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内容简介 ]
读陈云起伏一生，再现中共70年曲折历程
叶永烈抽丝剥茧，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真相
他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时代进程
邓小平称赞他是“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五星推荐：叶永烈系列作品，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光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
读陈云起伏一生，再现中共70年曲折历程
叶永烈抽丝剥茧，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真相
他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时代进程
邓小平称赞他是“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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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光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 target=
"_blank">★五星推荐：叶永烈系列作品，邓小平改变中国—— "EN-US">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光明日报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
内容推荐
国有难事念陈云。
他是中国两代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主抓经济的第五号人物，排在毛刘朱周之后。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邓小平。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素有共和国“掌柜”之赞誉，他的经济思想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时代进程，对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称赞他是“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他在“文革”前经历了三起三落，毛泽东多次说他“右”，但是又不能不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把陈云“请”出来。他有哪些过人的经济才能？
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属于少数没有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遭到的批判也不多，他有哪些高明的人生智慧？
《陈云全传：他影响了中国》是国内第一部详细介绍陈云同志身世、生平、业绩和思想的纪实文学作品。书中通过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形象的纪实文学手法，真实地再现了陈云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他在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展现了他的工作、生活、爱情、家庭、志趣等多个侧面。
国有难事念陈云。
他是中国两代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主抓经济的第五号人物，排在毛刘朱周之后。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邓小平。
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素有共和国“掌柜”之赞誉，他的经济思想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和时代进程，对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称赞他是“改革开放的副总设计师”。
他在“文革”前经历了三起三落，毛泽东多次说他“右”，但是又不能不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把陈云“请”出来。他有哪些过人的经济才能？
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属于少数没有被打倒的高级领导人，遭到的批判也不多，他有哪些高明的人生智慧？
《陈云全传：他影响了中国》是国内第一部详细介绍陈云同志身世、生平、业绩和思想的纪实文学作品。书中通过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生动形象的纪实文学手法，真实地再现了陈云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他在参加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多谋善断的领导才能，展现了他的工作、生活、爱情、家庭、志趣等多个侧面。
作者简介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此外还著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以及超级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等。新近著有“叶永烈世界观”之《真实的朝鲜》、《美国自由行》、《欧洲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等。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此外还著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以及超级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等。新近著有“叶永烈世界观”之《真实的朝鲜》、《美国自由行》、《欧洲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等。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目录序
第一章 陈云之初
故乡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在贫困中艰难成长
商务印书馆成了“红色的起点”
领导商务印书馆罢工
返回故乡组织农民革命军
第二章 进入中央
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
在六届四中全会面临尖锐斗争
二十六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危急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向忠发叛变供出了陈云
在“一个深晚”会见了鲁迅
第三章 进入红区 序
第一章 陈云之初
故乡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在贫困中艰难成长
商务印书馆成了“红色的起点”
领导商务印书馆罢工
返回故乡组织农民革命军
第二章 进入中央
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
在六届四中全会面临尖锐斗争
二十六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危急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向忠发叛变供出了陈云
在“一个深晚”会见了鲁迅
第三章 进入红区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假托军医之口述长征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谜
第四章 四处奔波
毛泽东委以重任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搭乘王明专机飞回延安
第五章 延安岁月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做干部工作要“不怕麻烦”
批评了“大明星”蓝苹
大量读书 不断写作
从哲学中总结出十五个字
当上红色“掌柜”
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
陈云的婚恋
于若木的身世
周小舟引导于若木加入中共
“你我都是老实人”
第六章 转战东北
陈云在飞往东北时遇险
以“中将”身份出现在沈阳
深夜风雪长白山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树立中共接收城市的“样板”
第七章 经济专家
告诫表弟不可摆“架子”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再访莫斯科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八章 稳健踏实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
离“右派”只“五十米”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全民大炼钢铁”
毛泽东终于“压缩空气”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算钢铁细账
第九章 “调整大师”
生病不出
毛泽东“国乱思良将”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调整大师”说话了
第十章 遭到冷遇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上上下下出现“陈云热”
“左”派们攻击陈云
支持“包产到户”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再遭冷遇
第十一章 “文革”蒙尘
在冷遇中长期“养病”
“战备疏散”到江西
来了一位名叫“陈元方”的首长
“老表”马骏和陈云的友谊
“客人”初次到厂非常随和
惊人的记忆力
省革会头头“避见”
终于结束“下放”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第十二章 走出沉默
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十三章 德高望重
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我要有自知之明”
“摸着石头过河”
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鸟”和“笼子”
正确评价毛泽东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清理“三种人”
第十四章 最后岁月
退居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在杭州和上海过着离休生活
夫人于若木成了营养学家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红色的家风
《南华早报》的提问引起陈云注意
最后一次荧屏亮相
陈云病逝
“天地同悲悼国殇”
附录：陈云年谱
序
第一章 陈云之初
故乡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在贫困中艰难成长
商务印书馆成了“红色的起点”
领导商务印书馆罢工
返回故乡组织农民革命军
第二章 进入中央
出身工人使陈云“沾光”
在六届四中全会面临尖锐斗争
二十六岁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危急之际受命负责中共特科
向忠发叛变供出了陈云
在“一个深晚”会见了鲁迅
第三章 进入红区
在去“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上遇险
在瑞金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刘英回忆长征中的陈云
假托军医之口述长征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谜
第四章 四处奔波
毛泽东委以重任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在上海重逢潘汉年
在莫斯科争得斯大林的支持
搭乘王明专机飞回延安
第五章 延安岁月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做干部工作要“不怕麻烦”
批评了“大明星”蓝苹
大量读书 不断写作
从哲学中总结出十五个字
当上红色“掌柜”
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
陈云的婚恋
于若木的身世
周小舟引导于若木加入中共
“你我都是老实人”
第六章 转战东北
陈云在飞往东北时遇险
以“中将”身份出现在沈阳
深夜风雪长白山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树立中共接收城市的“样板”
第七章 经济专家
告诫表弟不可摆“架子”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再访莫斯科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八章 稳健踏实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毛泽东的“反反冒进”
离“右派”只“五十米”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全民大炼钢铁”
毛泽东终于“压缩空气”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算钢铁细账
第九章 “调整大师”
生病不出
毛泽东“国乱思良将”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调整大师”说话了
第十章 遭到冷遇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上上下下出现“陈云热”
“左”派们攻击陈云
支持“包产到户”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再遭冷遇
第十一章 “文革”蒙尘
在冷遇中长期“养病”
“战备疏散”到江西
