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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被禁止的，就越是被渴望。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经问世，即因为书中大量的性描写而遭到查禁。并因此引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出版公案。
  曾被列为世界十大禁书之一，被禁长达30年之久。
  被解禁后即成为经典名著畅销全球，并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
  孤独灵魂之下，崇尚爱与自由的惊世骇俗之作。
  随书附赠精美书签
  人们要反对只管反对，我却要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需要的书。有些字眼，起初是令人震惊的，过了一会便毫不可惊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地给习惯所腐化了
  呢？——劳伦斯
  “唯独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福克斯（Palph Fox）
  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林语堂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描写的是*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贵族克里福德的妻子康妮与守林人梅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康妮是一位年轻的已婚女性，但新婚不久，丈夫克里利福德便在战争中负伤，腰部以下瘫痪。面对残酷的现实，善良的康妮只得默默接受。然而，性生活无法满足的挫折使她邂逅了庄园的一名守林人……年轻女子与两个男人之间展开了一段情欲纠缠，深度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巧妙伪装的真实人性。
  
  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画家，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极独特、富有争议的作家。1911年发表了部长篇小说《白孔雀》，1921年发表长篇小说《虹》，1928年私人出版了极具争议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英美等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解除对此书的禁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封闭之作，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此时的劳伦斯对人物及情节的刻画已经炉火纯青，对他所探索的两性关系也有了更深思熟虑的答案。
  
  D.H.劳伦斯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伊斯特伍德的一个矿工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过会计、教师等多种职业，自1910年起成为专业作家。他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以他44年的短暂人生，向读者贡献了40多卷小说、诗歌、戏剧、游记等作品及批评和思想著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后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他开始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病魔缠身。他于1927年完成此书后，不到三年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劳伦斯的几部主要作品都以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即诺丁汉一带的矿区和农村为背景。当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状况以及当地矿区发展所反映的现代工业文明对当地生活的影响，是他的创作所包含的深层内容。他的部长篇小说《白孔雀》（1911）就描写了当地农村青年所面临的在古老淳朴与现代虚荣之间的选择。他重要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1913）写了现代机器文明和工人阶级状况给当地一个矿工家庭生活上、精神上造成的压抑。《虹》（1915）及其姊妹篇《恋爱中的女人》（1921）被认为是他了不起的两部长篇小说，作品中描写的两性关系同样处在现代工业文明对当地农民及其后代生活的巨大影响背景之下。本书写的是贵族兼资本家查泰莱爵爷府上的故事，但这个爵爷府也还是在矿区的包围之中，矿区破烂不堪的状况既是当时矿工条件的真实写照，又是死水般的查泰莱爵爷府的陪衬。即使是女主人公康妮的婚姻、爱情选择，也反映出对机器文明所造成的死气沉沉家庭生活的厌恶和对原始爱情活力的追求。
