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桑禀华为游历中国文学的无边景致提供的一份别致指南，巧妙运用具体例证来讲述普遍主题，关注文学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以及文学与历史和哲学之间盘根错节的牵连。三千年文学长河，六万字清晰鸟瞰。文字灵动，译笔优美。
  
  本书讲述了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历程，尤其关注文学文化在回应社会与政治关切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不仅涵盖了诗歌、诗学、戏剧、小说，也包括了历史和哲学，作者遵循了这种理解，在书中讨论了文学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文学直面历史创伤、陶冶情操、滋育感性的力量。桑禀华从古代的历史文献一直追踪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全球化，突出了伦理和审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展现了中国思想的多样性。
  
  桑禀华　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副教授，兼任文学翻译学刊《蜕变》执行编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11至2013年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研究员。著有《时光的心灵:20世纪中国小说的道德力量》（2006）、《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2012），另合著、翻译有其他作品，并在中文研究期刊上发表论文。精通中文、俄文、法文和英文。
  
  前言
  1 基础：伦理、寓言和鱼
  2 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
  3 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
  4 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
  5 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
  索引
  英文原文
  
  序言
  程章灿
  
  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其间接触过很多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即以英文著述而论，也见过不少。其中面向一般读者，而且比较流行的，就有好几种。例如上世纪初出版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上世纪中叶出版的华裔学者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61），以及另一位华裔学者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London,1966）。新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又有几种中国文学史新刊，大抵出于集体撰述，执笔者几乎囊括了欧美汉学界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时精英。然而，这些书要么过于陈旧，没有能够及时更新知识；要么过于学究，只适宜做专业课程教学的参考，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先不论其阅读界面是否友好（这一点，既涉及笔调写法的讲究，也涉及篇章结构的安排），只谈篇幅，动辄数百页，乃至长达多卷，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一般读者是否有耐心读完，就大有疑问。
  相比之下，桑禀华（Sabina Knight）教授的这本《中国文学》，英文本正文不过薄薄120 页，中译本只有区区六万多字，简直就是微缩版。但它的时间跨度，却从《诗经》一直写到卫慧，空间跨度上则涵盖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等地的文学创作，甚至囊括哈金、李翊云等海外华人作家创作，可谓具体而微。其书言简意赅，引人入胜，集中精力，一两天就可以看完。老话说，“开卷有益”，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此书，既是一次轻松愉快的经历，也是一种别致的知识体验。
  本书是“牛津通识读本”之一。这套丛书的设计思路，是面向一般读者，进行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传播。“牛津通识读本”的英文标题是“Very Short Introductions”，这相当于汉语中的“简说”、“略论”、“浅谈”，可见简明扼要是其首要诉求。谁都知道，中国文学史历史悠久，文类繁杂，风格多样，线索纷乱，作家作品汗牛充栋，即使一部鸿篇巨制，也未必驾驭得了，容纳得下。以六万多字的篇幅，呈现中国文学各体的面貌，勾勒中国文学发展的线索，突显中国文学文化的特色，更非易事。只有高瞻远瞩，执简驭繁，才能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做到既有论述高度，又有信息密度。我以为，本书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在“引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征引盛唐著名诗人王之涣那首脍炙人口的《登鹳雀楼》，意在借用这首绝句，提示全书的写作思路：“这首公元8世纪的绝句，让我们想起中国人将文化视为绵延之河的传统观念。……蜿蜒的河道宜登高远眺，以观其轮廓，体其深意。”
  除了“引言”，全书只有五章，每章平均一万来字。“螺丝壳里作道场”，显然，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作者的应对策略，首先是突出重点，其次是深入浅出。章描述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文化基础，相当于全书的概论；后一章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当于收尾；中间三章分别叙述中国诗歌、文言叙事与白话叙事，相当于分体的中国文学概述，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先秦诸子散文与诸子哲学，早期文言叙事与历史编纂，彼此纠缠，其间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议论纷纭。书中不仅对这两组关系作了细心梳理，又从中国文化的高度，关注哲学与文学、历史与文学之间盘根错节式的牵连。这样一种关注，显示的是作者对“文史哲本是一家”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尊重”。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又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选择从世界文学或者比较文学的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学，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作者本来就具有比较文学的学术背景，所以，在把握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特征时，能够抓住一些具有宏观性与理论性的“普遍的主题”，作为标的。章先摆出“文”、“文人”、“经典”等概念，讨论文、文人以及经典的产生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又围绕“情之道”这一主题，探讨“情”在中国文学里的独特内涵。作者惯于“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在不同文本的对话中，呈现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如果说“普遍的主题”好比森林中的道路，引导全书的行进方向，那么，“具体的例子”就有如森林中的花草树木，呈现行进途中的一帧帧风景图画，让人赏心悦目。
