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黄朴民译注并解读
  系统完成国学学习的入门和进阶，真正领悟诸子的智慧
  ★全本无删减，精选底本
  《老子》81章，书脊厚度15毫米
  ★万字导言，告诉你如何读经典
  不仅告诉你各底本版本概况、成书背景、主要内容、作者生平、写作意图、核心观点
  而且教你《老子》的阅读方法
  ★用典注释，字字有依据，句句有出处
  普通字词讲全，疑难字词讲透，补充人物、历史、地理等知识点；生僻字、易错字注音
  ★言简意赅的介绍，观点分明的解析
  解读部分占全书内容的50%以上，黄朴民先生多年研究的心血尽在其中
  注：《老子》由于篇章众多，解读已与导读部分合并，置于原文之前
  ★让你更加惊喜的印制工艺：触感膜
  特性一：雾度高，使封面颜色呈现出特别的亚光效果，凸显作品经岁月洗练后的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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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完全放心的印刷纸张
  封面：250克铜版纸，衬纸：116克环保丝绒纸，正文：80克胶版纸
  
  看过《道德经》的人，个反应，便是大笑；接着就开始自嘲似的笑；后才大悟到这才是目前需要的教训。——林语堂
  
  本书为“国学经典三部曲”之一，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黄朴民译注并解读；全书分为6大部分：系列总序——单本导言——篇章导读——原文——注释——今译，跟随黄老师系统完成国学学习的入门和进阶，真正领悟诸子的智慧。
  注：《老子》由于篇章众多，解读已与导读部分合并，置于原文之前
  
  黄朴民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3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学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代表作有：《黄朴民解读论语》《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解读》《孙子评传》《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 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研究》《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等。
  
