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孔子的成长和转型，写孔子的执著与妥协
  
  　　细描圣人生活世界，还原孔子生平真相，发千载未发之隐覆
  
  　　品味贵族时代风貌，追寻古代政治文明。贵族社会为何渐行渐远，世袭寡头政治有何顽疾，历史出路又在何方？
  
  　　借孔子看春秋，全景展现早期华夏的质朴与洪荒，文明滥觞期的脉动与嬗变。
  
  
  　　《孔子大历史》是《南北战争三百年》作者李硕所写的孔子传记。生动书写孔子的一生：以私生子的身份出生，在底层单亲家庭中成长，一步步做到“大司寇行摄相事”，同时也见证了春秋末期各国内政外交的风云变幻与奇闻轶事。孔子遭遇政治失意后周游列国，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从政理想。但他的学说经后人的传承与解释，流传后世，他也被弟子“制造”成了至圣先师。
  
  　　我们通常的印象中，孔子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孔子大历史》正是要去掉孔子的这层“圣人”光环，还原他作为普通人的成长历程。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忧惧，也有困惑、纠结与执着。作者李硕探究了孔子面对各种人生事件的心理状态与动机，从而描画出一个丰富、完整的孔子形象。
  
  　　通过解读经史文献，《孔子大历史》再现了孔子在寡头世袭政治游戏规则中沉浮的一生，以及他生活的春秋时代的种种生活场景、日用礼俗，对孔子的生活世界进行了人类学乃至影视视觉层面的还原。
  
  李硕，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研究。著有《南北战争三百年》《从大漠绿洲到玉石山谷》等，在《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序（韩巍）
  
  　　引　子
  
  　　章　野合而生到认祖归宗（1—15 岁）
  
  　　第二章　学着当贵族（15—35 岁）
  
  　　第三章　齐国流亡（35—40 岁）
  
  　　第四章　阳虎的时代（40—50 岁）
  
  　　第五章　思想和学术
  
  　　第六章　从政：为寡头们工作（50—53 岁）
  
  　　第七章　从权力出局（54—56 岁）
  
  　　第八章　卫国绯闻多（56—57 岁）
  
  　　第九章　南国的挫折（57 岁）
  
  　　第十章　悲情黄河（57—59 岁）
  
  　　第十一章　淮上漂泊（59—63 岁）
  
  　　第十二章　年轻人的战争（63—68 岁）
  
  　　第十三章　晚年著述（68—73 岁）
  
  　　第十四章　后几场丧事
  
  　　第十五章　子贡造神成与败
  
  　　外篇一 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外篇二 春秋晚期及孔子生平大事编年
  
  　　后 记
  
  　引子
  
  　　深秋的清晨，黄河。一位须发皓白的高个子老者，踩着凝霜的湿沙，蹒跚走向黄河渡口。
  
  　　刀戈兵器、粮食口袋，各种货物正在被搬运到渡船上。黄河对岸在打仗，每天都有战争物资运往那边。几个执戈的士兵盘查渡河行人，搜检细作。对走来的老者，他们没有干涉。老者穿着颇为考究，颤颤巍巍，精神恍惚，似乎是想去对岸寻找战死儿孙的尸体。黄河渡口上，这样的老人太常见了。
  
  　　老者在黄河边站住，喘着白气抬头遥望。这是秋汛期的黄河，水势浩大，黄浊的泥水打着旋涡滚滚而下，对岸的芦荡、树林和天际线融为一体。
  
  　　渡船缓缓升帆，要开船了。
  
  　　老者迟疑着走向渡船。就要登上踏板时，他转头回望，远方，逆着初升旭日的光晕，一个人影正踉踉跄跄追来。老者认出了来者，呆呆站在了原地。
  
  　　渡船扬帆漂荡而去。远远传来船夫的歌声。这是下游黄河边流行的一首歌，《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葫芦叶子黄，济水渡口涨。水深游过去，水浅涉过来。渡船飘摇摇，人过我独留。问我留为何，只为等朋友。）
  
  
  
  　　这是公元前494年，卫国都城外的古黄河（今河南濮阳）。老者就是著名的孔子，这年他58岁。远处追赶来的，是他的年轻学生子贡（端木赐）。
  
  　　孔子欲渡黄河而不能，这一故事，包括这首诗歌，《论语》和《史记》都有记载，其中《论语》记载多。但他这次渡河要做什么？
  
  　　他要去见黄河对岸的阳虎，也许是想揭开关于两人的身世谜底—这两人体貌相似，父辈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子。二人的关系远非后人理解的只有对立，不共戴天。在贵族世袭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孔子与阳虎的事业取径貌似不同，但两人都在借助这套规则，同时也试图突破它的限制。
  
