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构建有强解释力的中国话语：中国崛起震撼世界，如何解释这种崛起？本书以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定力为分析框架，总结了中国崛起的宝贵经验，用脍炙人口的观点加以分析，语言风格深入浅出，既激发了受众读者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更是以一种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人类情怀，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人的判断。
   ★建构国际水准的中国话语：如何用中国智慧建构一套有解释力的话语？如何打破西方话语在评判中国时的话语霸权？张维为教授以多年研究成果，透彻批判西方话语，并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建构出了一套政治领域的“中国标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互联网思维融入中国话语体系，以生动鲜活的热点问题为切入口，同名节目收视率思政类全国前五，播放量破亿！
  
  内容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模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何用中国智慧建构一套有解释力的话语？在本书中，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将互联网思维融入中国话语体系，以生动鲜活的热点问题为切入口，建构出了一套政治领域的“中国标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在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定力的分析框架下，张维为教授用脍炙人口的观点、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建立了一套原创性极强的话语体系，既激发了受众读者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更是以一种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人类情怀，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人的判断。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上海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著有《中国震撼三部曲》《文明型国家》等。
  目　　录
  
  ◎中国力量：中国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中国：不寻常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震撼世界的中国工业革命
  “一带一路”：机遇和未来
  一出国，就爱国
  
  ◎中国精神：“文明型国家”的底气
  盲人摸象读不懂中国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四大“超级因素”
  “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历史基因.
  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中国模式：独树一帜的稳健改革之路
  中国模式的八个特点
  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
  
  ◎中国价值：好民主才是好东西
  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
  谈谈“中学西渐”
  “中西历史比较”解构西方中心论
  “普世价值”面临的四重困境
  五个视角比较中美民主模式
  好民主才是人民之福
  西方人权话语的缺陷
  “整体利益党”还是“部分利益党”？这才是关键
  
  ◎中国定力：中国人，你要自信
  从苏联解体看中国定力
  从英国脱欧看西方的制度危机
  “美国梦”风光不再，为什么？
  中美贸易战小议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从“世纪之辩”到“世纪之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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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后记/跋
  
  《这就是中国》于2019年1月7日在上海东方卫视开播，所受到的欢迎和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这就是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原创性理论研究，坚持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创新，我们能够赢得中西方的话语之争，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真正认同。
  
  本书收集了《这就是中国》开播以来的27篇文稿，反映了我对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最新思考，其中部分内容进一步展开了我在“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论点。
  
  这个节目是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观察者网的联合支持下，由观视频工作室与上海东方卫视联合制作的，所以我要由衷地感谢潘小礫研究员、王之宇编导和《观视频》整个团队，感谢金仲伟研究员和他的《观察者网》团队，感谢中国研究院的范勇鹏、陈平等研究员，感谢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袁雷副总裁、任静监制、高健导演、主持人何婕等。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节目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朱咏雷和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高韵斐的高度信任和坚定支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副总编辑姚映然和编辑贾忠贤等的辛勤付出。我还要感谢妻子慧慧和儿子逸舟的理解和支持。
  
  本书部分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8MZD024）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出版之际，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谨将此书献给所有新中国的奋斗者！
  
  张维为
  
  2019年8月1日
  
  于淀山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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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张维为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先生的著作及其阐发的观点，本来是在国际交流中形成的，或者说是在同外国人讨论怎么认识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来说也值得读一读。——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张维为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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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寻常的崛起
  2019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科技领域，有一家叫作华为的公司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因为美国竟然倾一国之力来打压这家公司。这是中国带给世界的震撼。华为的崛起就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华为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5G领域，在核心技术方面，在确立中国标准方面，都已经赶上了美国，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这使美国害怕了，采取了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对付中国一家民企。但这不仅不能阻止华为的崛起，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只会进一步加速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但这么一个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变成好事。回顾过去20多年，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18年“绑架”华为高管事件，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中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方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这么多年来，我们中很多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一些人表现得十分幼稚，总觉得还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结果发现这彼岸世界是虚构出来的。“孟晚舟事件”暴露出了美国的虚伪和霸道：说好的公正自由呢？说好的司法独立呢？说好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呢？说好的契约精神呢？说好的民主人权呢？统统泡汤了。对于国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思想启蒙吗？对于青年学子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思政课吗？
  
