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图书，或者说，它力图在两者之间打通壁垒，架起一座桥梁。通俗读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学术书籍又常常艰深枯燥。既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启迪，这恐怕就是作者的写作企图。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
  　　这同样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困惑。中国人怎么了？中国社会怎么了？六七十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久，但在此过程中，我们究竟遗忘和失落了什么？
  　　这本书以严肃而幽默的笔墨带给我们的，正是一次笑与泪中的追问和思索。
  内容推荐
  
  　　阅读民国，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种精神。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民国的底气》以风骨为准绳，选取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佚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作者简介
  
   落尘，70年代人，独立译著。目前专注于民国文化的研究与写作。致力于让美好的人物和思想流传。
  目录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给辜写了一封信，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辜的小院，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辜鸿铭学贯中西，但却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他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清亡后辜鸿铭坚持留长辫，着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一次他因为装扮如乡下人被两青年用英文嘲笑，便留下一张用拉丁文写成的便条，上注英文：“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是哪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两人看到纸条，听说这个乡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王国维：一种文化的背影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减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曾经透彻地将人生的事业和学问解析为三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终于没有看透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经轻易地出入于中学与西学、美学文学与史学的一代大家，却如此轻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这是时代的创痛，学者的悲歌，亦是曾经的文化转身离去时，留下的一抹悲怆的背影。
  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号称“章门天王”。他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绰号 “三不来教授”。黄侃嗜酒，喜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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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语言比较学等。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抗战胜利时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直到胡适到任。1949年以后，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不应被忽略，但由于特殊原因却不为更多民众所熟知的人物。他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还是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傅斯年去世后，他的老师胡适一连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的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曾叔祖傅绳勋为清嘉庆进士，官至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等职，后外放为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晚年讲学于济南泺源书院和聊城启文书院；其弟傅继勋，亦即傅斯年的曾祖，在安徽为官多年，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珍等皆是他的门生。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得到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傅斯年之父傅旭安，光绪甲午年举人，曾任东平县龙山书院山长。
   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的宰相先祖傅以渐，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傅斯年认为他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
   傅斯年五岁时，祖父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进入当地最好的私塾，放学后又在家督导傅斯年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严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淦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这些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据傅斯年同乡聂湘溪介绍：“孟真四岁即和祖父同床共寝，尚未起床，便口授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傅斯年9岁时，父傅旭安去世，当时傅斯年的弟弟刚出生7个月，兄弟二人由祖父和寡母李氏抚养成人。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去世后，其友朋学生共同凑集一部分钱，以维持傅家生计。尽管如此，家用仍入不敷出，生活最窘迫时，傅母只得从房屋中拆一些砖瓦变卖，后来房屋破损无力修补，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尽管家道艰难，傅母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不使他们失学，而且教子甚严，兄弟二人如有过错，立予责罚。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一家商店内见一青年学徒专心读书。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傅旭安与之攀谈，知其姓侯，名延?u，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此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傅旭安对侯延?u的遭遇深怀同情，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让侯延?u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由自己代为解决。侯延?u意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之后，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u对恩师的提携之恩铭记在心，第一次回乡省亲，便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得知傅旭安已经去世后，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他在傅旭安墓前发誓，要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的知遇之恩。
