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初期的研究，韦伯在这本书中主张，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此书在现代社会科学诸领域皆有深远影响，引用率极高，为教学研究的经典。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被后人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对西方的学术思想贡献巨大。
  
  目录
  总序　张炯
  导论／1
  
  上卷 问题
  
  章 宗教派系和社会阶层／21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31
  第三章 本书的探究对象：路德的职业观／59
  
  下卷 禁欲主义新教各支派的职业伦理
  
  第四章 禁欲主义的宗教根基／73
  第五章 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联系／128
  
  原注／157
  
  总　序
  张 炯
  只有人类才有思想。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它的意识就不仅仅是存在的反映，还能够超越存在，改造存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正因为人的思想具有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的能动性，然后才作用于人改变世界的实践。人的思想能够从实践提升理论，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已知透视未知，从历史透视未来。构成人类思想的感性和理性，逻辑推理力以及想象力和幻想力，使人类的思想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思想家正是以自己的杰出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有益人类历史进步的卓越人物。
  前些年，欧洲曾把孔子和马克思推崇为人类历史千年以来的两大思想家，当然都基于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对人类的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精神支柱，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也产生过仍然有益的借鉴。直到今天，孔子思想中的积极部分，仍然滋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剖析，对全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已无人能够否认！
  思想是无国界的。可以说，人类自脱离动物界成为高等动物以来，就不断在借鉴和分享彼此的思想。有益的思想也只有获得更多人群的享有，才能通过人们的广泛实践，产生改造世界的伟大作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能获得更多促使人类进步的思想资源，就越有利于使自己强大，使自己走向历史前进的潮头！
  我想，这就是作家出版社与北京高高国际文化传媒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前提下合力打造的这套大型“思想家”书系的初衷。这套书系计划精选、汇集自古以来人类精神思想文化长河中为璀璨耀眼的传世名著，以及当代探寻社会发展的深刻的人文思考，争取覆盖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文学理论等多个重要领域。出版方致力于译文流畅、精准和学术严谨、可靠；并参考已有译本，力求文字浅显、通俗，版式和纸张达到鲜亮、悦目，易于贴近普通读者，宜于读者捧读、收藏。
  我国正在为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和发行，必将有益于我国思想文化资源的广泛积累，也必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于北京
  
  ★ 马克斯·韦伯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有影响的一个。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已经确定无疑，这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当然就是达到了高境界。
  ——英国社会学弗兰克·帕金
  
  ★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作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的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 韦伯的脑袋是一个能够容纳多种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看来，韦伯既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上的民主主义者；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抱有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既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十分敬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思想家。
  ——美国历史教授休斯
  