  有人说，是不是中国的宣传太高调，引来了美国的敌视。其实中国人一直只想做好自己的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邓小平同志当年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比不上俄罗斯，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与我们的广东省相当。换句话说，已经长了姚明的个子，还想躲在潘长江后面，那怎么可能呢？而且即使在30年前，在邓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他也明确说韬光养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有所作为。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了，还不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吗？不站出来，谁有能力来捍卫你呢？其实，当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时，就发挥长处吧，把长处发挥到世界级的水平吧。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
  
  我们相信合作共赢，我们本着这样的信念一路走来。但现在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主要国家不信这个东西，只信“老子天下第一”，只信零和游戏。但我想这是历史大潮中的一股逆流，最终它也会清醒过来，认识到合作共赢是唯一的出路。中国人会下围棋，围棋讲究用实力来形成“势”，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势，大势一旦形成，势不可挡。
  
  这70年，中国人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打到了家门口，中国人不得不奋起反击，毛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一仗定乾坤，换来了之后60多年的和平，否则哪有今天的中国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落后，是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的。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乱，中国陷入了一穷二白的境地。毛泽东主席当时曾这样描述中国：“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随之开始了以工业建设为特征的民族复兴，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社会事业的方针。这为后来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比较全面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我们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前30年，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40年的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我们在政治上走过弯路，我们的民生欠账很多，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按照国际标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况，中国的人均GDP甚至低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但多数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四平方米左右。我1983年第一次去泰国曼谷，感觉领先上海20年，我80年代中期去非洲的津巴布韦和科特迪瓦，感觉他们的首都看上去比北京还发达。这就是改革开放历史巨变初期中国的大致状况。然而今天，这些国家怎么和中国比？
  
  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说是“四十不惑”，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所以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飞跃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转型经济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这样比较下来之后，我们也许可以更容易地看清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最大的挑战都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在这40年间，中国有7.4亿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有8.5亿人口脱贫。也就是说，世界上近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巨大贡献，世界上的贫困情况将有增无减。有人说我们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这个我承认。但我说一切还是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我曾经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只要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就会对中国的成就由衷感叹。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车20个小时，无论开到哪里，开到黑河，开到海南岛，开到广州，开到重庆，只要不开到海里去，把一路上看到的贫困全部记下来，会少于你在印度这样的典型发展中国家两个小时内看到的贫困。这是不能比的，我们的情况要好很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仅此一点就已经把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甩了一大截。而且我们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比40年前也提高了很多。按照我们现在的贫困标准，今天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也就是两年之内，这些人口都将脱贫。中国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的奇迹，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我在7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过，他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不一样。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是研究发展问题的。他说，中国的东道主老说你不要光看北京、上海，你应该到贵州去看看。于是他到贵州去看了，回来跟我说确实不一样，确实比我们发达很多。他说，你们的贫困家庭，有房子，有地，吃饭有菜。我们那的贫困人口，没有地，没有房子，吃得非常差，还吃不饱。
  
  温饱在中国早已不是问题。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2018年我去过四川的一个贫困县，一位非洲学者也在那里，他跟我说，中国这个贫困县的县城甚至比我们国家的首都还要繁华和漂亮。我去过近十个中国贫困县的县城，基本都是比发展中国家的首都要繁华和漂亮。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在甘肃舟曲发生过泥石流，从电视新闻里可以看到，泥石流压倒的房子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空调的，而那只是甘肃舟曲的县城。空调对多数发展中国家首都的居民往往都是奢侈，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市政供电无法保障空调的使用。所以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应该说我们是全面胜出。当然，我们可以高标准、严要求，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和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经济国家”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不是特别喜欢用，因为它不能准确地界定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就姑且用之。
  