   侯延?u虽然是清末官僚，但思想并不保守，他深刻地意识到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聊城地处偏僻，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因此，只资助他一些钱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于是在侯延?u的安排下，1908年冬，12岁的傅斯年告别故乡，进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北大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重数学及自然科学，乙部重文史，傅在乙部学习，由于国学底子好，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傅斯年入北京大学国学门。
   初入北大时，傅斯年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
   北大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傅的好友罗家伦回忆说：“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蔡元培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现的，为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同学们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而换成了黄侃。
   傅斯年的天纵之才为同学极力推崇，甚至有人称赞这位山东才俊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平日，某若问另一同学是中文系哪班，若对方回答是傅斯年那班的，彼此肯定会心一笑。因为有傅斯年“压”着，别人休想翻身。后来，傅斯年到欧洲留学，被傅斯年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两个读书种子”的俞大维竟也赶忙弃学文史而改择理科，他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当时，黄侃等人皆将傅斯年视为衣钵传人，傅斯年也以其师为楷模，就连穿着打扮也刻意模仿黄侃：一袭长衫，一把大葵扇，一卷古书。但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傅斯年的人生再次发生了改变，这个人就是胡适。
   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次年，胡适从海外归来后，被聘为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但其讲授的内容和方法与众不同，当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的顾颉刚后来说：“觉得他（胡适）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不过胡的授课方式却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顾于是想起在学生中颇有威望的好友傅斯年，想让傅去听一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开始以自己不是哲学系的推脱，顾说：“你虽不是哲学系学生，又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斯年最终接受了顾的建议，专门去听了几堂胡适的课，并且做足功课，在课堂上以请教为名向胡适发问，胡适一一作答，傅则步步紧逼，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地说，他当时就发现了，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认同，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章氏门生，不时趋访胡适，请教学问，纵论时局。在胡适的家里，傅斯年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但并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对此罗家伦回忆说：
   “我和孟真是1917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随着与胡适交往日深，傅斯年尽弃旧学，转而投向新文学阵营。1918年，傅斯年与同学罗家伦、顾颉刚等人组织新潮社，通过陈独秀向蔡元培提出申请，蔡同意从北大每年4万元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于是新潮社由胡适做顾问，创办《新潮》月刊，与《新青年》同声相呼。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
   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随着新文学运动影响日大，最初销量不佳的《新青年》、《新潮》发行量大增，傅斯年也随之蜚声文坛，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十三所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后举行游行，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的，正是傅斯年。游行队伍起初秩序良好，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阻后，学生的情绪开始失控，有人大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傅斯年虽然平时性情急躁，容易激动，但每临大事却非常理智，他劝导众人保持冷静，不要过激，但他个人的声音在群情激涌面前已经太过微小，阻挡不了事态的发展。此后的火烧赵家楼和群殴章宗祥，已超出了学生和平游行示威的初衷，32名学生因此被捕入狱。
   在暴力事件上演后，傅斯年离开了闹哄哄的现场。翌日，北大学生会开会，一位山西籍学生与傅斯年意见相左，由口角纷争发展到武力殴斗，对方打掉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怒不可遏，向好友赌咒发誓不再参与北大学生会的工作。
   赵家楼的冲天火光映红了古老的京都，朝野为之震动，北洋政府做出了查封北大，惩办校长蔡元培的举措。蔡元培一面沉着果敢地与政府官僚周旋，一面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当被捕学生全部被释放，蔡元培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
   而作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回到故乡山东聊城。同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尽管如此，主考方却以傅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等为由，拒绝录取。在这关乎傅斯年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以行侠仗义著称的科长陈豫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傅斯年终于涉险过关，1919年冬，他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了7年的留学生涯。
   有人认为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有些虎头蛇尾，之后甚至与之渐行渐远，但如果我们肯透过表象，更深地向下探寻，就可以看出傅斯年对于学生运动的思想脉络，以及他最后选择负笈留学的根源所在，而这也正是傅斯年之所以为傅斯年的地方。
   在“五四”前一个月发表在《新潮》上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傅斯年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傅斯年认为“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但是应该吸取此前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使运动很快地兴起，又快速地衰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思想界就要“厚蓄实力，不轻发泄”，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持久的努力，使发轫的新动机能够自然生长，结出成熟的果子，而不是再中途夭折。
   对于学生动辄罢课，耽误学业，尤其是使用暴力的做法，傅斯年是不认同的。学生运动的负面因素，如人心浮动，崇尚高谈阔论，不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同样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很多有识之士的警觉，如胡适、蒋梦麟等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在一年后回顾“五四运动”时也指出：“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少。”
   对于中国社会，傅斯年也有着颇有深刻的认识和剖析：“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在他看来，“凡名称其实的社会——有能力的社会，有机体的社会——总要有个密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若果仅仅散沙一盘，只好说是‘乌合之众’。十个中国人所成就的，竟有时不敌一个西洋人。”而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洋人所凭托的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个人的能力就无从发展。”
