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契合热点。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关于毛泽东的生平、思想、人格及其历史功过的评价，将重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毛泽东一生思想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历史及社会的发展，可谓影响深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及“御用写手”，陈伯达的一生与毛密切相关，在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推手与鼓手。阅读这本书，将带领读者重回延安时代，重回黄土高原那波谲云诡的沧桑岁月。
  　2、观点新颖。
  　本书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国外习惯称之为“毛主义”）是如何逐步发展并逐渐演变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在这一过程中，陈伯达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毛与陈之间的合作关系及个人性格对毛泽东思想的崛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所非常或缺的，尤其是关于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很少有深入的、有见地的研究。本书从思想史及中共党史的角度，系统梳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及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的作用，观点极具创新性。
  　3、史料丰富。
   该书作者具有扎实的史料搜集及辨别功底，并将1935-1945年这十年间的历史分而述之，从长征时代一直写到建国之前，这一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萌芽、发展、形成乃至成熟的重要时期。该书运用的史料丰富而可信，论述严谨而科学，文字深刻而可读。对于毛泽东研究者，这本书将带来延安时期中国党内政治关系的新鲜素材，是屈指可数的反映那个时代的优秀论著。
  　4、可读性强。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正好是对中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经历了整风运动及数次党内政治斗争，在探索中国道理和中国理论的进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毛泽东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应该说，他个人的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他的很多想法是科学的，而并不像西方很多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毛泽东是靠阴谋夺权而奠定了其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同时，该书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论争及党内斗争都有大量的描述，对于读者真实了解那一时期的中共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还对陈伯达与林彪的关系，也有精彩论述。
  
  

　1、契合热点。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点。关于毛泽东的生平、思想、人格及其历史功过的评价，将重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毛泽东一生思想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历史及社会的发展，可谓影响深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及“御用写手”，陈伯达的一生与毛密切相关，在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推手与鼓手。阅读这本书，将带领读者重回延安时代，重回黄土高原那波谲云诡的沧桑岁月。

  
  　2、观点新颖。

  　本书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国外习惯称之为“毛主义”）是如何逐步发展并逐渐演变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在这一过程中，陈伯达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毛与陈之间的合作关系及个人性格对毛泽东思想的崛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所非常或缺的，尤其是关于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很少有深入的、有见地的研究。本书从思想史及中共党史的角度，系统梳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及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的作用，观点极具创新性。

  
  　3、史料丰富。

   该书作者具有扎实的史料搜集及辨别功底，并将1935-1945年这十年间的历史分而述之，从长征时代一直写到建国之前，这一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萌芽、发展、形成乃至成熟的重要时期。该书运用的史料丰富而可信，论述严谨而科学，文字深刻而可读。对于毛泽东研究者，这本书将带来延安时期中国党内政治关系的新鲜素材，是屈指可数的反映那个时代的优秀论著。

  
  　4、可读性强。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正好是对中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共经历了整风运动及数次党内政治斗争，在探索中国道理和中国理论的进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毛泽东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应该说，他个人的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他的很多想法是科学的，而并不像西方很多评论家认为的那样，毛泽东是靠阴谋夺权而奠定了其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同时，该书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论争及党内斗争都有大量的描述，对于读者真实了解那一时期的中共历史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还对陈伯达与林彪的关系，也有精彩论述。

  　　本书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本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

  
  　　作者拓展了中共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瞿秋白到陈伯达，再到毛泽东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

  
  　　本书还通过描述毛泽东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中的突出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既与中共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毛泽东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雷蒙德·F·怀利（Raymond F. Wylie，1941- ）

  　　美国里海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师从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1965年至1967年曾来中国访学。

  
  　　主要著作：《中国：农民革命》（1972）、《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1980）、《命运与共：美日关系》（合编）（1989）。

第一章 导言：探寻中国道路

  第二章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1937）

  第三章 走向“毛泽东神话”（1937-1938）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

  第五章 先知的崛起（1939-1940）

  第六章 挑战与回应（1940-1941）

  第七章 毛派的整党（1942）

  第八章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3）

  第九章 中共党史的重构（1943-1944）

  第十章 胜利的大会（1945）

  第十一章 结论与后记

  　　瓦窑堡会议对于毛泽东的崛起至关重要，因为它扭转了局势，使留苏学生直接陷入被动防御的地位。从此，党内不再有不知疲倦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人，面对他们自己所犯下的“左”倾严重罪过，他们现在不得不将精力用于转移指责。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日益增长的威望也反映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评论中。斯诺是一名美国记者，1936年7月曾采访过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小城保安与共产党人待过一段时间之后，斯诺报道说，在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从未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每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敬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斯诺进一步宣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大概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不过，毛泽东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斯诺还是评论说，这里“没有——至少现在还没　　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

  
  　　1936年最后的几个月，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他们见证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张国焘的毁灭，同时也见证了党的合法化，这是那年12月西安事变的一项成果，当时蒋介石被迫同意与中共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这两大事件都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为他成为与蒋介石直接竞争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人物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延安根据地的合法化，更为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增加了新的光辉。

  　　毛泽东和陈伯达显然拥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使得他们可以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在一个注重籍贯的国度里，毛泽东和陈伯达都是典型的南方人，毛泽东来自湖南，陈伯达来自福建。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农民家庭，只不过毛泽东家比陈伯达家更加殷实一些。尽管两人的根都在南方的农村，但他们都不是传统的模具浇铸出来的;他们出生在一个变化而动荡的时代，并热情拥抱来自西方的“新学”，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人的教育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师范学院或教师培训学校的毕业生。毛泽东的正规教育就止步于这个层次，而陈伯达则继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三年。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有过断断续续的办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经历，陈伯达则成为北平中国大学一名讲授中国哲学的教师。

  
  　　这种教育经历的对比突出了他们两人之间重要的差别。毋庸置疑，陈伯达比毛泽东更加理智和学究，更加重视纯粹的学术研究。与陈伯达相比，毛泽东更像一位实干家，他只在学术问题成为紧迫
  的政治关注点时才会重视学术。在后来的岁月里，这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显然成为两人严重紧张的根源，但在他们紧密合作的时期，这似乎又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之间那种“共生关系”的基础。毛泽东可以完全依靠陈伯达的理论才能，而无须担心他最终会在政治上构成威胁。当作为理论家和政治领导人的陈伯达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党内崛起时，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为其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安全。除了这些表面的相似与互补之外，还有更多的因素为毛泽东和陈伯达如此长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纽带是革命精神，即对于中国和革命的情感立场与理智态度的相近。毫无疑问，毛泽东和陈伯达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都致力于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统一和解放。此外，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统一和解放的;他们都相信对平民大众的基层动员（他们都来自平民百姓），而不相信农村地主或城市资产阶级的领导。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情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如何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民族主义的当务之急是要求国外的理论必须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特征。这在理性和情感上都
  满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需求，也使得新的意识形态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没有人民大众的支持，革命最终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