  上卷　问 题　　
  
  
  章
  宗教派系和社会阶层
  一个国家假如拥有十分复杂的宗教成分，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家、工商界领袖、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那些受过商业及高等技术培训的管理者，大部分都会是新教徒。由于后的这些管理者更有可能接触新教，因此上述情况在这些人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类情况似乎适合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假如你持着怀疑的心态，那么你可以翻阅一下这些国家的职业状况统计数据。天主教的出版品也记载着这点。就连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也常常会谈及这一情况，波兰和东部的德国便是一个例子。它们在文化、民族，以及宗教的差别上都保持着一致。一个地区的资本主义假如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并且还能依据所需改变人口的职业分划和社会布局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便大体和以上统计数据一致。这类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越快的时候，表现得越明显。
  历史因素也可能会让大部分资本家、管理者和企业高级技术人员成为新教徒。如此一来，我们便需要探索遥远的从前了。然而，那时的宗教派别不但无法对经济情况造成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实际上，正是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宗教派别，一定的资金通常来说是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或展开经济活动时的首要条件。另外，人们一般在展开经济活动的时候，也在接受着教育。大部分的现代人只有在得到帮助的情况下，才能使这两种需求获得满足。就限度而言，人们也需要一些作为保障的物质基础。古老帝国里的某些拥有良好的环境、丰富的资源以及发达经济的地区，尤其是那些繁华的市镇，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全都在极大程度上发展了新教。新教徒之所以还能在当下的生存斗争中占据上风，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如此一来，人们忍不住会问：“教会为什么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越能得到快速的发展呢？”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地给出答案的问题。
  在质疑宗教的时候，人们会求助于质疑所有传统权威的做法。经济一旦脱离了传统的约束力，一定会对上述趋势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教会在宗教改革①之后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掌控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措施，它们并不会放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掌控。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忽视这一点。教会在那时只不过是在形式上掌控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掌控状况极为松散。宗教改革不但要让教会掌控公共和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还要让其掌控所有人的全部行为。人们必须得严格遵守这种难以忍受的方式。在实施天主教会的教规，也就是“原谅犯人、处罚异教”时，从前的情况要比当下的情况更为有力。世界上并且有钱的民族，在15世纪的早期，也对这一教规予以接受。拥有现代经济特征的所有民族如今都已宽恕了它。与天主教会的教规完全不同的是加尔文教的教规。在16世纪的苏格兰和日内瓦、16世纪与17世纪之间的大部分荷兰区域，以及17世纪的新英格兰，加尔文教都对民众实施了一种使人完全没有办法忍受的掌控。在那时，以这种眼光对待加尔文教教规的，还有英格兰、荷兰，以及日内瓦的绝大多数商业贵族。不过，宗教改革者在那些经济极为发达的区域，不但不认为教会对民众的生活进行了太多的干扰，甚至觉得教会还没有对民众的生活进行足够的监督。这些区域的资产阶级在那时，于事业上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对于这类十分严重的专制，他们不但没有进行抵抗，甚至竭尽所能地提供着保护。该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呢？资产阶级确实从古至今都没有做出多少具备这类英雄主义性质的事。卡莱尔就这一情况表示道：“这是我们所做过的一件带有英雄主义性质的事。”这是一句颇有道理的话。