  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个近乎文盲的矿工，说一口诺丁汉郡和德比郡一带的方言，在习惯和外表上都体现出当地矿工的特点。他母亲是学校里的老师，说的是贵族式的标准英语，在周围环境中有一种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优越感。劳伦斯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很自然地接受了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劳伦斯显然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矿工们说话时的那种直言不讳，他甚至不隐晦男女之间的隐私，因而在当时仍竭力标榜高贵典雅绅士风度的英国社会中遇到了麻烦。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本书，由于有伤风化而一度在英美被禁。他的母亲则给了他另一种影响，她鼓励他开发他的智慧，甚至由于对丈夫的失望而过分热衷于在他的成就中寻求满足，给他造成了无穷的压力。《儿子与情人》就是以这样的家庭生活经历为原型而创作的。但是，他从这样的家庭生活体验中得到的收获，是他在创作中寻求的一种直接的感官性和一种精神、理智、信仰、情感、修养统一体的融合。这是他的家庭中所缺乏的，然而正是因为缺乏，才促使他的追求格外强烈。
  本书是劳伦斯重要、特色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康妮在婚姻、爱情上的反叛和追求，书写出机器文明及其带来的战争和各种违背自然的倾向对人性和人间宝贵事物的摧残和破坏，同时也把康妮的追求从单纯的肉体欲望的满足提升为现代人精神追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作品主要通过康妮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示康妮的反叛和追求。
  克里福德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使他成了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失去了生育和性生活的能力，同时也失去了正常人的感情生活。康妮对他来讲，只是一架生育机器，他还希望她再去找一架雄性的生育机器，结合以后为他生下一个爵爷府的继承人。他考虑他自己家的香火可以延续，他们家的姓氏有人继承。他把性和感情截然分开，在他看来，偶尔的性关系无关紧要，“事情会像鸟雀交尾般过去”，当事人之间不会，也不应该产生任何感情。他不过是要借个“种”而已。他对康妮说：“假如性的匮乏使你不完整不协调，那么就出去风流一把。假如没有儿子使你不完整不协调，那么只要可能，就要个孩子。但这些事情只是为了让你能有完整的生活，为了得到长久的和谐。”为了让他自己有“完整的生活”，得到“长久的和谐”，他不惜牺牲康妮一生的感情生活，来维持他家庭的稳定。他的所有这一切算计似乎不仅是为他自己好，也为康妮着想，只要维持他家庭稳定的大局，他不仅无所谓自己戴不戴“绿帽子”，而且还可以从中受益。然而，他的失算也就在这个地方。他是机器时代的典型代表，他的算计似乎是把当事人的利益都考虑进去了，是一桩公平交易，但他是用衡量机器的方法来衡量人，他的“计算”错误是必然的。他对自己的妻子是这样一种态度，对待他手下的工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对康妮说，那些矿工不是人，“他们是你所不理解，也永远不可能理解的动物”。所以克里福德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他丧失了性功能，求子心切，才希望康妮出去为他充当一回“动物”的，在他眼里，别人都是机器，都是动物，都是为他实现他的目的所用的工具。他的观念本来就和现代社会的平等、人权思想格格不入。康妮弃他而去，而且爱上的竟是他手下的一个下人，这是他这种思想境界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有用肮脏的语言破口大骂。
  康妮的反叛，从作品的表面内容来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同寻求性的满足有关。但是，这是一部严肃而有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劳伦斯写康妮追求性的满足，写她对阳物的向往，只是一种象征。克里福德的阳物失效，这本身就是机器文明的奴隶缺乏活力、缺乏创造力的一种象征。在机器文明的时代，似乎机器可以替代人做任何事情，机器甚至可以复制出人的阳物来当替代品。但是，从性关系中滋生的情感是无法替代的，性关系所激起的生命活力是无法替代的。机器文明的时代造成人对机器的依赖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机器的过分依赖倾向于把一切都看作一种程序，性关系也只是人的求快乐本能和生育本能的一种程序。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把自己变成了程序的奴隶，机器的奴隶。克里福德尽管把大众看成和尼禄时代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他自己却是他这个时代的奴隶。