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病都可自行终结
  　　本书是卡森斯战胜病魔的经历和体会。本书出版后风靡全美，有17家医学杂志转载，34家医学院将其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他本人也应邀到美国各州的医学院讲学。他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本书不仅在美国畅销不衰，还被翻译成18种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
  ◆90％的疾病都是自限性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行终止，并逐步实现痊愈。
  ◆希波克拉底坚信，人体有一种天生的自愈过程，这种过程即使没有医生插手也会发生。他还认为，医生的基本作用是避免任何干扰或者损害自愈系统的治疗。
  ◆任何药物都没有病人的心态有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医生的最大价值就是帮助病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医治的潜能。
  ◆医生知道，有时候处方本身比上边的内容更有用，更能帮助病人摆脱病痛。药物并不总是必要的，康复的信心却是必要的。
  ◆令医生为难的是，许多人以为药物和汽车一样，每年都要出新品，而且药效越强越好。
  ◆止疼药只是隐藏了疼痛，并没有真正消除潜在的病因，反而阻止了身体的预警机制。如果找不到根本原因就压制疼痛，我们就要为之付出代价。
  ◆医药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科学。只有医生和病人真正学会运用身体自然治愈能力，现代医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内容简介
  有这样一个人：
  　　他49岁时身患绝症，康复的几率只有1/500，医生断定他只有几个月的活头，然而他却离开了医院，不吃药、不打针，自己用最简单的方法治好了不治之症。
  　　还是这个人，他54岁的时候突发广泛性心肌梗死，生命垂危，他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战胜了病魔，并活到75岁。
  　　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就是诺曼·卡森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使用的方法就是大笑。
  　　卡森斯将自己的经历发表在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来自十几个国家的三千多名医生写信与他交流。他们认为卡森斯为现代医学开启了一扇窗，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身体的自愈能力。他们认为医药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科学。只有医生和病人真正学会运用身体自然治愈能力，现代医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积极情绪正是开启身体自愈系统的良药。
  　　《笑是治病的良药》是卡森斯战胜病魔的经历和体会。本书出版后风靡全美，有17家医学杂志转载，34家医学院将其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他本人也应邀到美国各州的医学院讲学。他的故事还被拍成电影，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本书不仅在美国畅销不衰，还被翻译成18种文字，引起了全球性的轰动。
  
   作者简介
  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美国当代著名评论家、作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享有崇高的声誉。1935年起，卡森斯任《星期六评论》编辑，1942年后担任主编，直到1972年。在他的领导下，该杂志的知名度日益提高，订阅量也从20000份上升到了650000份。卡森斯还是国际笔会美国中心副主任，曾率领总统级使团出访前苏联、中国等国家。
  
   目录
  序
  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第二章 安慰剂，体内医生的信使
  第三章 心旷神怡，医生远离
  第四章 疼痛不是终极敌人
  第五章 走向整体健康之路
  第六章 从三千名医生那里学到的
  第七章 信念是最强有力的药物
  最后的话
  关于作者
  
   书摘插图
  第一章 身体的智慧
  　　人们问我：“当医生告诉你已无药可救时，你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没有被害怕、忧伤以及恐惧所钳制，而这些情绪往往是不治之症的伙伴。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大机会。事实证明，这种求生意志并不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托词，而是具有医疗效果的心理因素。