  现在回想起来，感慨万千。二十七八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候，西方一片叫好，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铁幕”国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业绩跟我们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法比，一个天，一个地。我刚才已经说过，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今天大致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今天光是外汇储备这一项—也就是三万多亿美元，几乎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就超过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总量的总和，这其中包括俄罗斯，包括中东欧16国。
  
  还有就是和西方国家比较。我觉得我们国内一些人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那我们就把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我经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1年我曾和德国《时代杂志》的总编，一位德国资深媒体人，在汉堡市进行过一场对话，他那时刚从上海回去，他说我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了，是不是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美国模式？我说你看得可能不够仔细，实际上上海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今天来看，上海的机场、地铁、商业设施这些硬件全面超过纽约，且不是一般的超过，而是领先15年、20年的水平。
  
  再来看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海人均寿命比纽约高4岁，纽约是79岁，上海在2018年的统计数据是83岁，上海的婴儿死亡率也比纽约低，上海的社会治安更比纽约好10倍都不止，等等。我当时跟《时代杂志》的总编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是认真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美国的长处，但我们也看到别国制度的问题，我们要避免错误。
  
  我经常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发达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这个板块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有四亿多人，这个板块在硬件方面，全面赶上乃至超过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超过美国。软件的关键指标基本上是西方国家的水平，社会治安比美国要好很多。
  
  此外，我觉得还要比较老百姓的家底到底有多厚。我用得比较多的指标是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我拿2010年美联储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同一年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做的报告相对比，西南财经大学也是用美联储同样的标准做家庭净资产的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家庭和美国的家庭相比，实际上只有一万美元的差距，中国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是66300美元，美国是77300美元，也就是大概50万人民币。美国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拿到中国四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就属于弱势群体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前谁能想到？
  
  有人说你是不是把中国农村家庭给忽略了？我是故意删去的，为什么删去呢？因为我看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它没有把我们农民兄弟事实上拥有的土地算进去，这对我们农民兄弟是不公允的，因为现在土地很值钱。其实，我们哪怕先做个土地虚拟价格的比较，这样再来和美国比较就更加靠谱。但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多了，我国城镇人口有七个亿。这样一比较，差距已经不大，而且这还是2010年的水平，这之后，中国人的财富还在增长，而美国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长。
  
  如果说这个指标可以说明中国经济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一些大型的社会民调则能够揭示中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步。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法国益普索都在中国做民调，在回答你认为你的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问题时，中国人认同自己国家道路的比例最高。以2017年的益普索民调为例，中国有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4%，在法国是1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的“黄马甲”抗议运动持续这么久。2018年，我跟一位极度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辩论过，他推动了利比亚的战乱，他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我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国家的事。）我引用了这个民调，我说有超过80%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没有想一想这中间有多少人因为人权问题而感到不满吗？他拿中国的新疆说事，我说，你们把利比亚搞乱了，把叙利亚搞乱了，你们还想把新疆搞乱？No way!（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顺便说一句，现在要了解“黄马甲”运动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可能不用问法国人了，问一下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那里的大数据会告诉你。如果黄马甲继续卖得好，就说明这个运动可能还要继续下去。2020年的美国大选大概也可以在义乌通过大数据来预测了—看哪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太阳帽卖得好。这也说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与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不看好中国，他们说你光是量的增长，没有质的增长。实际上中国质的增长也非常快，包括科研、创新，等等，恐怕中国进步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刚才提到的华为的崛起就是一个缩影。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如中国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设备、智能手机、电网，中国有全球最好的特高压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还有自主产权的5G技术。中国的水电、火电、第四代核电也都世界领先，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几乎都在中国，包括“八纵八横”的高铁工程，包括珠港澳大桥，包括隐形战机、大型运输机、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页岩气开发，等等。此外，中国还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集群、最全面的产业类型，这一切形成了一种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集成效应和辐射效应，所以中国的进步不光是量的提高，也是质的飞跃。
  
