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作者简介
  　吴晓波
  　　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主要出版著作有:《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大败局》、《大败局Ⅱ》等。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目　　录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谁家的“大势”？
  
  两个研究工具及两个结论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以商止战”与和平称霸
  
  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军爵制度：打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平民社会
  
  郡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的政治雏形
  
  强国逻辑：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
  
  毛泽东：“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讲 汉武帝变法：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与后果
  
  刘彻：大一统制度的集大成者
  
  产业改革：铸钱、盐铁与酿酒
  
  流通改革：均输与平准
  
  税收改革：告缗令与算缗令
  
  变法造就第一个“半亿帝国”
  
  变法的负面效应及争论
  
  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问”
  
  第四讲 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
  
  变法背景：世族经济威胁中央集权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关于专营政策的反复与争议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刘晏变法：专营制度的归来
  
  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
  
  第六讲 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
  
  “杯酒释兵权”的政策利弊
  
  宽松与禁榷并举
  
  士绅经济的定型
  
  千年第二回的“延和殿廷辩”
  
  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改革标本”王安石
  
  “世界时间”里的变法
  
  第七讲 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铁桶阵：对外闭关锁国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
  
  城市化率的下滑
  
  对“自转惯性”的预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
  
  被枪炮打破的“超稳定结构”
  
  第八讲 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
  
  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
  
  以铁路为例：发展与稳定的取舍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国营与民营的取舍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立宪运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选择
  
  洋务运动的制度性遗产
  
  第九讲 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四个基本制度的全面崩坏
  
  空前强大的民营经济
  
  地方自治的试验
  
  被欢呼回来的独裁者
  
  国民党的经济主张
  
  挤压民间资本的五种办法
  
  1945年之后的经济政策失误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上海试验：计划经济的体系雏形
  
  “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的建设模式
  
  七年消灭私营经济
  
  两次自毁性的经济运动
  
  回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乱十年
  
  第十一讲 改革开放（上）：没有蓝图的改革
  
  第三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增量改革：由农民发动的工业化运动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
  
  “哪里是改革的主战场”
  
  物价闯关：转折点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从违法开始”
  
  第十二讲 改革开放（下）：集权主义的回归
  
  分税制：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998年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绝地复苏
  
  “大国崛起”与朱氏逻辑
  
  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结语 回到历史的基本面
  
  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两个永恒性的主题：分权与均富
  
  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
  
  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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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崛起或崩溃，是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经济变革的争论一直存在，但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两极化。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50年趋势巨流》（Megachange: The World in 2050)一书中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的20%。《经济学人》的数据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计算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曾经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进而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长期结论，在他看来，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作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对于西方人来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一事实，最困难的不是预测和计算，而是如何解释。
  
  2013年1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届103岁高龄的罗纳德·科斯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在过去几年里，这位当世最高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从未踏上过这个陌生国家的土地，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他自己出资在芝加哥召开中国经济转型研讨会，之后又倾力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本书里，科斯对中国经济变革给出了三个基本性结论：一是“最伟大”，他认同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认为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二是“非计划”，“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他的这三个基本性结论表明，在现有的制度经济学框架中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
  
  与上述声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见似乎更为尖锐。
  
  2012年初，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投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造成的，这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他在文章的结尾调侃：“世界经济已经饱受欧洲金融危机之苦，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个新的危机发源地。”几乎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刊载了题为《2012年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的体制、法律、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问题会成为即将崩溃的原因。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经济学界的两极化分歧不但没有消解中国经济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显得更加迷人。当理论和数据都无法给予清晰判断的时候，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通过理论、通过统计和通过历史。”于是，回到“中国历史的基本面”，从历代经济变革中探研得失，寻找规律与逻辑，也许是一次不错的探险。——这正是本书创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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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亚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新浪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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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认为：“明清以前的产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时期低。”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曰：“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 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当代史家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之后的变法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