所以，他的丧失生育能力，是机器时代的奴隶缺乏生命活力的象征。他虽然自己是机器时代的受害者，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他自己就是危害者。康妮的反叛，其意义远远超出他个人的性欲满足。首先，她是作为一个和克里福德对立的人物而出现的，她热情，有活力，她无法接受克里福德的那套理论，她是机器文明的时代中生命价值的追求者。在生命价值面前，人是平等的，所以她并没有把门第和社会地位的悬殊看作她和麦勒斯之间的爱情的屏障。其次，她是作为劳伦斯笔下精神和肉体不可分的新的精神追求的理想人物而出现的。在人的生命活动中，震撼人心的性关系是心灵契合与交融的体现，这不是一般的性欲满足所能实现的。它在有一天实现这种交融以前，始终是人们理想中的追求，一旦有了这种交融以后，哪怕只有一次，它也会终生难忘地留在人们的心灵中，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美好回忆。康妮在做出决定离开克里福德以前，并不是没有感受到各种沉重压力，也没有意识到她和麦勒斯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意味着什么，但是她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克里福德，正说明她精神追求的坚定。这不是她一时的冲动，而是理性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若没有她和麦勒斯性冲动时的那种心灵的契合和交融，她也不可能将这个问题上升到精神层面来考虑，而终做出理性的决定。
  作品中麦勒斯这个人物之所以博得康妮的爱，是因为他有男子汉的气质，他当过军官，也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现在身处仆人的位置，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但是他在主人面前不卑不亢，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他和康妮之间有了那种震撼人心的性关系之后，还是比较含蓄，因为他不愿意被贵族夫人玩弄，故存有戒心。他在康妮面前说一口当地的土话，其实他是会说受教育者所说的标准英语的，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康妮明白他们之间地位上的差异。但是，他是认真的，正是那种心灵契合的性关系使他相信，康妮的爱不是在自己男人那里得不到性满足的贵妇人出来随便打点野食的行为。他是在争取一个社会地位低下者也应该拥有的真正的爱的权利。他得到了康妮，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所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总之，作品在表面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背后，含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作品表面上比较露骨的性描写，实际上只是更好地传达深刻思想内涵的一种艺术手段。当然，作品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包括各种象征和《shengjing》等典故的丰富隐喻，只有在细读作品以后，才会感受到作者的匠心之所在。
  本书虽然已出过至少两个译本，但是每一次新的翻译实际上都是一种新的解读。希望我这个积几十年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的经验而做出的解读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欣赏。
  
  我们本来就处于一个悲剧时代，因此我们无须悲痛欲绝。大灾难既已发生，我们周围是一片废墟，我们着手建起小小的新住处，怀着小小的新希望。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现在是没有通向未来之坦途的，但是我们四处奔走，攀越障碍。无论多少重天塌下来，我们也得生活。
  这差不多就是康斯坦斯·查泰莱夫人的想法。战争让她家的天塌了下来。而她则明白人总得生活和求知。
  1917年克里福德·查泰莱休假回家一个月，她嫁给了他。他们度过了一个月的蜜月。之后克里福德就回到佛兰德斯前线，六个月后，几乎粉身碎骨地被运回了英国。康斯坦斯，他的妻子，当时23岁，而他是29岁。
  克里福德的生命力很是惊人。他没有死，粉身碎骨的身体似乎又长好了。他在医生手下度过了两年的时间。然后据称他已被治愈，他又活了过来，然而他的下半身，自臀部以下的部分，却永远瘫痪了。
  1920年，克里福德和康斯坦斯回到他的家，家族“所在”——拉格比大宅。他的父亲已去世，现在是准男爵了，克里福德爵爷，而康斯坦斯就成了查泰莱夫人。在查泰莱家族相当荒凉的家中，他们相当拮据地开始料理家务，过起了婚姻生活。克里福德有一个妹妹，但是她已不住在那里。其他再没有什么近亲了。他的兄长在战争中阵亡。他已经永远残疾，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育，回到烟雾弥漫的英国中部来，是要尽可能地维持查泰莱家族的姓氏。
  克里福德并没有真正颓靡。他可以坐在轮椅中，转来转去。他有一把巴思轮椅，附加了一个小马达，他可以自己驾驶着，慢慢绕着花园，进到那个精美而令人忧郁的庭园中去，对这个庭园，虽然他假装满不在乎，但实际上他为它感到如此骄傲。
