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好”系列第二部，阔别两年，再度出发！打破标签，打破偏见，看见多元充沛的自己，成为不被定义的女性，李小萌全新力作《你好，我们》！
  2. 樊登、吴伯凡长文作序，俞敏洪、李蕾诚意推荐！
  3. 从离开央视回归家庭，到年过不惑重新创业，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小萌从自己的蜕变经历出发，通过8个关键认知，重新注解了“成为”自己的核心语义，为女性成长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可能的路径。
  4. 如何在漫漫人生中学会独立思考，如何在层层桎梏下实现自我突破？本书不说教、不鸡血，陪伴读者重新理解成长——人生就是在不断变化中重塑自己，在修炼自我中实现目标。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无数的际遇和选择，有人会因为多变的过程心神不宁，随遇而安；也有的人是“随遇不安”，顺势而为，与变化共舞，向变化学习，并且，在顺应变化的过程中，不随波逐流，为自己，尽情活，不断“成为”崭新的自己。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小萌从自己的蜕变经历出发，通过8个关键认知，重新注解了“成为”自己的核心语义，为成长，尤其是女性成长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可能路径：从经济独立到精神独立，从隐于人后到敢于表达，从跟钱有“仇”到大大方方谈钱，从全职妈妈到风风火火创业……女性天然要面对更多。社会讨论“独立女性”，却很少提及“独立男性”；女性常被问到“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而男性鲜少受此困扰……只有突破这些或明或暗的束缚，才能破壳而出，独立于世。
  
  突破成长困境，撕掉身份标签，女性不仅要做（being）自己，更要成为（becoming）不被定义的、动态的自己！在不断的更新与前进中，和更好的自己相遇！
  
  李小萌
  
  资深媒体人，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制片人，曾主持《东方时空》《24小时》《新闻1 1》《新闻会客厅》《半边天》等知名节目，曾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主持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近年来，致力于家庭教育和女性成长的研究和探索，2019-2020年连续出品并主持了东南卫视大型访谈节目《你好，爸爸》、《你好，妈妈》（共三季）；出版家庭教育畅销书《你好，小孩》；后投身自媒体创业，全网粉丝量突破3000万，聚焦亲子教育、女性成长等内容，助力女性多方位的自我成长。
   推荐序 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吴伯凡
  推荐序 不虚此行的人生/樊登
  自序
  
  第一章 要么重启，要么淹没
  告别的勇气：做出最艰难的选择
  思考财务：敢于谈钱的人生
  重启的人生：在没有可能中创造可能
  
  第二章 随遇不安，直面残酷
  直面失望：遵从本心，学会拒绝
  随遇不安：创造真正的“第一阶”
  工作的意义：往里走、向内看，重识自己
  
  第三章 生而无畏，积蓄力量
  重新定义身份：在必要时转换职业角色
  敢于愤怒：让愤怒发挥自己的价值
  做出核心决定：相信“决定”二字的魔力
  理解创业：不要什么都想自己干好
  
  第四章 让独立成为事实
  何为真正的独立：精神独立是最终目标
  听从内心的声音：把感受变成行动
  独立不是孤立：搭建自己的支持系统
  过不被评判的人生：与内心的大法官握手言和
  
  第五章 刷新与破局
  处女作的意义：用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
  重新认识表达：把表达变成影响力
  刷新协作认知：做对事，自然会有人走向你
  
  第六章 失控与创造
  逃离偏见中的自我：在混乱中建立秩序
  做有态度的内容，做有温度的商业：在失控中坚定目标
  无须唤醒的良知：降低选择的沉没成本
  
  第七章 不断实现，不虚此行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把“利他之心”变成底层思维
  有效犯错：螺旋上升的人生路径
  合伙人时代：从事业合伙人到人生合伙人
  