   而在傅斯年看来，改造社会必须由下而上地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造，总会带有几分专制的臭味；而由下而上的改造，因为有社会基础存在，才能有彻底的觉悟。
   而这样由下而上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造自己。在《欧游途中随感录》中，傅斯年写道：“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又说：“我现在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能倚赖得过。”他对新潮社同仁的期望是：(1)切实的求学；(2) 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而他自己决心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培植根底，认真读书，认真研究，他在给北大毕业后任教于清华的好友袁同礼的信中说：“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对于群众运动，傅斯年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是，群众运动虽然一时可以见效，但多因其中个人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是，改善需从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社会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没有个人觉悟的群众运动，其结果只会造就一批“神圣”，他们拥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势力、影响，以致权力集中到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所成就的仍然不会是有机的社会，仍只是有群众而无社会。
   抵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在傅斯年研究了三年心理学后，很多同学陆续来欧留学，其中陈寅恪、俞大维、徐志摩、金岳霖等先后聚集到德国柏林大学，他们多次来信劝说傅斯年到柏林。1923年秋，傅斯年终于下定决心，转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哲学、物理、比较语言学等。
  
   留学生在国外的物质生活大都非常清苦，但在私人生活方面，许多人却比较放任，而在当时的德国留学生中，陈寅恪和傅斯年被誉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游历欧洲时曾到过柏林，杨在《杂忆赵家》中记述道：“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
   一次当地留学生请赵氏夫妇去傅的住处吃茶点，定的下午三点，赵氏夫妇刚吃过午饭，“本以为只有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名治都很少的。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步伟感叹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学习广博而刻苦，在国外却没有获得任何学位。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上写着：傅斯年，1896年5月26日生于中国聊城，在柏林大学读到1926年夏季学期止，为哲学系学生。此人修过但在课册中未被证明的还有人类学、梵文文法、普通语言学。
   傅斯年返国后，本想回到北大任教。但就在他归国之前，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学生因为日本军队派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公然侵略、挑衅，纷纷组织起来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口时，遭到枪击和暴力殴打，当场死伤数百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拟定了一张通缉当时北京教育、文学界支持学生运动的50余名人士的名单，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鲁迅、刘半农、马叙伦、高一涵、陈翰笙、马寅初等被迫离开北平，留下者也多韬光养晦，不再出头露面。
   1926年4月15日，张作霖奉直联军从天津进入北平，京城内一时风声鹤唳，北大的蒋梦麟、朱家骅、李大钊纷纷出逃，7月，胡适出走英国，北大陷入前所未有的凋零局面。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广州市东校场誓师北伐。
   所以同年10月底，当傅斯年乘船返国时，前途还是一片渺茫。但就在他登陆香港时，一份来自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邀请他的是经戴季陶推荐，在光复后的广州主持中山大学校务的朱家骅。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即表示同意，但要先回山东拜望老母。12月，傅斯年出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半年多后，他又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傅斯年回国之前，因为去北大一事已然无望，曾致信在清华任教的好友陈寅恪，陈极力想要在清华为其谋一职位，11月，梅贻琦在陈寅恪的极力推荐下，决定聘用傅斯年，不料中山大学捷足先登，傅因此与清华失之交臂。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由已从欧洲考察归国的蔡元培负责，中央研究院最初只设了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四个研究所，但作为筹备委员之一的傅斯年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设立文史方面的学科，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他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词，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用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等说辞，终于说动蔡、杨等人，就这样，傅斯年以他超人的才干、智慧和霸气，“无中生有”地又创生出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史语所所长。同时，他先后邀得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董作宾、梁思永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加入，并为后世培养了丁声树、夏鼐、周一良、邓广铭、傅乐焕、逯钦立等一大批人才。
   从傅斯年留学时学习的学科来看，涉及的多是自然科学，并没有历史学。但正像傅的朋友罗家伦所说：“他（傅斯年）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
   为了用新的科学方法开辟出一个史学的新天地，傅斯年首先将目光放在了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上。
   在此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将其当做龙骨收购，后来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于是开始重金收购。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刘鹗所有，刘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做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殷周制度论》等名作。这样一来，安阳小屯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外国人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殷墟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他首先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同时傅斯年凭借自己出色的办事才干，取得了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势力的支持，排除重重阻碍，使得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傅斯年的主持下，从1928~1937年，史语所对河南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了15次大规模的发掘（后因抗日战争而停止），殷墟考古成果震惊了世界。由于对殷墟的发掘，一个有别于传统史学与金石学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时代由此开创。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说：“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虽然傅斯年此后担任的社会职务越来越多，但他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22年，直至辞世。