  近代的新教徒不但能够拥有更强大的掌控经济生活的能力，甚至能够得到管理者的地位。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深刻探讨的更加关键的一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当下的新教徒继承了比较多的产业。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拥有广泛适用性的解释。举个例子来说，在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类别上，匈牙利、巴登或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父母和这些地方的新教徒父母有着很大的不同。天主教徒在高等学校里的在校生或毕业生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不会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能够解释这种事实的一个状况是他们继承的财产差距。然而，天主教徒在专门培养工商业人才以及技术人才的学校的毕业生，和着重培养中产阶级工作人员的学校的毕业生里，所占的比重更低于新教徒所占的比重。我们却无法用以上新教徒拥有比较多的产业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状况。天主教徒之所以很少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活动，原因恰恰是他们十分热爱人文教育。
  天主教徒在近代工业中的那些熟练的工人中，只占了极小的比例。这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类状况呢？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一状况。工厂里的那些熟练的工人过去通常都是年轻的手工业者，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情况。这类改换角色的状况，绝大多数是在新教徒身上发生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同样身为手工业者的天主教徒一般都会留在自己在一开始就选择好的行业。为了成为该行业的师傅，这些天主教徒会变得十分刻苦。新教徒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被工厂接纳之后，他们多数会成为管理者或熟练工人。在解释这类状况的时候，我们只能采用这些观念：决定一个人在初选择行业的结果，甚至他一生的职业的，是环境所带给他的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共同决定精神特征和心理状态的是家庭、父母，以及宗教气氛等因素。
  让人极为惊讶的是，近代德国的天主教徒一般不会投身经济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这一事实和人们了解到的趋势始终处于相反的状态。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那些不得不屈服于统治者的新教派或少数民族，都可能会被隔离于政治影响之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通过一种非凡的力量，投身经济领域。他们完全不具备在政府工作的机会，为了达成被他人认可的心愿，他们不得不在经济领域中展示自身的才能。生活在俄国领土之内的东普鲁士人和波兰人便是这种人。就经济实力的发展速度而言，这些身处俄国境内的人，要比那些身处母国且拥有统治地位的加利西亚人快得多。被隔离在政治之外，并通过非凡的力量投身经济领域的人还有英国的教友派①教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的胡格诺教徒，以及两千年来不停地抵抗着天主教会的犹太人。不过，德国的天主教徒所遭遇的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不像犹太人那样不具备社会地位，也没有必要使用犹太人的那种方式。
  不管是得到了原谅，还是遭受了迫害，从前那些生活在英格兰或荷兰的天主教徒，都无法在经济领域获得像新教徒那样辉煌的成就。不管人数的多少或是否居于统治地位，新教徒，尤其是那些出现于新教运动之后的支派（后文会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都能够很好地发挥经济的理性主义。就算遭受了和新教徒相同的状况，天主教徒也无法展现出新教徒的那种能力。要想合理地解释上述的差距，我们不能依靠天主教徒宗教信仰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短暂特征，而必须得找出它的本质特征。
  为了找出这些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全部特征，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原因是这些特征极有可能引发了我们所谈及的那种行为。人们假如只依据普通的印象进行肤浅的分析的话，不免会用天主教重视“原罪说”这种观念，来解释上述差距。通过苦修和禁欲的方式进行赎罪，进而得到去世后的永生，是天主教徒的至高目标。基于这一点，他们一定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抱以不屑一顾的心态。这是一种恰恰符合人们在分辨两个教派时的流行趋势的解释。天主教徒在那时曾利用这类解释来打击新教，新教在那时也曾利用它来驳斥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的禁欲目标。天主教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变得非常自私，原因是新教将所有的目标都引入了世俗状态。在对待经济生活的态度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是完全相反的。就这两种相异的态度，一位作家曾解释道：“新教徒倾向于享受美食的生活，而天主教徒则倾向于能够踏实地睡觉的生活。后者所宣扬的是摒弃欲望和安闲自在的行为。他们不愿过心惊胆战的追求名利的生活，而愿永远过一种赚钱不多却安宁的生活，就像俗话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尽管享受美食的贪欲，并不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面的说法，却很贴切地描述出了当下许多德国新教徒做事情的理由。