  　　如果没有那场重病，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不愿提及那段经历，我不愿让人知道自己不用药物就治好了不治之症。因为我害怕被人们误解。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特殊病例呢，还是具有极大的医学价值。然而，大众媒体和医学刊物却不断报道这件事。世界各地的三千名医生给我来信，他们对我这个非专业人士的观点十分尊重，令人惊讶。还有一些人写信问我，是不是真的“不吃药，仅仅用笑”就战胜了病魔。我想自己应该给出更全面的描述。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一次短暂的国外旅行之后，我开始发烧，感到浑身不舒服，疼痛也不断加剧。几周过后，我的脖子、手臂、手、手指和腿就变得麻木起来，行动也很困难。我的红细胞沉降率超过了80。大家知道，在所有的诊断和测试中，红细胞沉降率对医生来说是最有用的。它的操作也很简单。
  　　红细胞流入血管的速度，以每小时多少毫米计算，与发炎和感染的程度是相符的。普通的疾病，如流感，也许会使红细胞沉降率上升到30甚至40。一旦超过60或70，医生就知道问题严重了。红细胞沉降率上升到88的时候，我住院了。一周之内，它又上升到115。一般来说，这预示着病情已经十分危险。
  　　此外，我还接受了各种其他测试，有些在我看来仅仅是为了彰显医院的医疗水平，并非出于对病人健康的考虑。四个来自不同部门的化验员在同一天内采了四份血液样本，我很是吃惊。医院各部门没有彼此协调，用同一份血样来测试，对我来说是不合理，也是不负责任的。一天之内抽取四管血液，即使对一个健康人来说，也不合适。第二天，当四个化验员又要来装满各自的试管时，我拒绝了他们，并且在门上贴了告示：我三天只提供一份血样，希望不同部门从同一管血样中各取所需。
  　　我越来越相信，医院并不适合真正身患重病的人。卫生环境差强人意；葡萄状球菌和其他致病微生物无所不在；频繁甚至是胡乱使用X光仪器；滥用镇静剂和止痛药，有时只是为了方便医生操纵病人的身体，而非出于治疗的需要；将医院的例行工作凌驾于病人的睡眠要求之上（对病人来说，睡眠简直就是恩赐了，当然不想被打扰）——此类问题似乎是现代医院的通病。
  　　也许医院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营养问题了。不仅食物营养不均衡，还有很多加工食品，有些甚至含有防腐剂或有害色素，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含有化学柔软剂和漂白粉的白面包是每天的必送餐。蔬菜经常被煮过了头，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营养价值。难怪1969年“白宫食物、营养和健康会议”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观察结论，医学院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营养科学教育的缺失。
  　　我的医生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很幸运，碰到了一位能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的医生。威廉·海兹格医生不仅没有同我争论，反而支持我同“嗜血”的实验室人员战斗。
  　　我们已经是20多年的挚交好友，他知道我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经常讨论医学刊物上的文章，包括《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他对我的病症很坦诚。在参看了那些被他称为“咨询师”的专家们的报告后，他告诉我他们并没有得出确切的诊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得了严重的胶原疾病——一种结缔组织病。所有关节炎和风湿病都属于这个范畴。
  　结缔组织是一种将细胞连接在一起的纤维物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正变得松散。我很难移动自己的四肢，就连在床上翻身都困难。我的身体上开始出现小瘤，像小石块一样的物质出现在皮肤下面，这表明这种疾病是全身性的。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下颌几乎无法张开。
  　　海兹格医生从纽约找来了专家。他们得出了结论，确诊我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也就是说我脊柱中的结缔组织正在分离。
  　　我问海兹格医生自己完全康复的几率有多大。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只有1/500。这是一位专家告诉他的。这位专家还说，他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康复病例。
  　　这些让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之前，医生是我全部的希望。现在我感到自己有义务参与进去。我很清楚，如果只有1/500的机会，自己最好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做一名消极的旁观者。