   在史学方面，傅斯年受到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的影响很深。兰克认为历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他不同意“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而是认为它只在“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傅斯年则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辩力。”他提出的研究历史就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观点影响深远。
   不过，对史料的发掘始终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一年后，史语所迁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同时兼任北大教授。一次傅斯年在静心斋研究明清档案时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斯年听后哈哈大笑。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而他对北大也贡献良多。
   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记述说，傅斯年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头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卡其西装，那幅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
   一次罗家伦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有一次，傅斯年、李济还有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意为他们仨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胖子，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于是又彼此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先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
   傅斯年有个绰号叫“傅大炮”，意思是说他敢说敢干罗家伦曾劝傅斯年不要总是像好斗的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胡适则称傅斯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
   傅斯年和胡适亦师亦友三十年。傅斯年在北大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却很维护胡适，一直恭恭敬敬地敬重并且保护着胡适。胡适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而傅斯年也确实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北伐胜利时，傅斯年正任教于中山大学。有一天，他和几位同学在蔡元培先生家吃饭，大家兴致勃勃，个个都喝多了。傅斯年豪情勃发：“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它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开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在座的同学听了都觉痛快，唯独蔡元培越听越不耐烦，出言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听到蔡先生的当头棒喝，傅斯年的酒劲醒了一大半，顿觉羞愧难当。
   蒋梦麟记述了一段去台后的佚事：“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傅斯年性情刚烈、率真，眼里揉不得沙子，爱憎极其分明。
   傅斯年在国外时，因为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论战，对丁的笔力和学养极其赞赏，后丁文江出任军阀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傅斯年对其大感失望，数次表示：“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回国后，胡适介绍两人认识，此时傅已了解丁为做实业的一番苦心，他们于是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对于民族大义，傅斯年更是绝不含糊。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就数次撰文指出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的希望，想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傅斯年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而实际上可以选择的只有一条路，就是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这样虽不能打败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这其中不仅体现出傅斯年的史学家眼光，更体现出他强烈的爱国情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傅斯年人在重庆，他写信给夫人俞大綵说：一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欣喜欲狂，冲出寓所，飞奔上街，手舞足蹈，见人便搂抱，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等回到寓所，帽子没有了，鞋也丢掉一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原来是蒋介石授意让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以“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以及身体状况“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为由，推荐身在海外的胡适，最后蒋同意了傅的请求，但在胡归国之前，由傅暂时代理北大校长，而傅最后之所以同意也有自己的考虑。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面临一大堆难题，其中最大的就是对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利用原北大校舍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傅斯年行事果敢而有魄力，素有杀伐决断，而胡适则心慈面软，所以傅斯年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一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办，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傅斯年于12月再次发表声明，说“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傅斯年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师资缺乏，但是认为不能因此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对于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及汪伪政府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的昔日老师周作人，傅斯年也同样是毫不容情，绝不聘用。周受审时，胡适、俞平伯等人纷纷为其开脱说情，傅曾为此责问胡适，“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文件”，并问这是凭“啥个哲学观念作为依据”。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曾经大病一场，他后来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
  
   虽然傅斯年对自己认识得甚为清醒，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一生都保持着这种个性。
