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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从历史研究者和亲历者两种视角，凭借珍贵的文字档案、独到的分析评述、精美的曝光影像，展现了“文化革命”爆发前两年及爆发后四年毛泽东的个人活动以及共和国的重大事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它不单单为读者还原了浩劫中最为动荡的年代，更在展开细节的同时，悄无声息地用理性客观的方式，解析了历史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矛盾和动因；既不文过饰非，也不一味苛责。相信每一个读者读罢此书，都会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个人的生活处境产生深深的思索，都会增添一份智慧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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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推荐
立体展现毛泽东非常岁月，深度解析大事件后果前因。
聚焦历史长河还真貌，回溯变幻风云写春秋！
此书时间跨度从1964至1969年。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最为动荡时期毛泽东的重大政治活动和个人生活。作者参阅大量史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在生动翔实地还原“文革”发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同时，也探究了动乱发生、发展的原委和过程。
书中载入的一百余幅毛泽东“文革”岁月珍贵照片，分为彩色黑白两种，百分之九十属于首度曝光面世。
整部书稿集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体，集收藏价值、欣赏价值于一身，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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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同时，也探究了动乱发生、发展的原委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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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嗣杰，山东平阴人，著名新闻摄影家。历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毛泽东主席随身专职摄影记者，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新华社驻联合国摄影记者，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记者室高级记者等职。
顾保孜，1957年生，系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正师职创作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知情者说》、《跨出中南海》、《实话实说红舞台》、《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纪实文学著作；并创作有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当代军人最喜爱军版图书一等奖、“五个一”图书工程奖、泄?际榻薄⒔夥啪?际榻薄⒅泄?缬啊盎?斫薄庇判惚嗑缃薄ⅰ拔甯鲆弧钡缬肮こ探钡热??缘慕毕睢?/p>
钱嗣杰，山东平阴人，著名新闻摄影家。历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毛泽东主席随身专职摄影记者，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记者组记者，新华社驻联合国摄影记者，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兼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副组长，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记者室高级记者等职。
顾保孜，1957年生，系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第二炮兵政治部正师职创作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知情者说》、《跨出中南海》、《实话实说红舞台》、《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纪实文学著作；并创作有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当代军人最喜爱军版图书一等奖、“五个一”图书工程奖、泄?际榻薄⒔夥啪?际榻薄⒅泄?缬啊盎?斫薄庇判惚嗑缃薄ⅰ拔甯鲆弧钡缬肮こ探钡热??缘慕毕睢?/p>
目录第一章 独有豪情
赫鲁晓夫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亲自捉刀，公开发表九篇针对苏共反华“大合唱”的反击文章。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又一段“激扬文字”的岁月。与此同时，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开始了深入的思索和探究。
第二章犹记烽火
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际，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凸显，最终激化至无法调和。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带着沉重的思索，重新登上“犹记烽火”的井冈。在这片成全了斗志，铸就了意志的土地上，他开始酝酿一场新的运动。
第三章 山雨欲来
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重视，他希望就此打破沉寂。毛泽东于西方的一个山洞闭关，十一天后神清气爽地“出山”，随后在武汉的长江一番畅游。浩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行动决心，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
第四章 满街红绿
从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毛泽东看到了开创新局面的希望。他在欢声雷动、一片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亮出自己信赖人民自发革命的姿态。然而此时，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挂满了愁容与困惑。“文革”初期，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件接连发生，逐渐超出人力所能约束的范畴。
第五章 摧枯拉朽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大乱之际，党内、军内元老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 第一章 独有豪情
赫鲁晓夫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亲自捉刀，公开发表九篇针对苏共反华“大合唱”的反击文章。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又一段“激扬文字”的岁月。与此同时，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开始了深入的思索和探究。
第二章犹记烽火
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际，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凸显，最终激化至无法调和。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带着沉重的思索，重新登上“犹记烽火”的井冈。在这片成全了斗志，铸就了意志的土地上，他开始酝酿一场新的运动。
第三章 山雨欲来
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重视，他希望就此打破沉寂。毛泽东于西方的一个山洞闭关，十一天后神清气爽地“出山”，随后在武汉的长江一番畅游。浩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行动决心，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
第四章 满街红绿
从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毛泽东看到了开创新局面的希望。他在欢声雷动、一片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亮出自己信赖人民自发革命的姿态。然而此时，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挂满了愁容与困惑。“文革”初期，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件接连发生，逐渐超出人力所能约束的范畴。
第五章 摧枯拉朽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大乱之际，党内、军内元老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七二○”事件迫使毛泽东仓促飞离武汉，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通过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他发出了控制“文革”局面的信号。
第六章 峰谷之间