  　　思考疾病
  　　我向海兹格医生询问病因。他告诉我有多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重金属中毒或者链球菌感染。
  　　我努力回想生病前的事情。那年6月，我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去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会议在列宁格勒①召开，然后我们去莫斯科参加其他会议。我们的旅馆在一片住宅区里，我的房间在二楼。附近有一个24小时不停工的建筑工地，每天晚上都有一队柴油卡车来来回回。当时是夏天，我们的窗户都大开着。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很不踏实，感觉恶心想吐。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我在飞机场碰上了一架巨大的直升机，它在很近的柏油路上盘旋，喷射出大量烟雾。
  　　我想，在旅馆和机场吸入的柴油废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是不是和这场病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就能证实重金属中毒的猜测。然而，还有一点解释不通：我妻子同样也经历了这些污染，却没有受到影响。怎么可能我们俩只有一个出现不良反应呢？
  　　通过思考，我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由于各人的敏感度不一样；另一种是我当时处于衰竭状态，无法像免疫系统全面运行的人一样适应有毒环境。
  　　难道是肾上腺衰竭引发的？
  　　我陷入沉思。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会议非同儿戏。我负责礼仪方面的工作，总是埋首于那些文件直到深夜。最后一天在莫斯科的经历极其令人沮丧，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自己的别墅里设宴款待我们，地点在郊外40公里处。他问我是否能够提前一小时到达，以便向苏联代表们介绍一下客人的情况。这样的信息有助于他们做到礼节周全，从而给美国客人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们告诉我下午3点半会有一个司机来旅馆接我，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在5点钟到达别墅。
  　　然而，6点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莫斯科另一边的旷野上。司机接到了错误的指示，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开出了80公里。我们又调转车头开回莫斯科。司机学的是谨慎驾驶，所以他并没有急于弥补错失的时间。
  　　直到晚上9点，我们才到达别墅。女主人看来已经绝望了。汤热了一遍又一遍，小牛肉也干了。我也筋疲力尽。第二天还要坐很久的飞机回美国。飞机上拥挤不堪。到达纽约后，经过一系列繁琐的迎接礼仪，我们才坐上了回康乃狄格的汽车。这次出差让我感觉浑身不舒服，一周后就住院了。
  　　回想起这次经历，我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我越来越相信，我深受污染气体的侵害，而我妻子没有，原因就在于我的肾上腺衰竭了，身体的抵抗力降低了。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我就需要恢复自己的肾上腺功能，重新建立沃尔特·B·凯侬医生在《身体的智慧》中提到的“动态平衡”。
  　　我知道，对于抵抗严重的关节炎或其他疾病，内分泌系统——尤其是肾上腺至关重要。我在医学刊物中读到一项研究，说孕妇的关节炎或其他风湿症状经常会减轻，原因就在于怀孕期间内分泌系统十分活跃。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肾上腺和内分泌系统活跃起来呢？
  　　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我读过汉斯·塞利尔的经典作品《生活的压力》。塞利尔很明确地指出，肾上腺衰竭可以造成情绪紧张，如沮丧、易怒等。他还详细记述了消极情绪对体内化学反应的不良影响。
  　　我脑中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消极情绪会引发体内不良的化学反应，那么积极情绪是否会引起有益的化学变化？爱、希望、信念、欢笑、信心和求生意志是不是有医疗作用呢？难道体内只会产生不良的化学反应吗？
  　　显然，要产生积极情绪不像拧开花园里的水龙头那么容易。不过，即使只是合理控制一下情绪，也会产生有益健康的效果。只要稍微改变一下，用信心取代焦虑，可能就会有帮助。
  　　自我康复计划
  　　我的头脑里开始形成一个计划，就是去追求有益情绪。我知道需要同自己的医生商量一下。这个试验需要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和我的用药有关。如果我的药物有任何毒副作用，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条件和医院有关。我知道我需要一个有益于形成健康人生观的地方。