那些从前生活在英国、美国，以及荷兰的清教徒所具备的突出特征，与尽情享受的状况截然相反。就我们的研究而言，这点十分关键。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地讲述这点。到目前为止，法国和别的地方的新教徒，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加尔文教的突出特征，特别是加尔文教经过频繁的宗教斗争所拥有的那些特征。新教徒所具备的这些特征，极为关键地推动了那时的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众人皆知。对于经济的发展，这些特征都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前提是它们都在宗教迫害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在所有的生活行为里，这类宗教热忱一定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类精神假如能被叫做“只修下一世”的精神的话，那么法国的加尔文教教徒就如同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徒般，自始至终都在为“只修下一世”而奋斗着。如同宗教对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十分重要一样，天主教对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徒也十分重要。北日耳曼的天主教和法国的加尔文教，似乎都在用同一种方式抵抗着在本国发挥主导作用的宗教风尚。
  法国那些高层次的天主教徒和低层次的天主教徒，拥有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前者沉迷于享乐。当下的德国与法国有着相似的状况，上层阶级完全不重视宗教，新教徒热衷的是俗世的经济生活。因此那些觉得新教徒看重物质享受，以及天主教“只修下一世”之类的不明确的观念，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这类观念不但没有办法概括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分，也没有办法充分解释当下和从前的真实情况。在解释问题的时候，有人假如一定要使用这类观念，便会涌现出其他的若干种看法。这种状况终会引发这类推断：将获取利益作为目标的新教，尽管和推崇苦修和禁欲的虔诚宗教之间常常出现争执，不过，它们之间实际上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就外表上来看，那些重视基督教虔诚精神的人，特别是那些虔诚又热情的信徒，通常都来自商业这个行业。就商业生活而言，这些信徒并不适应。不过，他们能够敏感地对拜金主义做出反应。这种情况或许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一个因素。使用这类观点解释自己皈依过程的，有大量虔诚派①教徒，这些教徒包括阿夏人弗朗西斯。很多大资本家好像也和禁欲教养有一定的联系，这些包括希赛·洛兹在内的大资本家中相当数量的一部分出生于牧师家庭。然而，这类解释在某种情况下很明显会表现得非常无力。这种情况便是：在同一个群体身上，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观念，和一种渗透并主导全部生活的宗教虔诚，能够和谐相处。这些情况在新教的历史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很多关键的教会和教派都拥有这种特征。加尔文教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它在任何地方都会展现出这类和谐的结合。法国的胡格诺派等新教在宗教改革的势头正旺的时候，很少和某个特定阶级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不过，大量的商人、技术人员和修道士依然选择了皈依新教。这类情况在宗教迫害时期表现得更加强烈，这是一种典型且极为特殊的现象。
  西班牙人明白荷兰的加尔文教能够推动商业的发展，尽管他们将其叫做异端邪说。在研究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时，威廉·配第勋爵刚巧发表了与这类观点相符的看法。哥赛因认为加尔文教教徒在各个地方的聚居点孵化了资本主义。情况虽然如此，不过，人们依然能够把推动商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视为这些共同体拥有的卓越的经济文化，甚至是人们“离开故乡”的举动。就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这件事而言，人们离开故乡的举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法国在公元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类情况。我们可以从科尔伯特的斗争情况中了解这一点。对于那些皈依了新教的技术人员，奥地利甚至需要通过直接的方式引入他们，别的国家更是如此。