   傅斯年的好友王芸生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正是因为深知此情，痛恶其害，傅斯年在做事上表现出了与此截然相反的风格。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他两次上书蒋介石，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贪污腐败，蒋未做反应。为了彻底扳倒孔祥熙，傅斯年开始收集孔祥熙假公济私的资料，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予以揭露和抨击。据参加过这次参政会的当事人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傅斯年）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有了这些证据，傅斯年在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这让蒋介石大为紧张。为了平息此事，他亲自请傅斯年吃饭。在宴会上，蒋介石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回答说：“我绝对信任。”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傅斯年一听这话，马上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无奈，免去了孔祥熙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宋子文接任。几年之后，当傅斯年发现宋子文的种种劣迹后，又将炮口对准了宋子文。
   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蒋介石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毫不客气地对蒋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
   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开始对宋子文展开猛烈攻击。文中写道：“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因此必须“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最后，傅斯年激愤地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文章一出，议论蜂起，“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胡适在日记里记道，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天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可见傅斯年文章引起的爆炸性效应。
   这之后，傅斯年再接再厉，又写了两篇文章继续炮轰宋子文，引起更大的轰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在“倒孔”过程中，中央银行国库局是孔祥熙的致命把柄，事情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给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的人，听说蒋已为孔祥熙向傅说情，便给傅斯年写信抱怨，傅斯年在信中勾出“委员长已与先生说情”一句，大笔一挥，在旁痛批道：“不成话”。
   也许正是因为深知傅斯年的个性，当傅斯年到台湾后，大刀阔斧整顿台大时，有人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一听是台大的事情，连连摆手说：“别和我说，别和我说，那里的事情我管不了。”
   傅斯年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但也有谦和退让的一面。
   傅斯年反对中医。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他，说了很多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散会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便立刻垂下双手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季羡林在《悼?念?忆》中记述道：“当年在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的教师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住在同一所宿舍里。在靛花巷宿舍里，陈寅恪先生住在楼上，一些年纪比较轻的教员和研究员住在楼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轻学者在楼下屋子里闲谈，说到得意处，忍不住纵声大笑。他们乐以忘忧，兴会淋漓，忘记了时光的流逝。猛然间，楼上发出手杖捣地板的声音。孟真先生轻声说：‘楼上的老先生发火了。’‘老先生’指的当然就是寅恪先生。从此就有人说，傅斯年谁都不怕，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中，唯独怕陈寅恪。我想，在这里，这个‘怕’字不妥，改为‘尊敬’，就更好了。”
   在昆明跑警报时，每当警报一响，人们都是从楼上往下跑，只有傅斯年不顾高血压和心脏病，晃动着肥胖的身躯，从一楼跑到三楼，把患有眼疾的陈寅恪搀扶下来，才一起进防空洞。
   抗战后，史语所从北平迁至南京，再迁昆明，后来又迁往四川李庄。六十多年后，《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到此地寻访旧迹，曾听李庄村民张汉青讲述往事，他父亲张海洲当年给傅斯年抬过滑竿：
   “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傅所长经常去镇上办事，或者从李庄乘船上南溪下重庆。从板栗坳到李庄，抬滑竿的稍微歪一下，他马上喊停，下来走。他是怕我老者累倒了。
   他对下头人蛮好。到街上，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他又刷地站起，看轿夫桌子上的菜一样不一样。要是不一样，他马上站起来就喊我老者他们走。”
   和老师胡适一样，傅斯年自幼也由寡母抚养长大，所以侍母至孝。1911年腊月，傅斯年遵母命与聊城县绅之女丁馥萃结婚，这一年，他16岁。傅斯年后来说：“胡适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
   1934年夏，傅斯年与原配夫人离婚，同年8月5日，他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大綵是傅斯年好友俞大维之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傅斯年也因此和陈寅恪成为了姻亲。
   对于自己和傅斯年的婚姻，俞大綵说：“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状况一直非常困苦，但我们仍然过得很美满很快乐。”
   据俞大綵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大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1935年，傅斯年与俞大綵的爱子出生，取名“傅仁轨”。这名字有点怪异，连罗家伦也不知典出何处，傅斯年遂笑话他枉学历史，中国第一个能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傅斯年解释，其子本应“乐”字排行，之所以破例命名，乃以前贤为楷模，希望儿子将来能做一个像刘仁轨那样的爱国之士。傅仁轨出生在战火中，即使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傅斯年还专为儿子写“婴儿日记”。
   《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曾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也许正因为如此，1946年初，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结果，任谁说破了天，傅斯年也坚决不肯，并说“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劝是劝了，不过劝的却是胡适不要加入政府，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毁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胡适最终选择了留在北大。
   1945年7月1日，第二次国共战争爆发前夕，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等一行六人乘专机抵达延安，希望促成国内和平。
  因为北大的旧缘，毛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当毛谈及傅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在傅离开延安之时，毛写一短笺，并书条幅赠之。条幅上录的是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傅从延安回来之后和罗家伦谈过几次，据罗家伦说：“他（傅斯年）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傅）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一次闲聊时，傅斯年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他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由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在台湾创刊，创刊号上刊出了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一文：“马克斯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