  第八章 始终保持更新
  人生避难所：让认知迭代成为终身习惯
  从直梯到方格：找到开放性人生的支点
  重新理解身体：做一个幸福的人
  
  小萌书单
  
  自序
  《你好，小孩》之后，《你好，我们》来了。
  “我们”是谁，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我想跟与我有某些相近之处的人聊聊天。而这群相近的人的最大群体，当然是女性。女性有女性的处境，女性有女性的立场，女性有女性之间无须言表的理解。你，我懂，我，你懂，这就是我们。
  虽然，这本书写在我 50 岁这一年，但我并没有刻意选择这个时间，它并不是写给中年人的书，它甚至没有年龄感。你会看到我的童年、青春期是如何闪回在我的生命中，我当下的选择又会帮我铺陈怎样的未来。和上一本《你好，小孩》相比，我讲了更多自己的故事，有朋友看过后提醒我是不是非要这么深入地剖析自己，但我想这次的书写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我身上发生的转变——发生在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女性、一个母亲身上的转变。这些转变也正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次转变，都是“成为”的过程。
  最初，我的转变动力来自女儿，4 年前，一个 7 岁的小姑娘。家里发生了件小事儿，当时我不在场。
  亲戚来家里玩儿，离开的时候女儿不让，亲戚说要回去工作，女儿说：“你不要去上班，我们家人都不上班。”
  亲戚跟她说：“我不上班，怎么挣钱呢，怎么生活呀？”
  女儿说：“我们家有钱，我可以给你钱。”
  家人转述这件事时，很享受女儿童言无忌带来的乐趣，我听后却是五味杂陈。我辛苦打拼 20 年，刚刚辞职在家两三年，我过的日子就已经影响了世界在女儿眼中的模样，我很难接受。
  找到合适的机会，我跟女儿说：“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都是认真工作的人，家里的钱是工作赚来的。我们用钱养育你，但这钱不是你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挣钱，工作是为了让你成为有用的人。”话说完了，我心里的缺口反而更大了。
  女儿的话对于我，就像冬眠的熊在寒冬熟睡时，突然被生命的躁动唤醒了。我想起一个画面，我在幼儿园等着接孩子，站着看手机时，一位妈妈在手提电脑上迅速地处理着工作，这个寻常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停留之久，显得缺乏道理。但我忽然明白了它对于我的意味，不亚于一个嘴馋的小孩在看橱窗里的冰激凌。
  是的，我知道，我想要工作。
  而那时，我离开工作岗位已经快三年了。42 岁时，就在一个专业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最佳黄金年龄，我从央视辞职了。那一年离开央视的主持人中，大家的选择各不相同，我是唯一一个选择回家的。
  现在，我要重返工作。
  从做出这个决定开始，四年的时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是当时完全想不到的。我们总说要“成为”自己，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成为此刻这样的自己，但我是不是愉悦的呢？是的，我成为动态下越来越好的自己。
  这本书不是我的自传，也更加不是一本所谓的女性成长和励志书。我只能说，我在书里分享了自己曾经的、当下的困境，也讲了我是如何理解和应对的，我暂时涉险过关，不意味着像童话故事结尾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周国平老师说：“我不相信一切所谓人生导师。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谁敢说自己已经贯通一切歧路和绝境，因而不再困惑，也不再需要寻找了？至于我，我将永远困惑，也永远寻找。困惑是我的诚实，寻找是我的勇敢。”我也是如此，虽说我已经 50 岁，我不认为我该吃的苦都吃完了，所幸的是，和年轻时相比，面对磨难，多了一份谦卑和耐心。
  作为一名女性，我内心的所谓使命感始终在倒逼着我，似乎每一个篇章只要不往女性身上靠，就是偏离主题，这让我在最初的写作中苦不堪言。但碰巧遇到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想法。
  女儿今年的班主任是男老师，我问她，和之前那么多女老师比有什么不同吗，女儿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会不会不那么细心，会不会更有创造力。
  然而女儿说：“妈妈，你这是性别刻板印象啊，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比性别差异大。”
  这几句对话让我意识到，一个女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我碰巧是一个女性，那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样本，和大家分享就好，读者可以看到性别，也可以看到人性，都好，就让我以无差别的性别主义者的视角去探讨作为一个人应该获得的尊严。
  写这篇自序时，我的眼前忽然浮现了我们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女性形象——织女。织女本身是中国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一种社会角色，因为古代一直崇尚男耕女织的传统定位。提到织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的最鲜活的故事形象，就是《牛郎织女》中的织女。在这个故事中，织女原是仙女下凡，嫁给了牛郎，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然而无情的天庭规则迫使她和夫君、孩子天地相隔，这是一出写满了“被动”的悲剧故事。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织女”，尽管大家都对她耳熟能详，但可能忘记了她织女的身份，这个“织女”就是花木兰。在花木兰的故事中，她从一个“当户织”的织女，主动蜕变为一个“万里赴戎机”的将军。她内在的主动性催生的自我觉醒，让她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勇者，只身奔赴战场。我女儿能整段背诵下来的第一首长诗就是《木兰辞》，作为一个女儿的妈妈，我很感恩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世世代代的女孩们留下了花木兰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这一女性角色，既有“当窗理云鬓”之美，又有“从此替爷征”的英勇。她出击的勇气，她从军的智慧，她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了她对自身社会角色的一次重新定义和刷新。逐渐成长，跨越艰难，花木兰几乎成了女性自我实现的一种精妙隐喻。
  是织女还是花木兰，真实的我们是哪种角色，只有我们自己有权评说。我们在无数不同的际遇和选择中迎接变化，不断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有人会因为这种多变的过程心神不宁，也有人在变化中随遇而安。我选择的方案是“随遇不安”，顺势而为，稍加努力，拥抱变化，与变化共舞，向变化学习；与此同时，在顺应变化的过程中，不随波逐流。我希望读完这本书时，你只做一个决定：为自己，尽情活。
  当我写完全书的最后一个字，我忘记了我的年龄、性别，也忘记了我还是一个母亲、一个女儿，我只感到我是一个在天地间行走的生命个体，历经一路风尘，站在彩霞满天的山间、海边，大声地呼喊：“我来了。”
  