  　　让我们分开考虑这两个条件。
  　　首先是药物。重点是止痛药——阿司匹林、苯基丁氮酮（保泰松）、可待因、植物盐基和安眠药。阿司匹林和保泰松有消炎作用，因此有治疗效果。但是我不太确定它们是否有不良作用。我现在已经变得对所有的药物都十分敏感。医院给我开了太多药物：一天26片阿司匹林、12片保泰松。难怪我身上就像爬满了蜜蜂，皮肤仿佛被无数蚂蚁啃噬一样。
  　　只要我的身体还在受止痛片等药物的毒害，就不可能指望病情好转。我让《星期六评论》的一个助理帮忙，从各种医学刊物中寻找相关资料，结果发现：保泰松和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对肾上腺的危害性很大。我还发现，保泰松是人类所生产的、药效最强的药物之一。它不仅对纤维蛋白原有抵抗作用，而且造成便血，同时还会带来难耐的瘙痒和失眠，抑制骨髓生成。
  　　阿司匹林当然是一种良药，至少对大众来说是如此。阿司匹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不仅是最无害的药物，也是最有效的。但是，查阅医学刊物上的研究结果时我发现，阿司匹林也是一种药力很强的药物，同样需要小心使用。这种看法是没有依据的：可以在无需医生处方或建议的情况下大量使用阿司匹林。即使是少量使用，它也可能造成内出血。医学刊物上说，和保泰松一样，阿司匹林的化学成分也会损害血小板（血液中的一种盘状物质）的凝结作用。
  　　这些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问自己：多少年来广为大众接受的阿司匹林，有没有可能对治疗关节炎等疾病是有害的呢？
  　　有很多药物在被发现有害之前，曾经被使用过许多年。这种情况在医药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例如，好多个世纪医生们都相信，从病人身上抽血可以加速任何疾病的康复。然后，到了19世纪中期，人们发现抽血只会让病人更加虚弱。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之死，一部分原因就是医生抽血。乔治·华盛顿之死也是由于这种治疗方式造成的严重失血。
  　　我意识到：生活在20世纪后半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自动免除这些不明智甚至危险的药物或治疗方法。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万能药”。幸运的是，人类的身体有惊人的耐力，已经承受了各种药方的伤害达好几个世纪。
  　　如果我停止服用阿司匹林和保泰松，后果会怎样？疼痛会加剧吗？我的脊柱和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就像被卡车碾过一样。
  　　我知道心态可以对疼痛发生作用。大多数人一感觉疼痛就慌乱。他们被各种关于疼痛的广告狂轰滥炸，以致有一丁点儿疼痛就服用止痛药。我们大多对疼痛很无知，很少有人能够理性地对待它。疼痛是身体魔力的一部分。它是身体向头脑传递信息的方式，它告诉大脑，身体哪里不对劲儿了。麻风病之所以如此可怕，是因为患者无法感知疼痛，即使是重要部位受到伤害。因为无法感知预警，他们甚至会失去手指或脚趾。
  　　只要身体在不断恢复，并找到阻止结缔组织继续分离的能力，我就能忍受痛苦。
  　　此外，我还有严重的炎症。如果不用阿司匹林，怎样才能对抗发炎呢？我曾在医学杂志上看到维生素C对治疗多种疾病——从支气管炎到一些心脏疾病——都是很有疗效的。它是不是对炎症也有效呢？维生素C是直接起作用，还是作为内分泌系统（特别是肾上腺）活动的发动机呢？维生素C有没有可能对肾上腺起到“喂养”作用呢？
  　　我曾经在医学刊物中看到过维生素C能帮助血液氧化。如果血液氧化能力不够或者受到损伤是造成胶原降解的原因之一，这是不是维生素C作用的另一个证据呢？而且，根据一些医学报告，患有胶原疾病的人体内都缺少维生素C。这是否意味着身体在运用大量维生素C对抗胶原降解呢？
  　　欢笑疗法
  　　我想和海兹格医生讨论一下。他很认真地倾听了我对病因的推测，以及我的一些可能有助于康复的想法。 　　海兹格医生说我的求生意志十分强大。他说，最重要的是我要坚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自我康复的想法很感兴趣，并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在办理好出院手续之前我们就开始了计划，全面调动积极情绪以改进体内化学物质。怀抱希望、爱和信念并不难，但是怎样才能时时开怀欢笑呢？我想从喜剧开始应该不错。艾伦·范特，《诚实的镜头》的制作人送来了经典影片和一台放映机。护士学会了放映。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一些麦克斯兄弟的老电影。我们放下窗帘，打开放映机。
  　　这真的起作用。我惊喜地发现，10分钟的开怀大笑具有麻醉作用，能让我毫无痛苦地安眠至少两个小时。当欢笑的镇痛作用过去后，我们再次打开放映机，这又给我带来一段没有疼痛的睡眠。有时，护士会给我读一些幽默书籍。最有效的是E·B·怀特和凯瑟琳·怀特的《美国幽默集锦》和麦克斯·伊斯特曼的《欢笑的乐趣》。
  　　疾病不是一件值得好笑的事，然而它也许应该是。欢笑是体内活动的一种形式，使我的器官来回运动，加强了呼吸。而且，每次看完幽默节目后，我的红细胞沉降率就下降至少5个点。光是红细胞沉降率下降并不能说明问题，但是这种下降可以维持和累积。可见，古人说“笑治百病”，在生理学上是有依据的，这令我备受鼓舞。