“文革”派性冲突愈演愈烈，一个四处武斗的中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断然采取强硬手段，以图控制乱局。“九大”之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入地狱，而林彪却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一场中苏边境冲突，林彪统帅三军，紧急下发“一号令”；他的举措，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由此也埋下了两人分道扬镳的伏笔。
第一章 独有豪情
赫鲁晓夫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亲自捉刀，公开发表九篇针对苏共反华“大合唱”的反击文章。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又一段“激扬文字”的岁月。与此同时，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开始了深入的思索和探究。
第二章犹记烽火
1964年与1965年交替之际，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凸显，最终激化至无法调和。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刘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带着沉重的思索，重新登上“犹记烽火”的井冈。在这片成全了斗志，铸就了意志的土地上，他开始酝酿一场新的运动。
第三章 山雨欲来
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重视，他希望就此打破沉寂。毛泽东于西方的一个山洞闭关，十一天后神清气爽地“出山”，随后在武汉的长江一番畅游。浩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行动决心，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他要在和平年代里迎接暴风骤雨的到来……
第四章 满街红绿
从具有强烈“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毛泽东看到了开创新局面的希望。他在欢声雷动、一片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一次又一次亮出自己信赖人民自发革命的姿态。然而此时，许多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脸上挂满了愁容与困惑。“文革”初期，令人始料不及、难以理解的事件接连发生，逐渐超出人力所能约束的范畴。
第五章 摧枯拉朽
进入1967年，“一月风暴”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干线运输几近瘫痪。大乱之际，党内、军内元老派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七二○”事件迫使毛泽东仓促飞离武汉，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通过处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他发出了控制“文革”局面的信号。
第六章 峰谷之间
“文革”派性冲突愈演愈烈，一个四处武斗的中国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断然采取强硬手段，以图控制乱局。“九大”之后，刘少奇被彻底打入地狱，而林彪却如日中天，一跃成为“第二号人物”。一场中苏边境冲突，林彪统帅三军，紧急下发“一号令”；他的举措，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由此也埋下了两人分道扬镳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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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雨欲来
1965年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再次离开北京。他离京的前一天，上海《文汇报》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此时，毛泽东的思绪犹如奔腾的江河，滚滚向前。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愈发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前一年，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此举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针对的矛头由“鬼”变成了“人”。
江青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在当时是上海是首屈一指的高档宾馆。它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后来改建成了锦江饭店。为了扩大范围，提高档次，锦江饭店还将附近建于1935年十八层高的茂名公寓和建于1934年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也纳入它的怀抱之中。马路对面，还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外带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曾住在这里。
江青看中上海，并不全因为锦江饭店的高档，她主要看上了这里的“才子”、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两人十分投缘。
江青这次组织大文章依然求助于这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
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原本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担。可是他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他宁可在幕后指挥，也不会像上次答应改编京剧那样，一口应承。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出身书香门第。他不仅有才华而且早在1948年就成了中共党员；所以，张春桥才敢力荐姚文元完成江青交下的“大批判”任务。江青知道姚文元是曾受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也就欣然召见了。
姚文元擅长写批判性文章，特别是借古寓今的批判文章。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姚棍子”。1955年“批胡风”、1957年“反右派”，姚文元都表现不俗，甚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在一次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1957年2月6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文元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全文转载。由此，姚文元名声大震，担任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因父亲姚蓬子的历史问题，他在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
通过张春桥的推荐，姚文元就要时来运转……
江青在锦江俱乐部召见了姚文元。可是姚文元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自己仕途的一个转折点，竟然骑着一辆咣当作响的旧自行车，来到这样高档的宾馆，拜见这样重要的人物。
正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沮丧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竟在那里病逝！
柯的死，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她的身边此时又多了一名笔杆子——姚文元。江青多少能从中“化悲痛为力量”，得到些宽释。
姚文元果然不负重望，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异其稿。在炮制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均由张春桥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往北京。江青后来曾自鸣得意地地说：“春桥每次来，都装着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了。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认为这篇批评文章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是篡改史实、歪曲剧本原意的。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
单纯善良的读者哪里知道，这个主题正是江青授意的。她出于政治的需要，全然不顾吴晗《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底至1960年11月，不可能“影射”1961年现状的事实，紧紧抓住“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个“灵魂”。按这个主题思路，人们自然就会与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能证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理所当然地将其看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历史上最为忙碌的时刻。上海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文汇情况》一般中央首长是要阅看的，江青可以通过它得知外界对文章的反应。但由此，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也会随之发觉《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于是，张春桥又灵机一动，赶紧将其改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周恩来等人，只让江青和极少数人从《记者简报》中掌握各方动向。
