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梁启超先生撰写的，其特点是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流变，以及相关的事项予以扼要的阐述。 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国佛学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观、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内容。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将佛学概括为一种心理学，实在是一种独创。
  粱启超不仅大力宣传佛学的博大精深，而且刻苦研究佛学，成果斐然。
  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关于佛经翻译见解独到，简明扼要又颇有哲理地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植根、发展、兴盛和衰退的过程。
  研究中国佛学，不可不读梁启超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论著。
  
   目录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附录 佛教大事表
  佛教之初输入
  附录一 汉明求法说辨伪
  附录二 《四十二章经》辨伪
  附录三 《牟子理惑论》辨伪
  印度佛教概观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原题《印度之佛教》）
  附录 说无我
  佛教与西域
  又佛教与西域
  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翻译文学与佛典
  佛典之翻译
  附录 佛教典籍谱录考
  读《异部宗轮论述记》
  说四《阿含》
  说《六足》、《发智》
  说《大毗婆沙》
  读《修行道地经》
  《那先比丘经》书
  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
  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
  附录一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
  附录二 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
  附录三 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附录四 《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文六种合刻序
  
   书摘插图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
  　　一
  佛法初人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纪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情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情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情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成卒于此寺。”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祐《弘明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尝为太尉，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人同时出家种种诞说。又造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人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倍、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日：‘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问，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河北佛教渐以光大。及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问，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涂。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正参半耳。
  　　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丁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问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人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瘵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高僧传·安传》）此叙安威德，盖能略道一二。安值丧乱，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不挠不乱。安十五年间，每岁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安不通梵文，而遍注诸经，妙达深指，旧译讹谬，以意条举，后来新译，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大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束。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所至风靡，若慧远之在东南，其尤著也。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行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385）。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当于第五章以下分叙，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三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人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咨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谶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迷信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奖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颉，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觊、桓玄、王漾、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五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谯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后，儒者始与佛徒哄，前此无之也。两晋、南北朝之儒者，对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其在当时，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则道士也。梁僧祜《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诸文，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其中如刘宋时道士顾宽著《夷夏论》，谢镇之、朱昭之、慧通、僧愍等驳之；南萧齐时张融著《门论》，周颙驳之；道士复假融名著《三破论》，刘勰著《辩惑论》驳之，其最著者也。所谓道教者，并非老庄之“道家言”，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及睹佛经，乃剽窃其一二，而肤浅矛盾，无一是处。乃反伪造《老子化胡经》等，谓佛道实出于彼，可谓诞妄已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谓夷夏论者，此较足以动人。谢、朱辈本非佛徒，亦起而驳之，于学术无国界之义，略有所发挥焉，盖非得已也。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北朝则以势力相劫制。北魏太武帝时，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荐之魏主拜为天师，改年号日“太一真君”。太一真君七年（445），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日：“荡除胡神，击破胡经。”其法则：“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兴大狱者，只此一役。元魏起自东胡，犷悍之性未驯也。后四年，浩亦族诛，备五刑焉。魏毁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复之，后转益昌。后七十余年，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又五十余年，周武帝建德元年（572），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寻复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并无诛戮云。计自佛法人中国后，受政府干涉禁止者，仅此两次。时皆极短，故无损其流通。其问，沙汰僧尼，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
  佛教发达，南北骈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质言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南方并不盛行。其与释道异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王者之好恶为兴替也。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骘之。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问题。庾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诸类此者，不可枚举。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觏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日南也。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