  　　孔子又为何未能迈出渡河的这一步？
  
  　　这些都要从头讲述，从孔子的身世开始讲起——他作为私生子出生，作为农民长大，被贵族家庭和社会接纳的人生。
  
  　　这里先介绍孔子时代的一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比如“贵族”“寡头”，都是在很晚近的白话文时代普及的，而春秋时期的文献里未必有能准确反映这些现象的词汇。可能因为后世出现了，或者引进了很多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比如皇权专制、官僚制、民主制，在这些后出概念的反衬之下，春秋政治的独特之处才更容易凸显出来，我们今天才可以用一些新的词汇来描述它。
  
  　　回看一下上古史：
  
  　　商代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文献记载很少，零星的甲骨文材料也都属于商代中后期，从这些极为有限的材料推断，商代很可能是较小的“核心王朝”加众多“臣服方国（部族）”的模式，周边的方国部族被商王朝的武力震慑，向商朝臣服纳贡，但又不时发生叛乱。周国早期也是这种臣服于商的外围方国。
  
  　　但周人在灭商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在新征服地区广泛安插了自己的分封诸侯国，它们和原有的、现在臣服于周王朝的原住民方国并立，并且在上层实行通婚，列国的国君、贵族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感的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是封建世袭、跨国家的，以周朝王室为核心，对外围方国的上层持开放立场，外缘边界比较模糊，只要认同周王朝的权威，就可以被接纳。
  
  　　和商王朝比较，周人的优胜之处就在于他们比较开放，特别是用上层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国、部族的地缘阻隔，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国历史从此告别商代的较为蒙昧和封闭。
  
  　　当然，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用上层阶级的认同感去克服地域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被完全无视了，他们被认为完全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改变命运，只要世世代代为上层贵族“劳力”就足够了。这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度，几乎没有社会流动。
  
  　　也许这是幅员较广的初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但这种静态社会模型也会逐渐走到尽头。可能是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和技术分工变得复杂，也许首先是统治阶层人口增长远远超出总人口增长率，有些得不到世袭特权和晋升机会的贵族“支庶子弟”，开始憧憬流动性更强的游戏规则；同时，人口增长、农业开发使以前僻处草莱的各方国都膨胀起来，各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争夺人口、国土的重要性，国际间的上层阶级认同感就要转换成地域国家意识了，君主开始削夺贵族的世袭权力，建立官僚制，将国家的统治延伸到普通农民，实现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以此富国强兵，在对外战争中取胜。春秋战国之交，就是这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它的成果就是战国前期列国的“变法”。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周王（天子）已经没有指麾列国的权力，而是退缩成了代表中原列国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号。列国政治的主角是贵族卿大夫，“卿”的原意是王朝或诸侯国里执掌权力的少数大臣，往往是个位数，原则上并不世袭，天子或者国君可以从众多大夫里面选择为贤明的担任“卿”。“大夫”从没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尝试从春秋史料归纳它的特征，可以说“大夫”是世袭贵族，多数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诸侯国君；大夫身份通过嫡长子世袭，核心是有一块世袭的封邑。级的世袭贵族是“士”，有些士的先祖能追溯到大夫和国君，有些则不能。当时人都知道大夫、士的世袭身份特征，但并没有“贵族”这个专有名称。
  
  　《孔子大历史》文字灵活轻松，深层呈现的则是对于文明逻辑、人类秩序的思考，重在对于历史情境的整体把握，对于超越历史的人性的洞察，李硕在这方面的功力令人钦佩。这是本书与其他关于孔子的著作*区别所在。
  
  ——施展（外交学院，《枢纽》作者）
  
  
  
  　　孔子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本书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加以介绍，对孔子的生活世界进行了细致生动的还原，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把握相当透彻。
  
  ——韩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这本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既跳出传统对孔子“圣化”的解读取径，又跳出新文化粗暴反孔的模式，通过将孔子置于其生活时代，揭示孔子时代的真实，以及其一些思想的真实，对历史地理解孔子，进而认识国学，将会是有裨益的。
  
  ——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穿越回春秋时代：教你如何做贵族？
  
  【按语：古代贵族堪称文武双全，德智体全面发展。他们都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贵族如何打仗，又有哪些“文化课”？】
  
  
  
  　　春秋贵族的必修课
  
  
  