  不是每一个新教在这一领域，都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在德国产生强烈影响的，依然是加尔文教。就资本主义的精神发展而言，加尔文教似乎能够产生比其他教派更有力的推动作用。相比路德宗①，不管是伍珀塔尔的加尔文教，还是别的地方的加尔文教，都能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我们能够从伍珀塔尔的具体例子和整体比较中，获得可以证实这一点的双重证据。英国诗人济慈和苏格兰政治家博克，都对路德宗和加尔文教之间的这种联系抱着认可的态度。有必要在此谈及的还有一种更让人惊讶的结合：那些通过巧妙的方式，以巨额财富和“苦修下一世”获得声誉，以门诺派与教友派为代表的派别，将非同寻常的经商措施和信仰宗教的生活方式结合到了一块儿。门诺派在荷兰与德国发挥着这类作用。教友派则在北美和英国发挥着这类作用。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之所以不会杀害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东普鲁士的门诺派信徒，原因是工业极其需要这些信徒。这是一种能够解释真相的独特的情况。其他的某些情况当然也能够解释真相。拥有经商措施和信仰宗教这些特征的，除了门诺派和教友派的信徒之外，还有虔诚派的信徒。另外，后者在经商这一领域也表现得极为出色。这可说是众人皆知的一个情况。
  就卡尔夫和莱茵河地区而言，只需举出某些例子，就能使问题得到答案，因为这里的探讨相当于导言。我们无法将主动开拓和辛苦劳动的精神视为对生活的享受，因为正是新教唤醒了这类精神。另外，这类精神和启蒙运动之间毫无联系。当下的进步和加尔文教、乌埃特教、诺克斯教，以及路德宗这些古老的新教之间同样毫无联系。古老新教的敌人是现代生活的所有领域。对于这类生活，那些近成立的新教的信徒中的人，也不会进行压制。我们不应该从带有反禁欲或唯物主义性质的享乐中寻求帮助，即便从前的新教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某些联系。我们应该自纯粹的宗教品德中找寻这类联系。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卷第七章里，孟德斯鸠表示英国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里，一个在自由、商业和虔诚这三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远发展的国家。英国人确实遵从了自由的政治制度，并且在商业上占据了上风。就孟德斯鸠所谈及的虔诚的心态，英国人自然也有具备的可能。
  各种各样有可能真实存在且被模糊地理解的联系，会跟随我们通过以上方式所谈及的这一问题而出现。通过繁杂的历史资料竭尽所能地解释这些模糊的联系，是我们当下的任务。我们只有在不理会之前谈及的模糊联系，竭尽所能地专研基督教从前的不同支派所具备的宗教思想，并终摸索出它们的区别和特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展开此项工作之前，我们需要对某些特殊现象进行一番简单的叙述。自历史角度解释这些现象，便是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在描述完这些现象的特殊性之后，我们会再对这类解释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进行一番探讨。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在某种程度上，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的做法，始终含有故意增加神秘感的性质。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呢？基于这类事物的性质，我们很难给它定一个清晰的概念。
  资本主义精神的适用对象，在我们明白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只能是单一的历史个体。我们的划分准则是在真实历史中联结到一块儿的所有要素的文化含义。依据这一准则，我们把这些关键点统一划分为单一的整体。这便是这里所讲的历史个体。
  就内容来说，这个历史概念是指一种拥有特殊性质的现象。我们无法通过“实质定义①”公式，来给它定一个清晰的概念。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从真实历史中逐次拿出需要的部分。制定这个历史概念之前，我们应该先把这些部分组成一个个整体。这个概念的形式因此只有在这一定义的考察结束之后，才能变得更完美。这个讨论所得出的关键的结论是：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清晰的概念描述资本主义精神。对于那些我们比较好奇的看法，这是一种合适的专研方法。
  我们也能够用接下来将要谈及的观点，来分析我们当下正在考察的这类历史现象。这自然不会是的观点。在考察这类历史现象或别的历史现象的时候，人们假如使用了其他的观点，也能够得到一些与那些基本特征一样关键的特征。我们仅仅是为了有助于问题的问题，才谈及了资本主义精神。后者不仅仅是这里所谈及的那种事物。决定这种情况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概念的本质，这些概念是掌控真实历史的工具。从历史概念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各种各样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拥有特殊性质的联系，而不是抽象的公式。
  我们因此无法通过概念定义的方式，来规定我们正打算分析并做出历史解释的对象。我们应该在初的时候，就给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下一个短暂的定义。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要想掌握我们所考察的对象，我们只能使用这种方式。就我们正在专研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言，这部文献通过一种接近典型的纯粹方式，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它还甩掉了和宗教之间所有的直接关系。我们由此也能甩掉全部偏见的约束。
  富兰克林曾讲过下面这些话：
  