  我的结论很简单，通过我们70年的奋斗和探索，应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购买力平价，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具有世界最大的也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所有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还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至少美国做不到。不管我们今天还存在多少问题，我们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起来，我们有再多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和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国际比较，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前行，我们的前景必将更加辉煌。
  震撼世界的中国工业革命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在中国，一个地方你隔了半年再去，就发现它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这种精彩，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看到。我们也经常听到另一个说法，中国人一生可能体验过老外几辈子的生活。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何从世界历史的比较中解释这种精彩。我们现在都在谈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从英国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的，那是从18世纪下半叶至今约250年之间发生的，而我思考中国精彩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也就是40年内，可以说几乎完整地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又开始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把中国的崛起称为“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所以今天中国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都经历过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生命体验，这种经历对于多数国人来说，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概括，而且“精彩”还在继续，我们国人，包括“90后”“00后”也会不断体验这种精彩。这使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的时候，被问到：如果你的生命还能再来一次的话，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家？84岁的汤因比毫不犹豫地说—中国。他预感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将改变这个世界。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艰苦奋斗、筚路蓝缕，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腾飞，我们几乎是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完成了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多年，我们大致完成了以电力、内燃机、家用电器、石化工业和中高端基础设施等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与西方几乎同步地进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初是追赶，然后是逆袭，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今天世界正处于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和运作的方式。应该说，中国已经进入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种中国奇迹。我们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是一次完全和平的崛起，这是非同寻常的奇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洲近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如果以英国人瓦特在1776年发明蒸汽机为标志，那么也就是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西方和中国都有不少学者认为，民主、自由、法治等条件引爆了工业革命，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叶，但英国当时已经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击败了它的主要对手西班牙。英国在1588年就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早在1600年，英国就成立了自己向外扩张的“国企”东印度公司，极力拓展自己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活动。英国的奴隶贸易始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也就是工业革命前夕，奴隶贸易达到鼎盛期。从1689年到1763年，也就是工业革命的前夜，英国和法国发生过四次战争，特别是第四次战争，英国大胜，英国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今天的加拿大，获得了今天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已经通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掠夺，拥有超过自己国土面积数十倍的殖民地。英国早已通过蔗糖贸易、奴隶贸易、烟草贸易等成为当时世界综合实力绝对领先的国家。英国已经通过国家力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包括商品、劳力、资本、原材料市场在内的统一国际市场。中国学者文一认为，正是这种巨大的跨国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其他原因，引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换言之，所谓工业革命，它一般有几个特点：革命性的新技术、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和产品销售等。下面我把中国工业革命的历程大致梳理一下。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5年前后基本完成。它有两个标志：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产品很快就占了中国普通消费品的半壁江山；二是1988年开始的沿海开放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世界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走向世界。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场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也很快解决了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剩余劳动力转向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主要靠市场调节；员工亦工亦农，分布点多面广，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无穷变化。乡镇企业大都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其他轻工业。
  