  　　后来，我为自己的疗法找到了印证和依据。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医生发现，大笑不仅可以使人舒展胸肌，扩大肺活量，而且还会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叫苯磷二酚的激素，这是一种天然的麻醉剂，具有镇静和镇痛作用。还有研究者发现，人在大笑时，血液中的肾上腺素会增多，体温上升，心跳加快，其功效比健身操更好。
  　　然而，从医院的角度来看，欢笑疗法有个缺点——我干扰了其他病人。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出院手续已经办妥了，我可以去酒店实行自己的计划。
  　　我很高兴地发现，酒店客房有一个显著优点，它比住院费要便宜2/3。其他的好处数不胜数。我再也不会受到擦洗身体、送餐、送药、换床单、测试或者实习医生的检查之类的打扰了。安宁的感觉真好。
  　　维生素C的作用
  　　维生素C在康复计划中起什么作用呢？在和海兹格医生讨论时，我发现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尽管他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严肃问题。他还告诫我，大剂量的维生素C可能会损伤肾脏。然而，那时我面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肾病，权衡利弊，我认为这个险值得冒。我向海兹格医生询问大量服用维生素Ｃ的病例。他告诉我医院里有给病人肌肉注射维生素C（3克）的病例。
  　　想到注射程序，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些问题。直接注射也许更有效，但我怀疑身体是否能够接受这种突然的大量摄入。我知道身体只吸收它所需要的分量，并将多余的排泄出去。这就是凯侬所说的“身体的智慧”。
  　　在维生素C的利用中，时间是不是起到一定作用呢？我越思考这个问题，越觉得身体之所以会排泄掉大量的维生素是因为无法快速消化它们。我想，通过静脉点滴的方法将维生素C持续注入体内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我们就能注入不止3克维生素C。我希望从10克开始，然后渐渐增加到25克。
  　　当我说到25克时，海兹格医生瞪大了眼睛。这种剂量超过了任何记录。他提醒我说，这不仅对肾，也会对手臂上的血管造成影响。而且，他没有见过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数据——人体可以在4小时内吸收25克维生素C，而不是通过尿道迅速将其排泄。
  　　然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为了对抗蚕食我身体的疾病，损失一点血管算不了什么。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在第一次静脉注射之前（10克维生素C），我们测试了红细胞沉降率。4小时过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测试，沉降率下降了9个点。
  　　我从没体会过那样的喜悦。维生素C起作用了，大笑也是，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佳。我的烧退了，脉搏也慢了下来。
  　　我们加大了注射剂量。第二天，我们注射了12.5克，第三天15克，依次增加，周末加到了25克。同时，欢笑疗法每天照常。我彻底摆脱了药物和止痛片。无痛的睡眠时间也越来越长。
  　　读者不要误以为我的病一夜之间就神奇康复了。长期以来，我甚至无法伸手够到高架上的一本书。我的手指笨拙，在手风琴键盘上都不听使唤。我的脖子只能转动很小的角度。我的膝盖颤抖，后来我不得不套上一副金属支架。
  　　尽管如此，我还是慢慢好了起来，并回到《星期六评论》全职工作。对我来说，这就是奇迹。
  　　一年又一年，我的身体越来越灵活。除了一边肩膀和两个膝盖，身体其他部分已经不再疼痛，我还扔掉了金属支架。打网球或高尔夫的时候，我的手腕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阵阵剧痛了。我还能顺畅地骑马，稳健地举着相机。而且，我又拥有了演奏托卡塔和D小调赋格曲的野心，尽管比我希望的要慢一些，也艰难一些。我的脖子又可以自由转动了，尽管只能转动15度。
  　　发病7年过后，我才得到科学证实，用阿司匹林治疗风湿病有副作用。《柳叶刀》刊登了M·A·塞哈德博士和R·J·科亨的研究，表明阿司匹林会妨碍体内维生素C的储存。作者还说，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应该补充维生素C，因为医生经常发现他们血液里的维生素含量较低。那么，我能够吸收如此大剂量的维生素C而没有引发肾病或其他疾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愈的秘密：求生意志
  　　从这次经历中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第一，求生的意志并不只是医疗上用来转移病人注意力的托词，而是具有医疗效果的心理因素。求生意志使人接受外部世界的帮助，并将这种帮助和人体自身与疾病斗争的能力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体发挥最大潜力。