  本书五章题目的设计，就自觉体现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的结合。这五个题目依次为：“基础：伦理、寓言和鱼”，“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很显然，这些题目以冒号为界，前面就是“普遍的主题”，后面则是“具体的例子”，其结构相同，实出一辙。每一章之下，又分出若干小题，可以说是次一级的“普遍的主题”，与之相配合的，则是各类“具体的例子”。以专门介绍中国诗歌的第二章为例。此章总共只有12 000 多字，却在“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的总题之下，又分出九个小题：“诗意地栖居”（主要讲诗歌之用）、“实境”（主要介绍《诗经》）、“超诣”（主要介绍《楚辞》）、“典雅”（除诗体之外，又兼及辞赋）、“悲慨”（从汉魏六朝五言诗一路讲到李白诗和李清照词）、“疏野”（介绍嵇康、阮籍、陶渊明等疏离政治、具有鲜明的反抗个性的诗人）、“飘逸”（介绍谢灵运、王维、禅诗、神韵诗等）、“感时”（介绍杜甫《春望》等作品）、“豪放”（介绍李白、苏轼等）。不难看出，从“实境”到“豪放”都是围绕诗歌的风格来做文章，而这八种风格标目，除了“感时”之外，全都出自《二十四诗品》，可见作者对此书情有独钟，也就是对《二十四诗品》所代表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理论批评方式，怀有特殊的温情与敬意。表面上看，风格论是本章的核心，实际上，作者在具体展开时，文笔随时流转，如入江南园林，得移步换景之妙。例如“豪放”一节由这种风格流派入手，在介绍过苏轼之后，就顺流而下，介绍宋代印刷术发展以及诗话韵书之类书籍的大量出现及其对于诗学的影响，然后又陡然一转，切换到古代女性诗人与女性诗评家等有趣的话题等，虽然点到即止，却让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点”哪里，怎样“点”，大有讲究。书中对具体作品的解析，就是“点”的一种，由于视角独特，往往意味隽永，发人深思。在解析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二句时，作者讲到诗句的意思，“或者是诗人因为花和鸟而溅泪、惊心，或者是花本身溅泪、鸟自己惊心。两层意蕴交融形成的歧义，表现出学者们所称的中国诗的‘浓缩’特质或者‘双重语法’”。在此基础上，作者点出中国诗歌的一个特色：“中国诗并不赞美单个的主体，反而经常让自我隐身。通过淡化‘我’与‘物’的区分，这些诗所沉思的世界，是个性经验较少横亘其间的世界。”如此点评，堪称举一反三，妙语解颐。又如第三章介绍唐传奇，从故事的叙述角度和作者的身份认同入手：“虽然多数核心故事是用全知的无人称视角叙述的，许多故事却采用了由某位目击者向叙述者转述的框架，仿佛故事只是一段客观的记录。”“这些叙述框架在故事本身和读者的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并且时常对核心故事的伦理内涵做出评判。对道德说教如此重视，或许揭示了作者对文人地位和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忧虑”，也颇有见地。再如第四章介绍白话戏剧和小说，拈出“园林、草寇和梦”这三个具体意象，不只是为了简单地对应《红楼梦》、《水浒传》、《牡丹亭》这三部名著，而且借由这些意象，强化直观印记，拓展回味空间。以“园林里的草寇”为切入点，讨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故事，就富于巧思，也饶有余韵。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号称明代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小说，作者着重介绍了成书过程及其主题表现。就成书过程来说，“这类小说都是在缓慢的累积中演化而成的，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不是就事论事地说明这类小说的成书过程，而是将这类小说与前代的诗歌重写以及意识形态力量的介入相挂钩，从而揭示隐藏于小说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主题内涵，这四部小说又是各不相同的。以《西游记》为例，其主题貌似简单，尽人皆知，实则复杂，大可讨论：“如果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象征性的小说，那么玄奘就是求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象。小说对精神追求的描绘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反讽，学者们各执一词。它是严肃的史诗还是史诗的戏仿？它是鼓吹用佛法度人，还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段话有确定的判断，也有不确定的追问，还可以看成是对广大读者的一点提醒：实际上，这类小说都有复杂的主题，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其深厚文化内涵的一种体现，不小心细读，就容易被忽略。
  从总体上看，第五章的写法与前四章略有不同，其逻辑层次特别简约。这一章专门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其空间背景涵盖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甚至远涉北美地区的华裔作家。全章以高行健名噪一时的剧作《车站》为引子，串连起全章的五条线索。“高行健的剧作是一则寓言，解读了中国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变化，隐含着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至为关键的五个主题：对民族自豪感、人文主义、进步、记忆和快乐的追寻。”接下来，作者就以追寻民族、追寻人性、追寻进步、追寻记忆、追寻快乐这五个主题为纲，提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家创作，曲终奏雅，归结到对于文化中国的追寻，也涉及华语文学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收尾干净利落，却也显得有些匆促。
  本书作者桑禀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接受过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专业训练，从其书后所附延伸阅读的书目来看，作者是拥有较为宽广的专业知识视野的。这本书是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有兴趣但并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一般读者而写的，对他们来说，不必花多少时间，就可以鸟瞰中国文学，有个粗略了解，事半而功倍。它也同样适合中国读者。即使对中国文学已经有所了解的中文专业学生，若能设身庐山之外，有所观，进而有所思，有所悟，定可满载而归。倘得如此，自要感谢本书将普遍与具体相结合的体例，新鲜而跳荡的笔法；也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李永毅教授，他不仅有晓畅的译笔，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校订了原书的几处讹误。至于从中英文对读中，体会两种语文表述各自的微妙，更是双语读本得天独厚之处，此乃众所周知，不需我再饶舌。
  
