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内容简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目录
  邢文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
  赵絪 在苦难中磨砺——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
  时玉珍 我的姥姥
  祝伟坡 先父的两张老照片
  李亦园 与母亲的合影
  徐小五 老照片引起的回忆
  李伟 走进历史的卜少夫
  沈建中 再读司徒雷登
  陈志超 我与孙瑜的忘年交
  蔡登山 郎静山镜头里的名人往事（二）
  黄岩 出国筑路亲历记
  徐化扬 我的大学生涯
  蒋世承 1934年五世同堂的合影
  谭金土 老照片上的题识
  夏伟 1930年代的莱阳乡师
  程以正 在建中的慈禧陵隆恩殿
  张远航 1930年版的《南京影集》
  冯克力 “真相”种种
  
   书摘插图
  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
  　　邢文举　口述　杨民青　整理
  　　周总理在上海听取我的汇报
  我如实汇报了江苏的夺权情况，于是，“好派”对我表示强烈不满，“屁派”则认为我是他们的支持者。一时间，南京街头出现截然不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好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不受欢迎的人！”“屁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1967年2月底，我从北京回到南京。4月底，徐学增来电话：“王力同志决定你去上海，加强那里的力量。”就这样，我离开呆了五个多月的南京来到上海。
  当时的“中央文革”上海记者组，有郑晓峰、蒋宝琪、孙朴芳、许志成等四个人，加上我共五人。作为“文革”重灾区，“四人帮”在上海的追随者众多，是非自然也多。我们住在上海延安饭店，这是一栋五层楼，我们住在第四层，这一层是延安饭店的高档房间。
  1967年夏天，周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访问上海。“中央文革”上海记者组派我到机场采访。那天到机场迎接的，除了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组织了一些欢迎群众，场面挺壮观。这是上海夺权以后的首次外事活动，有关部门担心缺少经验，生怕考虑不周出洋相，而结果偏偏如此。
  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卡翁达总统首先走出机舱，接着是周总理，然后是卡翁达总统夫人及其他随行人员。
  开始，欢迎人群还能保持一定队形，但等卡翁达和周总理走下飞机，前面的领导就先乱了套，在场的人，个个急着抢先目睹周总理，顾不上什么外事纪律了，人们把周总理团团围住，将卡翁达总统和夫人抛在了一边。
  周总理拨开围着他的人群，对工作人员人喊道：“总统呢？夫人呢？”说着，总理将卡翁达和夫人推到前边，把前来欢迎的上海市的领导一一介绍给总统和夫人。徐景贤当时是上海的第三把手，人称“徐老三”。徐景贤握着总理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们组织得太不好了，请总理一定原谅，一定原谅。”这时，混乱的欢迎人群才稍稍平静下来。
  当时我站在一边，听周总理回答徐景贤说：“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出一些事在所难免，可以理解，不怨你们嘛，以后就有经验了。”
  第二天晚上，周总理召我去他下榻的宾馆汇报工作。事前，听徐景贤说周总理已让上海同志汇报了一次。
  那时我对马天水的印象不错，我向总理汇报说，马老是多年分管工业的老干部，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很熟悉，上海电力紧张，每次开会分配用电指标，马天水不用拿本子，哪个企业该给多少电，他都说得一清二楚。
  我还向周总理汇报了青浦的武斗情况，我说，当地农民对红卫兵的行动不理解，有些农民拿着铁棍，见到前去造反的红卫兵就打，声称要进城找红卫兵算账。“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派去大批工人，才将事件平息。
  周总理说，农民和红卫兵发生矛盾，这是个新问题，一定要认真研究，吸取教训，要教育好农民，不能和红卫兵对立。我的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秘书不时送来急件，请总理批示。
  汇报结束时，周总理问我：“江苏的情况，你还知道不知道？”我回答说：“我调到上海后，对江苏的情况不大清楚。”已是深夜，我注意到，总理秘书早在一边直打瞌睡。
  周总理送走卡翁达起程返京的那天早上，我正在上海无线电七厂采访，上海市革委会打来电话，通知我到机场送行，嘱咐我一定要快，不然就赶不上了。我立即让司机驱车直奔机场。为了赶时间，司机不管红灯绿灯，一路飞驰。司机对去虹桥机场的道路十分熟悉，此前，我们写的上报材料，都是送到机场由民航班机飞行员带到北京的。“中央文革”与民航局有约定，各地的“中央文革记者”可通过民航班机传送文稿。我们和虹桥机场的人很熟，需要乘飞机，不必事先购票，只要有座位，就允许我们上飞机。
  我们飞车赶到机场，几分钟后，　周总理的车就到了。记得那天前来送行的，只有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等很少几个人。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说：“我已经说了不让你们送，怎么还来送啊？”
  　　许世友将军
