天之内，这个红色国度的变革精神给他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同时，也让他深受震撼，让他觉得苏联“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离开之际，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到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伦敦之后，胡适仍然沉浸在考察莫斯科之时的激动情绪之中，他又马上给好友徐志摩写了两封信，在信中称赞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对苏联的教育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大加赞扬。
  　　胡适的这些信在寄回国内之后，不但在朋友间传阅开来，也被一位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朋友发表在了报纸上，立即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1926年的中国正处在北伐战争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思想的碰撞甚为激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正在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革命政策。所以，曾经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所写的这些赞扬苏联的信件一经发表，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扬。当然，也有许多对苏联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在读到胡适的些信件之后，纷纷指责胡适“赞成苏俄的论调”不合时宜，有的人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
  　　事实上，胡适早在抵达苏联的一个多月前就在报纸上发表过称赞社会主义的话：“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那么，此时的胡适是不是真的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了呢？答案是没有，或者说他并不是真正的赞同社会主义。其实，他真正所赞同的社会主义，是像他所想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当时，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对他心目的社会主义做出了描述：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