恰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暂时告别他认为“空气不好”的北京。这距离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
钱嗣杰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
这一次，专列将驶往正在酝酿“政治风云”、制造“重磅炸弹”的上海。
钱嗣杰坐在火车上，对着窗外拍了一些沿途风景照。上海，他是熟悉的，他曾多次陪同毛主席来过。他也知道，上海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别看大上海灯红酒绿，号称“十里洋场”，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直辖城市，它在历史上却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聚集着最为先进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的城市。1921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7年，共产党领导上海的工人阶级，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很长时间，中共中央机构都是秘密在上海设立的。
但是，钱嗣杰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跟随毛泽东外出，会是一次走的地方更多、走的时间更长的“旅行”。他清楚地记得，这一次旅行，历时竟然长达八个月之久。毛泽东仅在上海与杭州线上，来来回回地就“游走”了五六趟，然后又两度远足武汉、长沙。直到1966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关闭在韶山的滴水洞十一天，神清气爽“出山”后，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这时，他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生。钱嗣杰镜头里的毛泽东焕发出轻松的神情。毛泽东6月21日在韶山水库游泳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又在武汉的长江里一番畅游。浩浩荡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了行动决心，终止了“游走”的脚步，最后北上回京。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首先要讲述的还是毛泽东离京初期阶段发生的事情。
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最近有什么指示?”
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罢，深觉这个回答并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于是，很不满意地说了句：“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
他随之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众口一词：“显然搞四清好。”
毛泽东无奈地摇头。?@
离开天津后，毛泽东沿着铁路线，先后到了济南、徐州、蚌埠与南京，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
他一路视察，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毛泽东自然不快。
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一到达上海，他就看到了姚文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与姚文元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命运一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而且是极大的重视。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指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希望能够借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趋于一致。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他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北京的压力毕竟一天比一天大了。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姚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他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开列了一个近年来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以此说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庐山会议之意。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便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该文。
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与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讲道：“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的紧张气氛。
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尚不知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了。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没有忘记一位美国友人的生日。她就是已经定居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女记者，经过漫长岁月对新中国的访问与报道，深深地爱上这个不是祖国胜似祖国的国家，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结下一生的友谊。这次，毛泽东特地邀请她来上海过生日，并同时邀请其他几位在华居住的外国友人，请他们也来上海为斯特朗贺寿。于是柯费兰夫妇、爱泼斯坦夫妇、马海德夫妇等十多位外国朋友由北京飞来上海，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并共进斯特朗的生日午餐。当天晚上，周恩来还以总理名义为斯特朗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他们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在门口迎接。斯特朗见状多少有些吃惊。因为江青从延安起一般是不会在这种场合露面的。
斯特朗当然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毛泽东酝酿着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江青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仅频繁抛头露面，而且将参政的触角越来越深地探进了政治高层，甚至探及毛泽东的心灵深处。
在斯特朗眼里，毛泽东没有变，仍然是那样风趣幽默。斯特朗见大家都已坐定，就主动邀请毛泽东谈谈对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说：“你们不能总让我谈世界形势，今天你们谈，我来听。”
在座的各位先后发言，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他的确是一个好的听众，听罢了还在纸上记了些他认为有用的内容。
在场的拍摄者还是钱嗣杰。在他镜头里江青的身影并不很多，每次拍摄，钱嗣杰都会觉得江青的特别。这一次，尽管室内暖气很热，但江青因为怕冷，在座谈过程中，还一直穿着大衣。座谈后，毛泽东准备了一个丰盛的午宴，席间，他尽东道主之谊，一再给老寿星斯特朗让菜，他诚挚地表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天，中国的各大报上都刊登了钱嗣杰拍摄的毛泽东为斯特朗贺寿的照片。这些显得轻松的影像为报纸紧张的政治气氛注入了一些缓和剂。
三年后，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走上天安门，毛泽东又在她手中捧着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八十四岁的斯特朗告别了人间。故人逝去，毛泽东特意定制了花圈，算是对这位异国老友的最后致意。
历史上几乎每个事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中，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投机心态，随风而动。
点不起火的北京也有着跃跃欲试要去点火的人物，那就是戚本禹与关锋。
身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的戚本禹，12月8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为彭真的严格把关，不允许评价《海瑞罢官》超越学术的范围，戚的这篇文章没有点吴晗的名。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尽管毛泽东也有些遗憾，总体态度肯定是支持的。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立即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戚本禹的文章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几乎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他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与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