  我们所住的延安饭店四层有一个套间，那是许世友司令员来上海住的地方，他的夫人田普经常住在那里。那时的王洪文，仅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头，后来为了工作方便，给王洪文在延安饭店的二楼安排了一个普通房间。
  早在南京时，我就和许世友、田普熟悉了。那时的许司令，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华东饭店，到我们记者组坐一坐，唠一唠，既谈“文化大革命”，也唠家常。记者中，我算比较健谈的，许司令性格豪爽，很愿与我交谈。
  在南京，许司令曾多次请我吃饭，有时一个星期请一次。许司令请我吃饭，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能喝些酒。许司令愿意交往能喝酒的记者。许司令请客，第一道菜是狗肉，然后是野鸭、野鸡等野味。我们俩一顿一瓶茅台酒，一边对饮，一边闲谈。在安徽，许司令曾请驻那里的“中央文革”记者刘慎思吃饭，刘慎思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曾与许世友司令员对饮》。
  许司令爱喝酒爱请客，为了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他曾宴请在江苏省和南京市搞“三支两军”的同志，要他们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好“三支两军”。许司令也宴请过江苏省的造反派，但他请的都是拥军派，对“反军派”、“乱军派”，他理也不理。
  其实，闲谈也离不开政治。1966年的冬天，聂元梓、蒯大富来南京，住在南京大学匡亚明的房子里，找我谈江苏的情况，我与他们谈了一个钟头。事后的一天，许世友来到华东饭店，当时正好我一个人在家值班。
  许司令员对我说：“那天，造反派在五台山体育场开批斗大会，聂元梓、蒯大富他们，给江渭清戴高帽子、戴风筝，对革命老干部，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那天我给周总理打电话了，周总理说，我们说他们不听啊。你说，他们算什么东西？……什么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我给毛主席打电话了，我说，主席，我要把他们给干掉。毛主席对我说，你可不能给我动他们！我说，好，主席不让动，我就不动。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好人！”
  在南京“红总”准备夺权的日子里，许司令把我紧急叫到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我进门一看，里面坐满了人，都是负责作战的高级指挥员。其中有我认识的张才千副司令，他后来调任总参副总长。许司令见我赶到，大声对我说：“邢记者，你快去给我查一查，听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抄江苏省委所有十三级以上老干部的家，我让作战部下令了，只要他们敢抄家，我就下令开枪，我已经请示叶帅了，他们同意！你赶快给我查查！要不然我就开枪啦！”
  我马上随保卫干事前往各“造反司令部”，足足查了两个多小时，未发现要抄家的迹象。我马上赶回向许司令汇报。许司令说，还是你们调查的情况准确。宣布散会。
  南京“一•二六”夺权后，许世友执意住进大别山，远离是非之地。我听田普说，大别山生活条件简陋，洗澡还得用木盆，很不方便。有一天，田普给我打电话：邢记者，还是你劝劝许司令吧，请他回来住吧。于是，我按照田普的要求，直接给在大别山的许司令打电话，请他到上海。
  在上海，许司令住进刘伯承元帅住过的别墅。不久，许司令的秘书来接我，要我立即前去。记得那天赴宴的有徐景贤、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等人。令我感动的是，尽管后来我被江青点名，关在“中央文革”的“小号”里接受审查，以后只要有政治运动，就要被审查一遍；许司令及夫人田普、女儿田小兵与我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始终没有把我当坏人而疏远我。
  1969年11月，我已回到沈阳军区原单位工作，为女儿和外甥女的参军问题，曾贸然打电话给田普，试探地问她，能不能送几个女孩子到南京军区当兵。许司令和田普满口答应说，送孩子当兵是好事，来吧，几个都行。
  我带着两个女孩子来到南京，田普对有关部门说，许司令员有命令，给她们办入伍手续、发军装。有关部门就女孩子的安排征求我的意见，结果她俩都到了部队医院，一个在镇江，一个在苏州。
  田普开玩笑说：“我还以为你要送几个女兵呢，原来就两个啊，怎么不多领几个来呢？”这次到南京，许司令请我吃饭时，谈起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许司令问我说：“这回你还去上海吗？”我说：“不去了！”他挥挥手说：“对，你别去上海了。今后，也不要当什么官了。”
  那时物资紧缺，许司令问我：“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要办吗？要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吗？”我想了想说：“许司令，我想请您帮我买台自行车，在沈阳很难买到。”许世友立即告诉身边的人：“去，赶快帮他买一辆。”许司令退下来之前，我曾去北京看过他，那时他已经不能走路。离别时，他深情地对我说：“文举，你走，我不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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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