  　　第二，我有幸遇到一位医生，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激发患者的求生欲，调动身体的自然资源来对抗疾病。当海兹格医生知道病人有更好的主意时，他放弃了那些供现代医生选用的、有时甚至会带来危险的药物。而且，他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医治的艺术依然是一种前沿学科。他认为，我自己的全力参与是康复的主要原因。
  　　人们问我：“当医生告诉你已无药可救时，你是怎么想的？”
  　　答案很简单。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没有被害怕、忧伤以及恐慌所钳制——这些情绪通常是不治之症的伙伴。我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的心情当然也不轻松。身体无法动弹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问题很严重。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大的机会，也很喜欢抗击不幸的想法。
  　　亚当·史密斯在《大脑的力量》中提到，他和其他的医生朋友们讨论我的康复时，询问为什么欢笑和维生素C结合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他得到的回答是，无论是大笑还是维生素C都与我的康复没有关系，也许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也能痊愈。
  　　也许吧，但当时医生们的看法可不是这样的。
  　　有两三个医生，在回顾亚当·史密斯的描述时说，我可能得到了自我创造的安慰剂的巨大帮助。
  　　这种假设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医药史上备受尊崇的人物，如帕拉塞尔斯、霍尔姆斯和奥斯勒都曾经表示：几千年的医药史与其说是药物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安慰剂的历史。放血疗法（仅仅1827年一年，法国就进口了3300万只水蛭用于放血）、用通便剂通便、碰触独角兽的角、结石、尸粉，诸如此类的治疗方法都被当时的医生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力。但是，今天的医疗科学则认为这些毫无用处，只是发挥了安慰剂的效用，尽管记录显示这些疗法的效果令人满意。
  　　在过去的20年间，人们开始对安慰剂这个话题产生兴趣②。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我被托蒙特·塞纳医疗中心的托马斯·C·切尔默斯医生的一份研究报告吸引了。切尔默斯医生对两组患者进行了研究，以验证维生素C能够预防感冒的理论。“服用安慰剂却以为自己服用维生素C的那一组，”切尔默斯医生说，“比服用维生素C却以为在服用安慰剂的那一组患感冒的几率要小。”
  　　在病情严重的时候，我彻底相信了维生素C，事实也是如此。很可能，这种疗法，就像我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证明了安慰剂的作用。
  　　当然，在这里我们开启了一扇大门，也许是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各大宗教的经文典籍大肆宣扬的“神奇康复”，其中都提到了病人自身的能力以及他们积极参与康复的过程。当然，这些可能和猜测还不能被看做是绝对性的，否则整个现代医学的大厦将被降低成一个非洲巫医的茅屋。我们至少可以想想威廉·海尔斯·瑞沃的话：“当今医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心理因素不再只是悄悄发挥作用，相反它们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因此，理想的心理治疗体系在当代不断取得发展。”
  　　我想，我们真正讨论的是求生意志的化学作用。1972年，我拜访了罗马尼亚最杰出的内分泌学家阿纳·阿斯兰。她相信强烈的求生意念和大脑化学物质的平衡有直接关系。她相信：求生意志能刺激脑垂体，影响松果体和整个内分泌系统。那么，安慰剂有没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呢？难道这个领域不值得人们认真而持久地关注吗？
  　　我想，我的医生在驯服疾病中的最大贡献就是，他鼓励我相信自己，并全面调动了我体内的能量。也许，他并不能定义或者诊断这一过程——自信激活身体的免疫系统，并转化成抵抗疾病的能力。但我相信他遵循了医药界的第一信条：不要做对病人有害的事情。
  　　我还学到了其他东西。永远不要低估人类大脑和身体的恢复能力——即使前景堪忧。“生命的力量也许是地球上人们最不了解的力量。”威廉·詹姆斯说过，“人类在自我设置的局限中已经生活了太久。”也许，当我们更加尊重大脑和身体的自然能力时，这些局限便会减弱。保护和珍惜这种自然能力，才是实现人类自由的最佳途径。
  书摘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