  　　说过了贵族的“封建”政治体系，再来说说当贵族的基本功。
  
  　　首先得会打仗。贵族们为上级效力，主要是打仗。那时是驾着马拉战车，打车战。战车都是四匹马拉着，车厢很小，一米见方，赶车的驭手站中间，拿弓箭的站左边，拿戈的站右边，跑着打。
  
  　　春秋时候一场大仗，双方投入的战车有几百辆、上千辆。这么多车列队跑起来，浩浩荡荡非常壮观。春秋以后就再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车战了。
  
  　　农民没有驾战车的资格，他们跟主人出征，都是当苦力干活，伺候主人的人和马。打仗轮不到他们出风头，那是贵族们的专利。
  
  　　战车得在平坦的地面才能跑起来，两国打仗，要选开阔的地势会战。这种地方成队的马车狂奔，随军的徒步老百姓就剩下撞挨踩的份儿了。
  
  　　后世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不选坑坑洼洼的地方，挖壕堆土，让老百姓打阵地战？因为那时贵族瞧不起，要这么打仗就没人跟你玩。不光敌人、外国笑话你，自己国家的贵族也不愿带你混。
  
  　　贵族打车战，推崇的是勇气。那时玩阴谋诡计，打赢了也不光彩。孔子之前一百多年，有过一次“曹刿论战”，曹刿不是什么大贵族（但也不是农奴），爱玩点小花招。他给鲁国国君当参谋，和齐国的齐桓公打仗。齐国人很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度，战车列完阵，先敲鼓，自己不进攻，请鲁军先动手。这是很高尚的风格。但曹刿不让鲁军动，等齐国人敲了三次鼓，将士们都麻痹大意了，才下令出击，把齐国打败了。这在那时算是特例。原来大家只知道夸曹刿聪明，但没想过，这是齐国人风格高，没趁你冷不防直接冲锋。
  
  　　春秋时候国家间打仗，是国君（或者大贵族们）闹意气、耍威风的成分居多，不是非你死我活不可。齐国是大国，比鲁国厉害得多，可曹刿打赢的第二年，齐桓公就娶了位鲁国公主当夫人，两个国家又和好了。
  
  　　另一位尽人皆知的宋襄公，和楚国人打仗，风格更高尚，结果吃了败仗，自己也受伤而死，成了后世的笑柄。其实宋襄公那套观念，在当时大家都理解。楚国人这一仗打赢了，也就班师回国，不肯继续进军把宋国给灭了。为什么？因为楚国人也尊重宋襄公的表现，这是双方起码的底线。所以我们不能拿后世打仗的观念去衡量春秋时代，因为后世没有贵族们的那套讲究。
  
  　　那时贵族在战场上，偶尔还会发生“单挑”，有点像欧洲骑士的决斗，两辆马车对面停好，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两边轮流来，直到一方被射死为止。还有风格更高、更自信的，先让挨对手射三箭，都没射中，自己这才还一箭，把对手射死了。
  
  　　打仗时，见了对方国君的战车，要有礼貌地打招呼问候。哪怕要俘虏敌人的国君，也要行着礼说客套话。这样才算是“君子”，在贵族圈子内才被瞧得起。
  
  　　所以，春秋时打仗，都是贵族自己玩的游戏，规模小，跟老百姓没关系，战争也不太伤害老百姓。不像战国，举国动员全民皆兵，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翻翻《春秋》，那时候的国家差不多年年打仗，但对老百姓过日子影响不大。
  
  
  
  　　其次，除了会打仗，贵族还要有文化，起码要能识字，能看明白自己的家谱。这是贵族和农民的区别。到孔子的前一代人，就是孔纥在世的时候，中原的贵族们更重视文化：那时各诸侯国搞外交，贵族们宴会应酬，都讲究“赋诗”。就是想说什么事情不能直说，先要背诵一首或几句诗，把意思暗示出来。这和猜谜、酒令有点像，孔纥那一代的大小贵族们玩得非常起劲。谁要是听不懂别人什么意思，或者自己的想法找不出诗来表达，就让人笑话，有不登大雅之堂的羞辱。
  
  　　这其实是新时尚。五百年前，周武王带着周族人灭了商朝，征服中原，封自己的远近亲戚到中原当诸侯。那时他们是军事征服者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但立了朝廷之后，总有档案、文书一类工作，自己不会，就让投降的那些商朝贵族们干，那些人相对有文化。
  
  　　前些年陕西出土了一坑青铜器，不是随葬品，是逃难前埋藏的浮财，后来忘了挖。不大的土坑，密密匝匝塞满了青铜器。器物的主人，就是这么一户投靠了周朝的商人贵族，“微史氏”，他们世世代代为西周朝廷管理文史档案。（见彩图1、彩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