  桑禀华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对中国文学从古至今三千年中的主要趋势、作者和作品进行清晰而迷人的鸟瞰，并且在具体例子和一般分析之间做到了恰到好处的平衡。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伊维德（Wilt L. Idema）
  
  以六万多字的篇幅，呈现中国文学各体的面貌，勾勒中国文学发展的线索，突显中国文学文化的特色，更非易事。只有高瞻远瞩，执简驭繁，才能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做到既有论述高度，又有信息密度。我以为，本书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章灿
  
  章 基础：伦理、寓言和鱼
  
  中国文学中的求知之路有时会令人惊讶。以传说中的智者庄子（约前369—前286）命名的文集会让偏爱直觉领悟的读者眼前一亮。庄子和名家的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曾有下面一段对话：
  
  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庄子先是用惠子本人的逻辑来反驳，然后却提供了通向智慧的另一条路径。正如惠子即使不肯承认，其实也知道庄子所知，庄子同样能感觉到鱼的快乐。对名家而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而在庄子看来，既然他和鱼同属一个宇宙，他就可以和鱼感同身受。物我之间的此种感应意味着不断扩展人的视野，这正是《庄子》的一则寓言中河伯所收获的道理。河伯游至北海，方知此前所见只是一隅。北海若评论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中国思想的各大流派都渴望更加辽阔的视野，受爱戴的诗人、乐天的政治家苏轼（1037—1101）精彩地表达了这种向往。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记述了泛舟长江的一次夜游。当饮酒的宾客途经一处著名的战争遗址时，气氛变得忧郁起来。此地的兵败事实上决定了汉朝覆亡的命运，所以众人不免谈起了无常与恒常的话题。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上那些王国的终结？一位宾客不禁哀叹人生的无足轻重：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为了解开朋友的心结，苏轼以盈亏不止的月亮和奔流不息的江河为例，说明自然也有恒常的一面，应该更达观地看待变化：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在11 世纪关于无常与恒常的沉思触及了中国文学想象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人生如此短暂，我们该如何应对？时间流逝的忧虑让得失荣辱的问题，出仕为官的责任以及对友谊、家庭和种种成就的追求都变得格外紧迫。文学文化起到了帮助人们探讨这些问题和欲望的作用，这种对人生抱负的关注也能指导他们如何面对时光中的变迁。按照公元前4 世纪晚期《左传》的说法，“言”是实现“不朽”的三条途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之一。
  
