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中国的执政党、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就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如何建党。
  ★首部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的纪实长篇，大视角揭秘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客观真实地再现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并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解读秘密档案，揭露世界*政党诞生的台前幕后；还原历史细节，再现九十年来党史尘封的纷纭真相。
  ★全书采用“T”字型结构，既写横剖面──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也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命运和结局，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资料翔实、考据清晰，书中较多地使用了作者的采访资料，采访对象中有罗章龙、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刘仁静的儿子刘威力、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陈望道之子陈振新等。文中还配有上百幅具有历史价值的真实照片，图文并茂。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 杨云若
  
  
  
  ↓著名作家黄亚洲相关讲述
  
  内容推荐
  不论政见如何，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九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不过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然而，如今它已是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并且深度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沪作了长时间细致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以客观的笔调，创新的“T”字型结构，即既以写横剖面为主──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断代史，也写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命运，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之由来……
  ★共产党如何在中国横空出世？
  ★当时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国内国际形势？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两名外国人是谁？
  ★共产国际援助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及结局如何？
  ……
  显示部分信息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邓小平
  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用事实说话》《出没风波里》《历史在这里沉思》《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 胡乔木》《钱学森》等。新著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
  目　　录
  序
  
  序 章 追 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第一章 前 奏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新青年》“一枝独秀”
  蔡元培“三顾茅庐”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第二章 酝 酿
  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第三章 初 创
  “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新渔阳里6 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第四章 响 应
  “毛奇”和新民学会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何胡子是一条牛”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山东的“王大耳”
  水族青年邓恩铭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周佛海其人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第五章 聚 首
  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尼科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5 位代表聚首上海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第六章 成 立
  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第七章 锤 炼
  有人前进，也有人落荒
  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张太雷血染羊城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何叔衡沙场捐躯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终于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尾 声 中国共产党历程
  
  显示部分信息
  前　　言
  序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 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中共“一大”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 世纪50 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 世纪50 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 世纪60 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作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是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 马林的原名) 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 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 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 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 年2 月12 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 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 年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 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 年6 月28 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堂而皇之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
  最初，在1991 年7 月1 日，中国共产党70 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 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 期（及第8 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
  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
  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
  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
  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
  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
  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 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
  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15 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 年7 月23 日至31 日，确实是不平常
  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 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 年间，从最初的50 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 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70 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 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
  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
  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
  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2013 年1 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 ORIGIN。
  接着，在2013 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 出版了《红色
  的起点》法文版DE POINT DE DEPDRT ROUGE。
  这次，我再度对《红色的起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永烈
  
  显示部分信息
  媒体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5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