   12月20日的《自由中国》第三期上，又刊登了傅斯年所做的一个演讲。在这篇题为《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的演讲中，傅说：“苏联这个国家有两大特质，第一便是中古的封建主义，加上东正教的御用思想统制。一国之内，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全国人民只许有一种信仰，马、列、史主义。这种政治不平等，思想不自由的现象，本是16世纪以来，人类要打倒的目标。苏联的第二个特质是独占资本帝国主义。苏联现在只有一个资本家，这个资本家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史太林。史太林不仅是全国政治主宰，亦如专制时‘朕即国家’的君主。同时，他还是唯一的资本家，从生产到分配，他可以为所欲为。史太林可以要工人‘自动’减薪；自动延长工作时间；‘自动’增强工作效率；举凡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尽了。总而言之，共产党本是近代文明中变态心理的产物，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
   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已经走向末日。据史语所陈~,,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陈氏之说后来得到了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证实。
   同年年底，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离开北平赴台湾。蒋介石批准了傅斯年的建议，由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傅斯年席不暇暖，茶饭不思，奔走于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之间，联系“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并拟就了要“抢救”的学人名单。
   1948年12月14日，傅斯年派飞机去北平接取大学教授，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等人随机飞抵南京。12月21日，飞机接回了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但相当一部分人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成行。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1949年元旦夜晚，傅斯年与胡适在南京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念及前途之未卜，又兼留恋故土之深情，俩人不由潸然泪下。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北，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亲往机场迎接。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傅斯年信笔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没想到一语成谶。
   傅斯年到台湾后，身体已较为虚弱，但魄力丝毫不减。新官上任三把火，傅斯年的第一把火就烧得特别旺——发一份通知，告知每位教师他会不定时不定人听公开课，不合格者当被辞退。他公开宣称：“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不到两年时间，傅斯年从台大解聘了七十多名教师。
   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湾大学校刊》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议用一年半时间，来改进台大的各种基础科目，同时还表示：“一个专是教书的大学，不会把书教得很好，因为学术水准低，自然不会把书教得深入浅出。所以在进行本校的教育建设上，也应该时时不忘学术的标准。”
   傅斯年心中的理想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学校具有民主、自由的风气，教授享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作为校长的他，就是要保障这些自由。
   1949年4月6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指控台大14名学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进入台大校园抓人，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名单上又扩大到23人之多，傅斯年对此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他甚至向当时警备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最后傅和台当局谈定，今后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
   其后，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傅斯年就任台大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傅斯年随后发表声明一一予以驳斥，并断然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兼办警察，更不兼办特工”。
   终其一生，傅斯年面对权力，都保持着一种独立、自由的姿态。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敢在蒋介石面前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而对于学生，傅斯年期望他们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他说：“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第二是励学，“在这个苦难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环境，已经算很有福气了！这个遭遇，这个环境，是万万不可辜负的……这些年来，大学里最坏的风气，是把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当作第一件重要的上上，其实在大学里得到学问乃是最重要的事，得到证书乃是很次要的事。”重要的是“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须知人格不是一个空的名词，乃是一个积累的东西。积累人格，需要学问和思想的成分很多。”
   第三是爱国，傅斯年认为这是一种本能，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认同感。
   第四是爱人，“爱国有时不够，还须爱人。爱国有时失于空洞，虽然并不一定如此。至于爱人，却是步步着实，天天可行的……克服自私心，克服自己的利害心，便可走上爱人的大路。”
   在台大，诸如新生入学、盖学生宿舍、学校医院、接济大陆来台学生的“救济金”、解决困难学生“申请工读”等等这些问题，作为校长，傅斯年无时不牵挂在心。
   台大学生李亦园回忆说，自己1948年9月考入台大历史系，待傅斯年执掌校印后，经其策划，考古人类学系从历史系中分出，李想转入该系，但其原来赖以求学的奖学金将被取消，教务处那里不肯通融，李只得去找傅斯年。李记述说：“单独去见他，对于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来说，确实有点胆怯，不过为了自己的兴趣，我终于硬着头皮去见了。他读了我的报告，没有立刻表示可否，却先问了我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转考古人类学系？我说明了我的兴趣与想法后，他点头表示满意。在我稍嫌冗长地作着说明时，他一面燃着烟斗，呼呼地抽烟，一面注意地听，现在想来，以他那样繁忙的工作，却肯听一个初入门的学生诉说志愿，实在是不多见的。接着他又问我知不知道读人类学的人经常要去做田野工作，那是很苦而且要离家很长久的事，估量过自己能忍受得了吗？我回答说我相信自己能忍受。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读这一行‘冷门’，将来只有教书的前景。我表示对教书或研究都有兴趣。傅先生听完，没有再说别的，立刻在我的报告上批了准予保留奖学金。”
   傅先生关照的学生，远不止一人两人。傅先生常说学生是他的儿女，对学生体贴入微。他任台大校长时，为发掘、鼓励高才生，举行全校作文比赛，并亲自出题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