  历经了太多的苦难之后，他感受苦难的能力似乎也下降了。他还是那样独特、明朗、愉快，红润健康的肤色、迷人明亮的淡蓝色眼睛，让人觉得他简直是个乐天派。他的肩膀宽厚强壮，双手有力；他着装华贵，打着邦德街的讲究领带。然而，从他脸上仍然可以看到小心戒备的眼光，看到残疾人的一丝内心空虚。
  克里福德曾距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因而他存留下的生命对他而言更为珍贵。从他不安地闪亮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死里逃生后的自豪。但他受到太大的伤害，以至于他有点心如死灰，有点感觉麻木，剩下一片没有知觉的空白。
  他的妻子康斯坦斯，是个脸色红润的乡下模样儿的女子，柔软的褐色头发和强壮的身体，伴随着缓慢的举止，有着一股非同寻常的精力。她那充满好奇的大眼睛，以及温柔的嗓音，好像是刚从她土生土长的村子里出来。其实全然不是这样。她的父亲曾是皇家艺术学会知名的麦尔肯·瑞德爵士，她母亲则是颇有点拉斐尔前派风格的兴盛时期教养良好的费边社成员。在艺术家和有修养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康斯坦斯和她的姐姐希尔达接受了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非传统教育。她们被带去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接受艺术熏陶，她们也被带去别的方向上，到海牙和柏林，参加盛大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会上演讲者们使用各种文明语言发言，没有一个人感到局促不安。
  所以，姐妹俩从小就丝毫不被艺术和理想的政治吓倒。那已经成为她们的自然氛围。她们既是世界性的，也是乡土化的。她们的这种世界性的乡土艺术，zhengfu合单纯的社会理想。
  她们在15岁的时候被送去德累斯顿主修音乐。她们在那儿度过了快乐时光。她们在学生中无拘无束地生活。她们和男子们争论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问题。她们的学识不亚于男子，正因为是女子，所以她们更胜于男子。她们常和带着吉他的壮小伙儿一起在林中漫步，吉他发出堂堂的声响。他们唱起流浪者之歌，自由自在。自由！这个词儿真是伟大。在自由的世界，在晨曦中的林间，和充满活力、歌喉动人的伙伴们在一起，她们为所欲为——尤其是——畅所欲言。正是交谈才为重要：那种热情洋溢的交谈。爱情仅仅是个小小的陪衬。
  希尔达和康斯坦斯都曾在她们18岁时初涉爱情。那些和她们倾心交谈、欢乐歌唱，并在树下自由自在野营的男子们，无疑都想有爱的交流。女孩们起初有些疑虑，但后来这种事情经过太多的谈论，已被看成很重要的事情了。况且这些男子们又都如此谦卑，如此渴求，为什么不能像一个皇后一样，将自己作为恩赐委身于他们呢？
  于是她们把自己给了那两个青年——各自和那个与她进行过微妙、亲密辩论的男子。辩论或讨论是了不起的事情：做爱和性交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逆转和一种有几分令人扫兴的事情。事后，她们对于各自男子的爱意冷淡了，甚至有些敌意，似乎他侵犯了她们各自的隐私和自由。因为作为一个女子，生命中的尊严和意义就在于获得、完美、纯粹、高尚的自由。如果不能从古老而污秽的两性关系和从属状态中解脱出来，一个女子的生命意义何在？
  无论你怎么让性爱带上浪漫色彩，它总是各种古老、污秽的两性关系和从属状态之一。歌颂性爱的诗人往往是男人，女人们一向都知道有比这更好更高尚的东西，现在她们确信无疑了。一个女人美好而纯粹的自由，比任何性爱都要美妙得多。不幸的是男人在这点上远远落后于女人，他们像狗一样坚持性的满足。
  而一个女人不得不退让。男人像馋嘴的孩子，他要什么女人就得给他什么，否则他很可能像孩子一样变得令人讨厌、躁动不安，把好事弄糟。女人可以迁就男人，但保留她内在的、自由的自我。那些诗人和那些谈论性爱的人似乎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女人可以有个男人而不真正委身，她无疑可以拥有他而不受他的支配，相反，她可以用性爱去支配他。她只需要在性交中控制自己，让男人耗尽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然后她可以延长性交，把他仅作为工具来达到亢奋和高潮。
  到大战开始，姐妹俩匆匆赶回家的时候，她们都已有过自己的恋爱经验了。她们不会轻易爱上青年男子，除非能在言谈中能非常亲近——能彼此在交谈中十分趣味相投。和一些真正聪明的青年男子连着几个月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的热情谈话，带来的那种惊人的、深刻的、难以置信的震颤……不亲身体验一下是难以明白的！天国的许诺“尔将得到可以促膝交谈的男子！”——从未说出口来。它是在她们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种许诺之前完成的。
  如果在这些生动而启示心灵的讨论唤起了亲密感之后，性爱成为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顺其自然。它标志着一个章节的完结。它本身也是令人销魂的：从身体深处产生的那种奇异的震撼和终的一阵骄横，就像画龙点睛之笔，让人兴奋，也很像一行星号，用来表示一段话的终结，以及主题上在此告一段落。
