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初和霭理士的作品发生接触是在民国九年[1920年],那时译者是二十岁,正从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在清华当时就比较丰富的藏书里,译者发现了霭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Studies in the Psycho1ogy of Sex,当时全书共六册,后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霭氏又增辑了一本第七册)。不过这部书在那时的学校环境里还是一部不公开的书,平时封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屋里,只有教师和校医可以问津,所以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地借阅了一遍。别的同学知道以后,当然也有向译者辗转借看的。但大概都没有译者那样的看得完全。青年人处此境地,自不免有几分自豪,甚至有以小权威自居的心理。当时也确乎有不少的同学就自动恋和同性恋一类个人的问题向译者讨教,译者也很不客气地就所知逐一加以解答。至今思之,真不免哑然失笑!
又过了一两年,译者又有机会初次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论及此论所内含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记得当时读到的他的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A Genera1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不用说,也是在书库里自由搜索的一个收获。同时,因为译者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于是又发现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作冯小青,经与弗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见下文第三章第六节)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译者出国游学时,一度曾经把它寄交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发表;后来归国,又把它扩充成一本小书,交新月书店出版,易名为《小青的分析》,再版时又改称《冯小青》,现归商务印书馆。这是译者对于性问题的次的研究尝试,所以敢在此一提。这一次的尝试事实上和霭理士没有关系,霭氏关于影恋的一篇论文发表得很迟,我们在《研究录》第七辑里才见到它。不过见到以后,译者也曾把霭氏的理论和小青的实例彼此参证,倒也没有发现什么抵触就是了。
译者游学和游学归来后的初几年里,因为忙着许多别的题目的研习,没有能在性的问题上继续用什么功夫。固然,所谓别的题目,也大都不出人文生物学的范围,而和性的问题多少有些牵连的关系。不用说,和霭理士也不免增加了好几分的契阔。不过,在这时期里,契阔则有之,忘怀则没有。至少有三件小事可以作证。一、断断续续地阅读过好几种霭氏的其他的作品,其中至少有两种是和性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是《社会卫生的任务》(The Task Of Social Hygiene),一是《男与女》(Man and Woman)。二、在有一段时期,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面却利用霭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霭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在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和这种迹近庸医的“学者”原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译者也曾经发表过一篇驳斥他的稿子。三、霭氏在这时候已经是一个70岁上下的人,学成名就,不但在性心理学上是一个的权威,在人生哲学与文艺批评的范围以内,也有很大的贡献。美国批评家孟根(H.L. Mencken)甚至于称他为“文明的英国人”(the most civilized Englishman)。所以在这几年里,坊间出版的霭氏的传记至少有两种,其中有一种译者是特地购读过的;抗战以后,书剑飘零,如今虽连书名与作者都记不起来,但当时曾经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写过一篇稿子,来表示我个人对于霭氏人格的敬慕,叫作《人文主义者的霭理士》(Havelock Ellisas: A Humanist)。
其实译者在作这种向望的时候,霭氏已经写好了这样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并且在英美的出版界已经流行了一年之久!中国坊间对于西文原版书的运售是一向落后的,教科书如此,非教科用的一般课余或业余的读物尤其如此,所以一直等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译者到清华大学任教,才看到这本新书,那时候它和世人相见已经快有两年的历史了。
译者多年来许下的愿到此该可以比较畅快地还一下了。还愿的心早就有,还愿的心力自问也不太缺乏,如今还愿的方式也有了着落,但是还愿的机缘与时间却还未到。教读生涯本来比较清闲,但加上一些学校的行政,一些零星研究与写作的需要,荏苒六七年间,也就无暇及此。一直到抗战军兴,学校播迁[搬迁],零星研究既少资料,短篇写作又乏题材,于是又想到了霭氏的这本《性心理学》,译事于二十八年[1939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至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竣事,两年之间,时作时辍,有间断到三个月以上的,但后总算是完卷了。记得霭氏在《研究录》第六辑的跋里,句就引一位诗人的话说:“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The work that I was born to do is done.”)译者不敏,至少也不妨说:“我二十年来记挂着的一个愿现在算是还了!”
译笔用语体文,于前辈所持的信、达、雅三原则,自力求其不相违背。译者素不喜所谓欧化语体,所以也力求避免。译者以为一种译本,应当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和原文的中国书分不出来,越是分不出来,便越见得译笔的高明。往年译者摘译美国人文地理学家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的《种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和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今均辑入《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中),后来译《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两文,也力求不违反这样一个旨趣。至于这一旨趣究属对不对,是要请读者及其他作译事的人加以评论的。
这一番读者的见地我是很同意的。我一向觉得医学卫生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实在显得贫乏和空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陷,而这缺陷是很令人伤心的。五十年以前,当我自己学医的时候,性心理方面的研究是完全没有这回事的。在我的妇科学教师的眼光里,性的功能,无论是常态的或病态的,只是纯粹的体格方面的事;当时只有一件事多少还有一点心理的意味,就是,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听从生育节制一派的胡言乱语——只有这的一件事,所以我到如今还记得。从那时候以来,我们总以为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其实不然,我们有的进步都是很零碎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要在任何国家找一些比较普遍的或显著的进步,就不可能了。近在二十五年前,法兰克尔(Fraenkel)就说过:“大多数的妇科专家实际全不了解什么叫作性。”范·德·弗尔德(Van de Velde)以为这话到现在还适用。固然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如今也有少数很有荣誉的例外。近年来的医科学生也对我说,他们在性功能的心理与生理关联的方面、这方面容易因刺激而发生的紊乱和变态,以及这方面应有的卫生,他们一点也得不到教师的讲解。近代的医学校里还是保留着不少的古代的迷信,而医科学生所得到的待遇大体上也很像一百年前小学儿童所得到的待遇,那时,教师对他们真是恭敬极了,恭敬到一个程度,连植物学都不敢教给他们,植物不也有雌雄的么?
这些问题可以牵扯得很远。德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希尔虚(Max Hirsch)不久以前曾经说过,性的科学——也有人叫作性学——和医科的大部分别的学问不一样,就是它的范围很难确定,它的边疆是没有一定的界石的。从它的中心射出了许多光芒来,光芒所达到的,不止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邻近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都有连带的关系;顺了[着]光芒走,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可以影响到它。我们也许记得勃拉德福德(Sir John Rose Bradford)的一句话,我们如今所谓的医学,就广义言之,实在是等于一门“人类的自然志”。性的科学当然是医学的一部分,自无怪其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