  光阴就是财富。假如一个一天能赚十先令的人在外面待了半天，或无所事事地坐了半天，那么他就算在这段时期仅仅花费了六便士，我们也应该认为他总共花费了五先令。
  诚实就是财富。我假如借了别人的钱，而被借方在期限到来时也没有向我讨要，那么他不但借给了我本金，还赠送了我本金的利息，以及我在超过期限之后通过这笔本金所得到的利润。一个人假如非常诚实，那么他就能很轻松地从别人那里借到钱。他假如还能好好地利用这些钱的话，那么他就能赚取许多财富。
  财富制造财富。财富能够制造财富，制造出来的财富还能够制造财富，再次制造出来的财富还能够制造财富……举个例子来说，经过利用，五先令变成了六先令，经过再次利用，六先令又变成了七先令三便士……就这样利用下去，微不足道的五先令或许就能变成一百英镑。经过利用，本金越多越能生出更多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利润的速度也会理所当然地变得更快。杀死一只母猪的做法，在此种意义上相当于杀死了它的一千代。浪费五先令的做法，等于浪费了这五先令所能带来的全部财富。
  能够花别人钱的是那些按时还钱的人。一个人能够随时从他朋友那里得到后者暂且用不着的钱，只要他平日都是按时还钱。除了节俭和勤劳的品德之外，年轻人还应该具备公正和遵守时间的品德。在他和别人的交往中，后面的两种品德也十分的关键。对于他的为人处世，这些品德都能起到有利的作用。你的朋友甚至可能因为你一次不守信用的行为，而不会再借钱给你。
  认真对待每一个会对信用产生影响的细节。债权人也许会因为你在早上五点或晚上八点依然在劳动的做法，而踏踏实实地度过半年的时光。相反，他们如果发现你在应该劳动的时候饮酒或者玩台球，就可能会在次日派出向你讨还所有借款的人。
  慎重的举止能够增加信用。从某方面来看，你的慎重举止能够表现出你始终惦记着自己欠了别人的债。基于这一状况，人们不但会觉得你很仔细，而且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你便拥有了更多的信用。
  你应该仔细掂量自己的分量，做好收入和支出的计划。原因是你当下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并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对于这点，许多诚实守信的人都没有采取重视的态度。要想免去这种错误，你就得详细地记载自己在某段时期里的收入和支出。这种做法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尽管它在初的阶段会花费一些时间。你终不但能够发现一项项微不足道的支出在累积起来之后，会成为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还能够轻易地了解到自己已经节省或日后还要节省多少钱。
  假如你在大家眼中是一个既守信又节俭的人，那么你就算只拥有六英镑，也能够使用别人的一百英镑。一个人假如每天随意花费四便士，那么他一年就会失去多于六英镑的财富。另外，他还会失去能够使用一百英镑的权利。用其中一种方式来表示的话就是，一个人假如每天浪费可以赚四便士的光阴，那么他便遗弃了能够使用一百英镑的权利。一个人如果浪费了五先令的光阴，就相当于浪费了五先令。他所失去的其实并不只是五先令，而是这五先令在利用过程中所能带来的总的利润。对于五先令这点微不足道的钱，一个人假如自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好好利用的话，那么他就能让这笔小钱变成一笔巨大的财富。
  