来了一位名叫“陈元方”的首长
“老表”马骏和陈云的友谊
“客人”初次到厂非常随和
惊人的记忆力
省革会头头“避见”
终于结束“下放”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第十二章 走出沉默
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扔出五颗重磅炸弹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十三章 德高望重
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我要有自知之明”
“摸着石头过河”
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鸟”和“笼子”
正确评价毛泽东
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清理“三种人”
第十四章 最后岁月
退居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在杭州和上海过着离休生活
夫人于若木成了营养学家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红色的家风
《南华早报》的提问引起陈云注意
最后一次荧屏亮相
陈云病逝
“天地同悲悼国殇”
附录：陈云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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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 1976年10月6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共许多资深的老干部的支持，内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曾这么写道：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除了陈云自己的这一段回忆之外，关于陈云如何支持1976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陈云等老干部。
笔者见到范硕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中，曾这么写及：
王震是位纪律性很强的老将军，凡是叶帅交待办的事，他都一一照办，而且办得很很认真，很妥贴。根据叶帅的交代，他多次到陈云和其他同志那里走动、通报。他把办过的事和了解的情况，随时反馈。叶剑英十分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这篇文章中，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
王老回忆说：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
“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到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曾先后5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
陈云以为，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打倒“四人帮”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陈云除了对武力解决解决“四人帮”表示坚决支持之外，总是称赞叶剑英是“智多星”，能够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陈云之子陈元也曾这么回忆：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与陈云一起并列为中共“五大书记”中的刘少奇于1969年惨死，另三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则在1976年先后病逝。
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成为“五大书记”中唯一健在者。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
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庆贺“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且绦械诵∑健r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消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
“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说：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 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
“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衷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秘密会见叶剑英商议粉碎“四人帮”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 1976年10月6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中共许多资深的老干部的支持，内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陈云在1992年7月21日所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曾这么写道：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志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
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的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除了陈云自己的这一段回忆之外，关于陈云如何支持1976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陈云等老干部。
笔者见到范硕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一文中，曾这么写及：
王震是位纪律性很强的老将军，凡是叶帅交待办的事，他都一一照办，而且办得很很认真，很妥贴。根据叶帅的交代，他多次到陈云和其他同志那里走动、通报。他把办过的事和了解的情况，随时反馈。叶剑英十分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这篇文章中，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
王老回忆说：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
“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到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曾先后5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
陈云以为，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
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打倒“四人帮”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陈云除了对武力解决解决“四人帮”表示坚决支持之外，总是称赞叶剑英是“智多星”，能够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陈云之子陈元也曾这么回忆：
我父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他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出门的时候，把保险柜的钥匙，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我。还有他万一回不来，一些需要说的事情，他也都向我交代了。
他到叶帅那里去，正好碰上邓颖超同志从那里出来。他非常高兴跟她打招呼。他说，老同志们多年不见，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很关心。
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与陈云一起并列为中共“五大书记”中的刘少奇于1969年惨死，另三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则在1976年先后病逝。
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成为“五大书记”中唯一健在者。
坚决支持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
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庆贺“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六常委，即毛、刘、周、朱、陈、邓，除了陈云之外，邓小平虽经两回“打倒”，依然健在。
这样，陈云和邓小平也就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健在的两位最资深的中共元老。
相对而言，陈云的处境比邓小平好。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并未涉及陈云。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仍是中共中央委员，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
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共高层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4天──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便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5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1977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陈云是中共中央委员，理所当然有资格出席这一会议。邓小平那时由于被撤消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
“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1976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华国锋在会上说：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照华国锋的意思，为邓小平平反，似乎是“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策略”。
其实，那是1977年1月上旬，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在长安街上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竟以此假案为据，称李冬民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此处的“反华”，指反华国锋。
华国锋又强调说：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不言而喻，华国锋拿出毛泽东这张王牌来压人。
华国锋的话，被归纳为“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个始终不渝地遵循。”
汪东兴为华国锋帮腔说：
“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把刷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作接班人……”
陈云与邓小平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1952年以后，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务院共事，陈云就说过：“小平同志是内外兼通、游刃有余。”
陈云称赞邓小平对于经济是无师自通。邓小平也很赞赏陈云。在邓小平“三落”时，陈云从来没有跟随大流去“批判”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说：“陈云同志不落井下石，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1977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虽说在中共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
“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华国锋于5月3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不久，叶剑英八十诞辰，邀邓小平、王震等在他的住地相聚。
叶剑英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897年4月28日。照理，叶剑英的八十大寿应在1977年4月28日，但是他却习惯于在当年的阴历三月二十七日过生日，亦即1977年5月14日。
邓小平在见面时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则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衷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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