  1987—1988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袭来。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许多发达经济体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中央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人力资源相对便宜，教育水平较高，也有初步的基础设施，科技开发能力也比较强。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所奠定的基础为这个战略的实施，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提供了较好的初始条件。中国沿海地区，当时人口近两亿，与美国人口相当。中央当时大胆地提出，沿海加工业要开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是一头，销售市场是另一头）放到国际市场上去。这个名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于1988年初被呈交给邓小平，他写了个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是军人的风格，他的语汇也是军事语汇。“千万不要贻误战机”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个战略的实施，使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为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中国动起来了”。中国人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梦给唤醒了，社会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有个调侃的说法，叫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这显然夸张得厉害，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企业家像任正非、马云，确实在“跑单帮”。华为的任正非，手拉肩扛在三四线城市为香港的公司做代理，推销程控电话设备；马云开了个翻译社，请退休老师帮忙做翻译，赚点小钱，还卖鲜花、礼品、药品等杂货。他曾经就在离上海东方卫视不远的地方到处揽活，人家看着他还有点儿犹豫：翻译这活儿能交给他干吗？所以上海人今天还在后悔，还在讨论为什么上海当年没有留住马云。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勇往直前的初生牛犊，不要小看自我创业的年轻人，他们中可能就有未来的任正非、未来的马云。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我把时间节点放在1995年左右，主要是这一年前后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从国家宏观目标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中国确定了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康”目标，这个目标于1995年提前完成了；二是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业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至少在量的方面，做到了世界第一。同样在1995年前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告别了票证制度，这说明中国“短缺经济”的历史结束了，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顺便补充一句，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初级基础设施，特别是普通公路、铁路、民航等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我们现在推动“一带一路”时常说，“要致富，先修路”，也是对这个时期中国经验的总结。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致从90年代初开始，我个人认为，大约在2010年基本完成。我倾向于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因为这个谈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继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邓小平的“九二谈话”就像是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号令。1992年前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中国在电力工业、家电工业、能源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城镇化、中高端基础设施等方面出现了全面的需求。这一年，中国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东省提出了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浦东开发开放计划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同一年，中国还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文件，所以1992年经常被称为中国公司的元年，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家群体开始崛起。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标志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及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变。大家知道，中国加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配置，为中国产品开辟了有史以来最广阔的市场。出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西方制造业也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这一切大大加快了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我之所以把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间定在2010年左右，主要是几个指标：一是到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占据世界总消费的50%，铜消费占36%，铝消费占41%；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大家不要忘记，199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仅为2.7%，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就成了19.8%。换言之，中国在2010年成了世界制造之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内部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全面配套的产业链。之后不久，中国在2013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并基本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整个中国亮起来了”。1978年中国人的用电量只有2500亿千瓦时，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电，城市电网不稳定。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用电量已经是4万亿千瓦时，2011年中国发电量超过美国。过去到国外，特别是大中城市，感觉就是人家亮，我们暗，现在反过来，我们亮，人家暗。在个人层面，我又想到了任正非和马云。当时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已经开始投入独立研发，从模拟通信设备开始，进入数字通信设备，直接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马云还在做翻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当时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一个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谈判，这算是马云有限地参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项目没有谈成，他倒是发现了美国的互联网，这个人悟性了得，回来就搞“中国黄页”。他很自信，尽管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所以马云也是很快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直接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爆发。如果我们以中国首次获准接入互联网的1994年为起点来算的话，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这场工业革命在中国进展神速，中国起初是追跑，然后是并跑，最后在部分领域中开始领跑，到今天应该说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这场革命的见证者，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使用的手机品牌的变化，从爱立信、诺基亚，到三星、苹果，再到今天的华为等许多中国品牌，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在这场工业革命中，从2G到5G，一路从追赶到超越的见证。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数字通信进入了2G时代，欧洲是GSM标准而美国是CDMA标准，欧美之间PK，中国只能旁观，设备是爱立信的。从3G开始，中国人参与了标准制定，提出了TD—SCDMA，后来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当时中国人做中国标准很有争议，产业链也不成熟，多数国内外厂家也不愿意用。最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中国移动拿了牌照，带头使用。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说用欧美标准挺好的，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制定自己的标准上。现在中国人都懂了，标准竞争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对于中国话语同样如此，中国话语就是在确定中国的政治标准，西方一直以为它可以垄断政治标准，我们在这里坚定地说NO。
  
  好在最终在这场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争中，中国坚持下来了，到4G时代，我们信息产业部发4G牌照的时候，中国三大运营商拿到的都是中国的TD—LTE牌照，这是国家对中国占有话语权的TD标准的重要支持，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向成熟，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到了5G时代，中国的华为公司就开始领跑了。
  
  现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应该说，中国已经超越欧洲，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中国现在在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微信革命、网购、外卖平台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跑的地位，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元素，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场革命正在改变中国和世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场革命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整个中国连起来了，整个中国快起来了，整个世界连起来了”，还有就是“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率先做到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呢？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简单地讲三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包括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妇女解放等，包括独立的国防体系、初步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等。第二，民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开放，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只要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就去试验，就去做，但绝不盲从。第三，我们的历任最高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技，重视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使中国抓住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下面要讲的“一带一路”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