  1913年女孩们回家过暑假的时候，希尔达20岁，康妮18岁，她们的父亲已明显地看出来她们已经有过恋爱经历了。
  这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L’amour avait passé par là”。不过他自己是过来人，就听其自然。至于母亲，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神经病患者，她只想让她的女儿能“自由”，能“成就自我”。她自己从未完全成就过自我：她不能。天知道为什么，因为她是个有自己的收入和自己的行事方式的女人。她责备她的丈夫。然而实际上，正是留在她思想上或心灵中的某些古老的权威印象，她无法摆脱。这不关麦尔肯爵士的事，他让他神经质地怀有敌意的刚烈妻子自行其是，而他则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两姐妹是“自由”的，她们又回到德累斯顿，回去学她们的音乐，回到大学和年轻男人那里。她们爱着她们各自的小伙儿，她们的小伙儿也以全神贯注的激情爱着她们。这两个小伙儿所想所说所写的所有绝妙事情，都是为这两个少女所想、所说、所写。康妮的小伙儿是音乐人，希尔达的恋人是学技术的。但他们干脆是为他们的少女而活着，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和他们精神亢奋时他们是这样想的。在其他方面，他们受到一点抵制，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得很明显，他们都经历了爱情：也就是说，肉体上的体验。真是很稀奇古怪，它在男女身体上造成了何等微妙而不容置疑的变化：女人更花枝招展、更圆润丰盈，少女时代的清瘦变得丰满，表情不是流露出渴望就是扬扬得意；男人则更加沉静内向得多，肩膀和臀部的样子更少咄咄逼人，变得更加迟疑。
  在体内实际的性快感中，姐妹俩几乎屈服在奇特的男性力量之下。但她们很快恢复过来，把性快感当作一种感觉，保持了自由。而男士们呢，因为感激她们所给予的性体验，把灵魂都交给了她们。但后来他们的样子又好像是得不偿失。康妮的情人有点儿郁郁不乐，希尔达的情人则有点嘲弄人的意思。这就是男人：忘恩负义又贪得无厌。你不占有他们的时候，他们恨你，因为你不愿意；你占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恨你，因为别的一些原因。或者毫无理由，除非因为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他们都不会满意，任由一个女人会做些什么。
  然而，战争到来了，在五月回过一次家之后，康妮和希尔达又赶回家去参加母亲的葬礼。1914年圣诞节前夕，她们的德国情人都死了：姐妹俩为此哭泣，对这两个小伙儿恋恋不舍，但是内心里却忘记了他们。他们不复存在。
  姐妹俩住在肯辛顿她们父亲的宅子里——实际上是她们母亲的宅子，和一伙剑桥青年学生们待在一起。这些青年拥护“自由”，穿法兰绒裤子和法兰绒开领衫。他们是那种有良好教养，情感上无拘无束的人，他们说话低声细语，举止格外敏感。然而，希尔达忽然与一个年长她10岁的男人结了婚。他是这伙剑桥学生团体的老成员，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在政府中有个舒服的世袭职位，同时也写些哲学散文。希尔达和他住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所小房子里，加入到政府中那些有教养的人的社会中，这些人虽然不是头等人物，却是，或即将是，国家的真正智囊人物：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说话时显得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康妮在做一项和平方式的战时工作，结交了一帮穿法兰绒裤子的剑桥“刺头”，他们至今都温和地嘲弄一切。她的“朋友”是克里福德·查泰莱，一个22岁的年轻人。他本在波恩学习煤矿技术，那会儿刚刚赶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学过两年，现在他在一个很棒的团里担任中尉，因此他可以更合适地穿着制服嘲弄一切了。
  克里福德比康妮更属于上流社会。康妮是富裕的知识分子，而他属于贵族阶层，虽然不是大贵族，但好歹是贵族。他父亲是准男爵，他母亲是子爵的女儿。
  然而，克里福德虽然比康妮出身更好，更加“上流社会”，但却以他自己的方式比康妮更狭隘更胆怯。在那个狭小的“上流社会”——土地贵族社会中，他觉得安逸，然而他对由中下层阶级和外国人组成的整个其他的大千世界感到羞怯和惴惴不安。如果必须说实话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些害怕中下层阶级的人，害怕和他不属于同一阶级的外国人。他以某种令人惊愕的方式意识到他自己的无助，其实他拥有特权给予的所有保护。这是很奇怪的，但确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
  因此，一个像康斯坦斯·里德这样的姑娘那种独特的温柔与自信迷住了他。在纷乱的外部世界里，她远比他表现自如。
  尽管如此，克里福德也是一个叛逆者：甚至叛逆自己的阶级。也许“叛逆”这个词用得过火了：太过火了。他只是碰上了年轻人反传统、反任何一种现实权威的普遍潮流。父辈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固执的父亲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我们自己这个等着瞧的政府尤其可笑。军队是可笑的，老派的将军们全都可笑，红脸的吉治纳将军尤甚。甚至连战争也是可笑的，尽管它杀了很多人。