  第二章 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
  
  诗意地栖居
  
  在《芦滩钓艇图》 中，吴镇（1280— 1354）的诗所占据的空间超过了作为主角的渔夫，虽然比起水边的芦苇岸来它还是小些。书、画和诗的含义融为一体，这幅手绘卷轴浓缩了自然界和它内在的模式，堪称微型宇宙。
  
  红叶村西夕照馀。黄芦滩畔月痕初。轻拨棹, 且归欤。挂起渔竿不钓鱼。
  
  他凝神注视光影的变幻，似乎在劳作之外看到了什么。观画者或许会在他的休憩中体会到许多种情绪，从沉静到坦然，再到不安，甚至到阴郁，然后或许又循环一遍，因为渔夫可以象征失意的文人，这在堵死了出仕之路的元朝尤其能触痛他们的心。这种情感的起伏与水面的波浪和风中的芦苇一样，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画常被称为“无声诗”，它能传递难以言表的情绪，书法被看作性格的窗口，而诗则负有更复杂的使命，不仅要唤醒自然的种种神秘，还要让它们激发情感的共鸣和历史的联想。
  在中国，诗歌向来都承担了许多功能，修身养性、教化社会、治理天下都在其中。人们认为诗歌呈现了自然的运行模式，因而可以在易逝的时间中发现意义，也可调节身体的“气”，培养善的品格。陆机（261—303）在《文赋》中写道，“诗缘情而绮靡”。诗歌表达复杂情感的能力使得它既适合幽独的沉思，也适合众人的雅集。许多诗都是应景之作，所以在标题或序言中记录了时间、地点和场合。互赠此类诗歌有助于见证并深化彼此的关系，也能促进政治的稳定。
  正因诗歌有如此丰富的用途，它在古代中国就成了受尊崇的文学体裁。古代的朝廷会采集民歌，经史子集各类书籍都收入了诗歌。到了公元3 世纪，上层的扶植已经可以让文人专心作诗，而且写诗几乎成了士大夫阶级的才能。7 世纪末，唐朝更把这种要求变成了制度，写诗作赋被纳入国家统一的科举考试的科目。虽然现代学者对唐朝以后的诗评价不高，认为基本是因袭前人，但在整个帝制时代，诗歌仍保持了文学至尊的地位。
  诗歌的感染力经常需仰赖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气”，中国诗歌尤其擅长表达微妙易变的情绪。例如在《二十四诗品》中，诗评家司空图（837—908）不仅讨论了“悲慨”和“旷达”这样的情感，而且还将“精神”等动态情绪与“缜密”等更静态的情绪彼此对照。司空图的这篇诗话本身就是一首长抒情诗，它既可形容诗，也可形容人。在开篇描绘“雄浑”的短章之后，立刻有“冲淡”来与之平衡，并突出了这种特质的飘忽难测：
  
  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其中一些情感（或者司空图所称的“品”）聚焦于人的世界（“典雅”），另一些则指向人类陈规之外的东西（“超诣”“飘逸”）。“自然”“实境”等品侧重可感的表象，“含蓄”“流动”等品则突出无形的变化。这些诗品之间经常彼此交叠，体现了中国诗歌各种维度相交织的丰富质感。以山水诗为例，它不仅可以提供超脱红尘的一条路径（“飘逸”），也可呈现人心与自然的亲密交流以及自己的心境（“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