  导言：如何读《老子》
  
  一
  关于《老子》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疑窦。通行的说法是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代表著作就是五千言的《老子》，其书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然而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早在司马迁撰《史记》之时，就已经讲不清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的来龙去脉。按司马迁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共有三个被称为“老子”的思想家，一位是春秋末年曾任职于周王朝档案图书馆的老聃（），另两位便是同时代的楚国大隐士老莱子、战国时期的周太史儋。不过，在三人之中，司马迁还是做出了有明显倾向性的选择，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他将后两者作了存疑处理，而将大量笔墨集中在老聃的身上，作为传主加以正面记述。由此可见，司马迁考证研究认为，老子很可能就是老聃。
  这桩学术思想史上的千古疑案，在近现代曾经造成一场很大的笔墨官司。当年，许多著名学者曾纷纷撰文就此进行考证辨析，国学大师胡适与梁启超还在北京大学就老子的生平与《老子》的成书大摆擂台，互相辩驳。胡适认为，老子即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其书是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雏形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期。近现代学者中，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任继愈等人也持这样的看法。但是，梁启超却不同意胡适的意见，他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所谓的老聃即是太史儋、老莱子之流，《老子》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梁任公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大学者的赞同，其中包括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更有一些学者，如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之下，推断老子实无其人，《老子》这部书成于秦汉之际。
  我们认为，相对而言，胡适等人的观点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相。理由是，，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记载，以及先秦时期诸多典籍，如《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多有提到老聃以及引述《老子》的文字中，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产生怀疑的情况来看，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第二，《史记》是目前为可靠的著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学术研究上，说有易，说无难，在无确切材料出土之前，我们应该维护《史记》的权威。不少学者力图用“考据学”的方法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洞隐烛微，希望澄清历史的真相，但结果却经常让人啼笑皆非，那些看上去似乎“铁案如山”的考证，往往随着地下竹简帛书的出土而突然倒塌。这不是说考据学不应使用，而是说应慎用。不管怎么说，先秦诸子与司马迁距离他们所记载的历史时代，比我们要近得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些两千多年后出生的人，缺乏理由来认定我们的推理会比先秦诸子及司马迁的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因此，对先秦两汉古籍中记载的历史，应遵奉基本信从的态度。第三，孔子曾向老子问学求教，这不但见于《庄子》等道家类著作记载，也见于《史记》《礼记·曾子问》的叙录，而且又有以“孔子问老子”为图案主题的汉画像石的大量面世做证，可见老聃任周王室图书档案馆馆长、略早于孔子的情况，千百年来早已为各色人等所共认。
  由此可知，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他是春秋末年楚国苦县（）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档案的史官，其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其学“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贵柔守雌”（），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老子本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崇高的声望。对于当时愈演愈烈的“有为”政治，老子是持不敢苟同的立场的，对现实乱象的强烈不满、痛心疾首，对精神超越的孜孜追求、一往情深，使得老子终做出了急流勇退、飘然高隐的人生选择，辞官引退，不知所终。“（）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正是先秦时期这一重要思想学派的创始人，而《老子》一书则是其理论学说的主要载体。其书虽有后人所附益的成分，不少内容带有战国社会思潮的特色，甚至还掺杂了秦汉时期的政治痕迹，如“天子置三公”之类的提法显然是较晚时代的用语烙印[]，但是基本上保存了老聃的遗说，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哲学政治思想。以《老子》为载体的老子学说，乃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部分没落贵族以及独立思想家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
  我们认为，道家与隐士有直接渊源关系。《诗经》中即有描写隐士生活与思想追求的诗篇，如《诗·卫风·考槃》言：“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云云，就反映了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境。《论语》中提到的一些不赞同孔子主张和做法的人，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等，大概都属于这个特殊群体。他们生活大抵饱尝艰辛、困苦潦倒，但是其精神与思维活跃，人格相对独立，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不迷信文明礼乐，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自由挥洒，不羁于俗务，反映出很特殊的人生立场和态度。这类人物，大多活动在大国齐、楚、晋、秦争霸之间的缓冲地带——陈、蔡、宋（），换言之，这些春秋战国之际的夹缝地带，乃是当时隐士生活的集聚地，也是道家学说的发祥地。
  由隐士转化为道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春秋战国之际全面激烈的社会变革，引发整个社会的剧烈动荡，极大地改变和调整了各种社会阶级关系，“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实，人生的大起大落，给人们的社会生存方式造成极大的震撼与冲击。在这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贵族丧失了往日的显赫地位和种种特权，下降为平民和小生产者，此外，还有不少依附于官府的文化人，也因“学在官府”格局的瓦解，而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经济保障。这些没落贵族和失意士人被社会边缘化，不但进一步壮大了隐士的队伍，更全面提高了隐士群体的文化素质，他们需要自己的代言人，需要能反映其愿望、要求的理论，这就导致了老子的浮出台面与《老子》一书的登场亮相。
  换言之，面对激烈残酷的社会动荡局面，这些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的人士难掩落寞，深怀不满，多所指责；却又回天无力，一筹莫展，所谓“杀人无力求人难”“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不断沉沦，不断失落，不得已而孤芳自赏，自我排遣，将自己浓厚的彷徨失落情绪表达于言行之中。他们看惯了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既看淡了，也看破了。由于这些人经历了跌宕起伏、冰火两重天的生活磨练，自身又具有相当丰厚的文化素养，因此，就比较善于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体悟。这些深入思考的结果，就是觉悟，就是超越，于是，就形成了先秦时期个性鲜明、思维卓绝、长领风骚的思想流派之一——道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本人是这些人名副其实的“教主”，而《老子》这部著作，也正是这些人心态的表露和意愿的宣泄。
  道家和其他任何学派一样，都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早当然源于老子，老子之后就按两条线发展：一条线是南道，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庄子。庄子把老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加彻底地保存下来，这是道家的原生形态。《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道家指的就是这部分道家。所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但也有很多人不愿像老子、庄子那样生活，他们有另外的追求，对老、庄所代表的原生态道家学说进行了调适和改造，那就是北道，在北方地区流行。北道后来又慢慢变成了汉代的黄老哲学，黄帝是外王、老子是内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里面有几句话就点明了北道（）的特征，即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把儒家和法家的核心内容拿过来，然后与时俱进，不断变化，后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一看就不是正宗的道家，而是戴着道家的帽子和面具来做法家的事。汉代人的“黄老”是“黄老之术”，而非“黄老之学”，所以司马迁把老子和韩非子放在同一个传里。
  从表面上看，黄老派与老庄派都强调以无为、顺应自然的“因循”原则，但是，其目的有异：老庄学派是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诉求、终极目的，而黄老学派则是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运作于政治生活的实践。正是这种根本性的变化，道家学说乃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走了出来，变成了政治家手中可供操作的治国利器。
  道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完全不亚于表面上居于官学地位的儒家。从制度层面上看，在儒家“德治”“仁政”温和的外衣下，黄老道家之刑名学的政治理念，构建了帝国专制政治体制的骨架及其操作权术；从行为层面上看，儒家“仁义”“德化”的道德理想与道家“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处世方针互为表里，互为弥补。道家学说的这些功能与文化特色，决定了其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具有丰厚的内涵及其独特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老子》全书虽然仅短短的五千言，但体大思精，胜义迭呈，妙语连珠，意在言外。要言之，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再加一个基本精神，它们互为关系，互为弥补，鞭辟入里，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老子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与进行人生修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启示、指导作用。
  ，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
  “道”是《老子》全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老子哲学的范畴。《老子》认为，道是一种非常虚无缥缈、玄妙不可言知的东西，“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它既是产生和孕育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又是制约和规定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总规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既是永恒的（），又是无限的（），是不可言说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道”，大到充斥整个宇宙，小到存在于每一粒尘埃之中，自然界的沧海桑田之嬗变，国家社会的治乱兴衰之交替，个体生命的生老病死之转化，无一不是它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自然而然，不留下任何痕迹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的这一根本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活动不过是“道”的外延与衍化。总之，“道”一个是总源头，一个是总规律，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状态与生命本质。这样，“道”就为老子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策略思想的提出与阐释，奠定了哲学上的坚实基础。
  老子“道”的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一场思想观念的革命。如果说，儒家“仁学”的构建，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人的发现”；法家“法术势”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政治术的成熟”；兵家“诡道”手段的倡导，标志着中国古典兵学的核心精神的确立，那么，“道”的理论的形成，则不仅宣告了道家学派的面世，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哲学突破时代的开始”。它使得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主宰“天”“上帝”失去了权威，黯淡了光环，逐步让位给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交权给了“自然规律”，从而为中国理性精神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其价值与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巨大的，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第二，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朴素辩证法。
  《老子》令人关注的价值，在于其全书之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互为条件，互为依存：“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老子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长就没有短，没有高就没有下，没有难就无所谓易。只有难的存在，才能看到易的可贵；只有长的存在，才能看到短的特征；只有高的存在，才能看到下的现象。矛盾的双方都以对立面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为前提，即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认为，这种对立统一，表现为事物的相互依存与相生相克，并决定着事物双方朝着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发展，“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反者，道之动”。因此，事物都有随时改变性质的契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同一事物内部的平衡、不同事物之间的平衡，都是暂时的，都是相对的，都可能被随时打破，事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突破临界点，一定会走向反面，即所谓从量变到质变。“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在老子看来，这乃是事物运动发展与变化的根本属性，它反映在社会人事活动中也是如此，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所以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然而，《老子》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似乎并不彻底，它将事物的转化看成无条件的、的，是同一层次上的循环往复，多少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片面地强调柔弱无为、虚静卑下的一面对于事物转化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不免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其辩证法的旺盛生机。
  第三，知雄守雌，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的策略方法论。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