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这本散文集，文字平滑、朴实、幽默风趣，看似生活的记录，却蕴含着深厚的写作功力。
  
  　　《将饮茶（精装）》*早于1987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出版后深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喜爱，成为散文经典之作。本次再版，增加了《收藏十五年的附识》一文，同时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后增加了一篇附录，即“申辩之中高检长惩戒案”。
  
  内容推荐
  　　杨绛先生的这本散文集包括三类内容，第一类为回忆父亲杨萌航和三姑杨萌榆的文章，第二类为详述钱钟书创作《围城》的背景及情形的文章，第三类为描写"文革"时期种种遭际的文章。作者以细腻传神而又幽默风趣的文笔记人叙事，活画出了人物形象也绘描出了时代氛围，使全书在貌似轻松恬然中富于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目录
  
  孟婆茶(胡思乱想，代序)
  
  回忆我的父亲
  
  回忆我的姑母
  
  记钱钟书与《围城》
  
  一 钱钟书写《围城》
  
  二 写《围城》的钱钟书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一 风狂雨骤
  
  二 颠倒过来
  
  三 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
  
  四 精彩的表演
  
  五 帘子和炉子
  
  六 披着狼皮的羊
  
  七 乌云的金边
  
  隐身衣(废话，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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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大隐，是心之隐。前面一张先生的生活照。北京随处可见的那种四五层的灰蒙蒙的砖瓦房的一个阳台上，先生微笑着站在那里。旁边铁栏杆太高，衬托着先生身体很小，头很大。后面远处挤着两栋如今随处可见的巨大而平庸的白色碉堡似的塔楼。在这每一个市民都习以为常的普通而局促的空间里，先生随意地站着，家常的衣着，笑容可掬，黑框眼镜里眼睛慈祥又炯炯有神。毫无保留、坦然、轻松、恬然，与书本里的字句映衬地如水和空气。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一丝也不怕让你看到她的内心世界。如果世上还有一个人奔赴黄泉的时候不想来一杯孟婆茶，只怕就是先生吧。
  
  摘自读者评论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回忆我的父亲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他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先回日本早稻田读得学位，又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让一位有贪污巨款之嫌的总长（现称部长）受到高检厅传讯，同时有检察官到总长私邸搜查证据。许多高官干预无效；司法总长请得大总统训令，立将高检长及搜查证据的检察官给以“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荽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ildeLa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