  对我们来说，富兰克林的这些话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美国文化概览》这部作品里，作者费迪南德·昆伯格通过十分刻薄的方式，对这些话进行了一番讥讽。他觉得这些话仅仅是美国人的表述。这些话尽管没有囊括资本主义的所有含义，却实实在在地展现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不妨暂且认认真真地分析一下这些话。昆伯格觉得人们可以用一种“必须要得到”的主旨，即“从人身上得到钱，从牛身上得到油”，来概括美国人的哲学。那些极为守信的人会将这类相当独特的“必须要得到”的主旨，当作一种信念和目标。在这些人眼中，增加自己的资产并不是每个人的目标和义务。富兰克林的的确确推广了一种特殊的伦理，以及致富的方法。一个人假如违背了商业规则，只能表示他遗忘了自己的目标和义务。我们不能将他说成是一个傻瓜。充斥在世界上各个地方的精明并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正是商人的气质和精神。
  在劝雅各布·福格选择退休的时候，他在商业领域中的一位已经退休的同事使用了这样的理由：福格如今应该让别人利用致富的机会，因为他已经赚了足够的财富。福格不但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还表示这是一种胆小的观点。他表示自己只要拥有赚钱的机会，就会一直赚下去。显而易见的是，福格的话并不符合富兰克林的思想。从道德层面来讲，福格的话并不具备好坏性质。这些话仅仅表现出了福格个人的喜好以及商人的勇气。和警世箴言相似的富兰克林的思想则拥有伦理性质。本书所探讨的便是这类具备伦理性质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类资本主义精神也被称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就探讨问题的方式而言，我们在此探讨的显然是拥有美国和西欧特征的资本主义。尽管古代的罗马和希腊，以及中世纪的各个国家，都出现过资本主义，但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的，唯有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
  不管是富兰克林的哪种道德观点，都展现了功利主义的性质。诚实之所以能够发挥功效，原因是它可以带来信用。能够发挥功效的还有节俭、勤劳，以及遵守时间这些品德。照此推断下去，或许能得出这类结论：诚实的外表假如同样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么人们为了避免产生没有必要的挥霍，就无需拥有别的品德。富兰克林的另外一些描述证实了这类结论。对于自己怎样保持克制的形象、怎样遵守这些品德，以及怎样谦虚地奋斗并获得肯定等行为的整个过程，富兰克林都曾在他的自传中做过一番描述。富兰克林眼中的品德是那些能够为个人带来实际利益的德行。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假如只借助了品德的外表，那么，外表就可以使人感到满足。这是一种拥有功利主义性质的结论。对于德国人来说，美国人的那些品德显得十分虚伪。能够证实德国人的观点的，恰恰是富兰克林自传中的某些看法。
  然而，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我们能够从富兰克林的自传中了解到，富兰克林没有虚伪的一面，非常直率。富兰克林之所以会遵守品德，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了解到了品德的作用，是神灵指引他踏入正轨的启示。富兰克林劝导人们可以通过伪装，来实现那些能够单纯为自身带来利益的目标。我们从上述情况了解到他还带来了一些别的东西。富兰克林所推广的的善行就是竭尽所能地赚取更多的财富。实际上，它和那种严格避免单纯通过激情享受生活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此，这里面一定不会夹杂幸福主义，甚至享乐主义。
  在对待这类的善行时，人们会纯粹地认为它是人们在展开贸易活动时所要实现的目标。如此一来，这类的善行在个人的功利或幸福的角度上，就彻彻底底是一种拥有非理性特征的先验论。换一种说法就是，人们的观念会受到赚取财富的理由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将人生的终理想定为追求财富。不可否认的是，这类颠倒自然关系的行为是资本主义的原则，尽管它通常都是极其不理性的。那些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民族一定没有听说过这类行为。另外，这类行为所表现出的情绪，与某些宗教观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富兰克林的父亲是一位信奉加尔文教且非常严厉的人，在富兰克林很小的时候，他就对富兰克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富兰克林曾频繁地接触过《圣经》中那些古老的警句。为了答复人们为何自人身上搜刮财富这个问题，他还曾引用过这些古老的警句中的一条，即“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一定会服从君王的命令”。不过，富兰克林是一名泛神论者。一个人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假如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赚到财富，那么他就拥有进行这种工作的能力。这同时是一种品德。另外，它还包括了富兰克林道德伦理观念的所有内容。我们也能够通过上面那段引文和富兰克林别的作品，来清晰地理解这一点。
  履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是一个人的义务，这是现代人十分熟悉的一种观念。这类观念不但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文化根基。它实际上并不是很自然地存在于初阶段。他对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义务进行了规定，人们理应且的的确确体会到了这一规定。职业活动的内容也许是使用物质财富，也许是使用个人的才能。不管是什么，都不是一件关键的事。
  这并不表示这类观念只能形成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在它露出苗头的那个年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我们接下来会详细讲述这一点。对于这些与伦理道德相关的警句，现代资本企业里的资本家和工人都会有意识地予以接受。不过，这并不表示现在的资本主义要想继续存在下去，仍然需要这一条件。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浩瀚无际的宇宙。它具备一种个人无法改变且只能生存在其中的秩序。个人只有遵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则，才能进入市场。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制造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做着违背经济活动规则的事，那么经济的舞台一定会将他淘汰掉。这种情况也适合打工者，打工者假如拒绝或无力遵守经济活动的规则，他便会失去工作，不得不在街上流浪。
  现在的经济生活掌控在资本主义手中。通过适者生存的商业规则，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自身所需的经济主体进行着教育和选择，并终获得了主导现在的经济生活的权利。就解释历史而言，选择很显然是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概念。终被资本主义所选择的假如是一种既能影响其他生活态度，又能彻底适应资本主义所有特殊性的生活态度的话，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只能是大部分人都拥有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类生活态度的来源，正是我们所要解释的内容。通过古代朴素的历史唯物论，我们能够分析出这类生活态度是上层建筑或经济根基的反映。后面的篇幅将会详细探讨这一点。
  我们所谈论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便现身于富兰克林的诞生地，也就是马萨诸塞州。大家应该首先对这一事实予以重视。为了获取利益，新英格兰人早在公元1632年，就使用了精打细算的措施。当时的人们对此颇有怨言，因为这类做法在当时和美国别的地方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区别。相比新英格兰地区的资本主义，那些接近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以及日后加入美国的南方各州的资本主义，明显比较落后。共同将前者建立起来的是小本经营的买卖人、匠人、农民、传教士，以及神学院的毕业生。建立后者的是基于商业目标的大资本家。这是一种与那种依据唯物主义观念得出的因果关系截然相反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