  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些可笑，或者说是非常可笑：任何东西跟权威沾边的，不论是军队还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笑的。就统治阶层自认为有统治资格而言，他们也是同样的可笑。克里福德的父亲乔弗利男爵极其可笑。他砍倒他的树，清除他矿上的矿工，打发他们到战场上去；他自己却安然无恙，同时高喊爱国。而且他为国家花的钱比挣的还多。
  当查泰莱小姐——姐姐爱玛——从英国中部到伦敦做护理工作的时候，她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诙谐地谈论乔弗利男爵和他的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哥哥和爵位继承人赫伯特则坦然大笑，虽然砍倒给战壕做支撑的树都是他自己的。而克里福德只是有点不安地微笑。所有的事情都是可笑的，真是这样。但是太临到跟前，一个人自己也变得可笑的时候……至少像康妮那样其他阶级的人对有些事是很认真的。他们相信有些事情。
  他们对于士兵，对于征兵的威胁，对于孩子们短缺食糖和糖果等，都是相当认真的。当然，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当局可笑地不知所措。但克里福德对此从不往心里去。对于他而言，当局从一开始就是可笑的，并非因为糖果或士兵。
  当局让人感觉可笑，并以相当可笑的方式行事，国内局面一度混乱不堪。直到前线态势严重起来，劳合·乔治出来挽回国内局面。这超过了可笑的界限，轻率无礼的年轻人不再嘲笑了。
  1916年，赫伯特·查泰莱阵亡，于是克里福德成为继承人。甚至这也把他吓坏了。作为乔弗利爵士的儿子，拉格比的孩子，他的重要性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他无法逃避。然而他知道，这种事在沸腾的大千世界眼中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他要为拉格比负责。难道这还不可怕吗？而且难道不是既显赫又荒唐的事吗？
  乔弗利男爵可一点也不觉得荒唐。他脸色苍白，紧张而自闭，他固执地决心要救他的祖国，挽回他的地位，不管是劳合·乔治还是其他任何人当政。他和现实的英国如此隔绝，离它如此遥远，又如此无能为力，以至他把霍拉旭·鲍特姆利也想得很好。他拥护英国和劳合·乔治，正如他的祖先们拥护英国和圣·乔治：他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因此他砍掉他的树木，拥护劳合·乔治和英国，英国和劳合·乔治。
  他想让克里福德结婚，生出继承人来。克里福德觉得他父亲是个不可救药的老顽固。但是他自己，除了会缩头缩脑地嘲讽一切并拿自身的处境大加嘲笑外，又比他父亲高明了多少呢？但是无论这是否合乎他的愿望，他已经十分郑重地接受了准男爵的爵位和拉格比这份家产了。
  出自战争的狂热兴奋消失了……死寂了。死亡和恐怖太多了。一个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抚。一个男人需要有一个安全世界中的精神支柱。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妻子。
  查泰莱家庭兄弟姐妹三个，虽然有各种关系，却不知为什么与世隔绝地生活着，把自己关在拉格比的家里。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使得他们的关系更亲密，这是一种地位脆弱的感觉，一种无助的感觉，尽管有贵族头衔和土地，或者说，正因为有贵族头衔和土地，他们才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和他们在那里度过人生的英国中部工业区相隔绝。他们和他们自己的阶级也由于父亲乔弗利男爵沉思、固执、封闭的天性而疏离了。他们嘲笑父亲，但是关于他的事却十分敏感。
  他们三人曾说过要始终住在一起。但现在赫伯特死了，乔弗利爵士要让克里福德结婚。乔弗利爵士几乎不提这件事：他很少说话。但他关于事情应该如此的无言而沉思的坚持，是克里福德难以承受的。
  但爱玛说不！她比克里福德年长10岁，她认为他要成婚，那就是对家里三个年轻人所坚持原则的背弃。
  然而，克里福德和康妮终还是结婚了，并和她度过了一个月的蜜月生活。那是在可怕的1917年，他们就像一条沉船上站在一起的两个人那样亲密无间。克里福德在结婚时还是童男：所以性这方面，对他并不意味什么。他们如此亲密，他和她，除了在性的方面。康妮对于这种超越了性，超越了一个男人“满足感”的亲密感到有点欣喜若狂。克里福德至少不像其他许多男人那样仅仅热衷于他的“满足”。不，亲情比“那个”更深刻，更有个性。性爱只是偶然的、附带的事，它只是奇特而陈旧的感官过程之一，以它自己的笨拙纠缠于人身而已，并非真正必要的事情。但康妮却还是想要个孩子，这样她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对抗她的大姑爱玛。
  但1918年年初，克里福德却一身伤残地被送回来，孩子不可能有了。乔弗利爵士也在懊恼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