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那么好，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力量来自北京市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即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后来他们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电话告知他们：“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
这样，北京也有了江青指挥得动的“笔杆子”。江青的大本营即将移师北上了……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夫妇一唱一和，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他成为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第一个接受组织上“外科手术”的挨刀者。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老谋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揭发”罗瑞卿，以便向林彪作“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揭发”，罗瑞卿曾经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点，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刘亚楼于当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所讲——“死无对证”。
然而，“死无对证”的“揭发”竟然成了林彪夫妇的“有力武器”，他们等待着时机，向罗瑞卿发起进攻。
林彪这边对总参谋长磨刀霍霍，耿直的总长却没有过多察觉。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朗诺后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很高兴，嘱咐罗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提“七千人大会”的弦外之音。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泽东的带话令林彪格外兴奋，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肯定了“三面红旗”，并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毛泽东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样站出来支持他。
林彪期盼的“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派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并嘱咐叶群躲开其他人，直接找毛泽东。
叶群到了杭州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就让她等着。叶群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只好又去找毛，这一次她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
毛泽东估计叶群有要事相商，于是召见了叶群。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富裕的时间与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叶群足以将罗瑞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逼迫林彪让贤让权、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罪状数落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据说毛泽东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遗憾的是，最后毛泽东相信了叶群的话。几天后，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A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主要就是罗瑞卿。
于是，紧接着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幕。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就连跟随毛泽东拍摄的记者钱嗣杰也被挡在了门外。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钱嗣杰当然感到异样，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于是他也就没再多想，径直回自己的房间等待通知。其实，不要说钱嗣杰这样的贴身摄影记者不知内情，就连许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开会内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跑去询问别人。
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抵达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乌云压城，疾风怒吼之际，暴风雨即将到来……
1966年的钟声敲响，“文革”的战车已经开始启动。历史终于转到了5月16日这一天。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战车已经启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彭真等领导人已无力制止。在不得不跟着搞的情形下，是否可能尽力防止以往“左”的错误，将事情做得稳妥一些，成为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月提纲”中讲道：“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解释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科学研究，掌握大量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现在看，这个“提纲”已经很“左”；但在当时，它是以“防‘左’”的形式出现的。
1966年1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并成立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领导小组，负责当前的文化批判工作。
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和周扬的不满早已溢于言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事态的发展也感到了危机，但他们都无法改变现实。“文革”前夕，中央领导机构还在正常工作，乌云压顶也好，流言蜚语也好，毕竟国家机器还在正常运转之中，每一个高层领导必须保持这样的运转。中央领导层按部就班进行展文化领域的批评，就像当年搞“四清”那样，层层级级地展开，最初只是限制在学术领域内进行。
毛泽东是要搞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斗争；隔靴搔痒，改头换面或者偷换概念，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
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曾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的提纲与这样的五人小组，毛泽东内心不会接受。
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带着《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专程飞往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元旦过后就由杭州“移师”来到武汉，他还是在老地方——东湖边的梅岭一号住下了。
此次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后来出台的“二月提纲”。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而是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大家都被搞得很开心，个个松下了一口气，以为大功告成，毛主席应允，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
孰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就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了“彭罗陆杨定时炸弹”。
毛泽东对“二月提纲”甚为恼火。他批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又一次拿起阶级斗争这个理论武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在什么时候和无产阶级讲过‘人人平等’？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
毫无疑问，彭真和陆定一由此加快了进入反党集团名单的速度。
在上海的江青比较早地看到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的事情尚未结束，江青、林彪等人似乎已预见到这份文件的结局。如果“二月提纲”被否定了，必定要有一个纲领性文件取而代之。
毕竟，江青与毛泽东很近，跟得也很紧，她摸准了毛泽东的脉搏和政治需求。她要从《海瑞罢官》，也即是“骂皇帝”这个问题上打开缺口。
江青决定搞一个东西与“二月提纲”抗衡！
于是，1966年1月21日，丙午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的前两天，江青专程从上海赶往苏州，向林彪夫妇拜年。
而林彪前两个月在上海整罗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出风头，不仅成功地扳倒了与自己作对的“搭档”，而且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树立了权威。江青对于这位得到毛泽东好感、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格外注意搞好关系。他们只有相互勾结才能达到彼此的政治需要。林彪夫妇对江青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丝毫没有怠慢，而是察言观色，有求必应。
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两股绳拧在了一起。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响起了来自苏州“林办”的电话，叶群向他转达了林彪的一段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也是江青最为需要的。
1966年2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总共不过五个人。
这是一次十分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产生了后来的著名文件——《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从会后整理的《纪要》看，座谈会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就，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后来经过两位“大秀才”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余字。
江青把《纪要》送呈毛泽东审阅。正为彭真送来的“二月提纲”大为恼火的毛泽东，感到这个《纪要》十分对口味。他亲自做了十一处改动。既然毛主席“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又添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出师有名”、“名正言顺”。
4月1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未送刘少奇。因为自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毛泽东在4月1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对于江青来说，4月10日是她“历史性”的日子，标志性地显示了她的崛起。
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已经不再仅仅针对文艺界领导人，而是扩大到了包括彭真在内的一些北京市和中央领导人。“二月提纲”受到批判，意味着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江青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指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他们还盗用工农兵的名义，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揪出“三家村”的“后台”。
这是在毛泽东在同意或默许的背景下进行的。毛在3月中旬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坚决批判。”
毛泽东又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吴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级了。
1966年4月，关锋、戚本禹两篇被中宣部拒绝刊载的文章得见“天日”，一篇是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另一篇是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两篇文章比起姚文元更明目张胆、阴险毒辣，为吴晗定下了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揪住吴晗不放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陆杨”，再通过“彭罗陆杨”，揭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吴晗平白无故地遭受打击迫害，成了“文化大革命”开场祭旗的牺牲品。
接下来的日子，中央高层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烈，领导人的神经一天比一天紧张。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使人每一天都能呼吸到弥漫着躁动狂热的空气。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几乎是同一时间，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根据毛泽东提议聚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完成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份重磅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出笼了。
起草小组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递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再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接力棒”的传递也有他手把手的功劳。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再加上《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
彭真知道事态严重，“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了北京市委。他一抵达杭州，就要求同毛泽东见面谈话，想当面说清一些事情，消除误会。但毛泽东没有见他。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按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4月19日，刘少奇和陈毅出访完三国回到云南，第二天即被通知赶往杭州参加会议。他们无法想象，不到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真的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走进会场，他们就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关于彭真的材料摊在每个人手里。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闭幕，这一天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1日，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北京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彭真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消失了。他成为“文革”第一个沉船的中央领导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也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而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毛泽东暂时没有回到北京，他已经从武汉东湖宾馆移居到了杭州西子湖畔的汪庄。故而没有到北京的会场上露面。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的他，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儿茫然。他万没有想到离开北京这段时间中央出了两件大事：揪出了彭、罗、陆、杨，他们都曾经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全班人马都是极“左”路线下的新秀。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十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做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会议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五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言论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难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要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那么“五一六通知”究竟写了哪些关键的话呢？以下两段很具有代表性：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两段话成了“五一六通知”的点睛之笔，给每个与会人员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值得玩味的是，久病出山的林彪以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学生的姿态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专谈“中外政变、武装夺权”的“精彩”演讲。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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