  
  第 1 章 要么重启， 要么淹没
  告别的勇气：做出最艰难的选择
  我抓着地铁扶手，对面车门玻璃上映出模糊的自己。单肩背着一个棕色的、磨旧了的皮质双肩包，背微驼，口罩下的脸看不出表情，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游移的。现在说口罩，大家司空见惯，但在 2017 年的深秋，我戴口罩单纯是为了躲在口罩后面。或者说，虽然我的灵魂已经跟过去告别，但是身体依旧诚实。可见，告别一种旧的生活方式，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
  下午车厢人不多，靠车门的一个大姐正嘎嘣嘎嘣地剪着指甲，指甲屑有节奏地弹射出去，没了踪影。她剪得过于专注，完全没看到旁边的小伙子。那个穿着熨烫平整的白衬衫的小伙子，盯着大姐看了几眼，然后用力闭起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无法猜测他的内心是厌恶、愤怒，还是无可奈何，或许都有。
  内观自己，外观世界，是我数十年做记者留下的职业病。在这趟开往未知世界的地铁里，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处的状况，反倒对他人的世界观察得还挺起劲。当我缓过神来，忽然觉得自己无比可笑：明明都火烧眉毛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情去琢磨人家呢。是啊，在记者这个工作岗位上干得太久了，要想放弃，无异于放弃一种融化在血脉里的习性。实际上，哪怕在七八年后的今天，我的内心一直念念不忘的自我，可能始终还是一个记者——一个作记之人。
  而此刻身在地铁里的那个人是出来找工作的，她和其他行色匆匆的求职者几乎没有区别，甚至更加艰难。因为她是一位离开职场3 年、44 岁的大龄求职者，而且过去的职业生涯只会让她在那一刻更加举步维艰。可能会有人讥讽说，好好的央视，是你自己不待，你为什么要辞掉那个媒体人心目中的金饭碗？而且，你总归是有一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成绩的，你又为什么把自己逼到这番田地？
  这个问题一直到 7 年后的 2022 年底都有人在问，在好奇，甚至在编造谣言。辞职这件事非常简单，但是，我因为辞职所承受的舆论压力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各种谣言中隐含的那些最令人作呕的观念和意识，让我无从解释——你要和人性的无数枪口去对抗，不仅于事无补，还会空惹一身骚。所以相比之下，2022 年底这场所谓“被开除”的谣言真是小儿科。“前央视”“女性”“自谋生路”这些我身上闪亮的槽点，成了无良自媒体、评论区狂欢的祭品。但就凭几句捕风捉影的谣言能伤到我吗？辞职之后的李小萌，无时无刻不在变成一个新的李小萌，虽然我的人格并没有变成一个全新的“刺儿头”，但是，我已经向过去那个逆来顺受的李小萌说了再见。
  在央视工作的 20 年里， “金话筒奖” “金鹰奖” “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都成为我工作品质的注解，但我还是在 2015 年提出了辞职。我的辞职其实并不是个例，同一年离开央视的，还有大家熟悉的张泉灵、赵普、郎永淳，以及更多的幕后同事。对几位老同事辞职的真正原因，我无法一一知晓，但是，我们四个人的年龄、资历相仿，都是 70 年代初的中青派，辞职时也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如果要归纳其中的共性，我只能说他们三位是有了更高的事业追求：张泉灵成为当红的投资人，郎永淳去了当时非常火热的 B2B 电子商务网站做高管，而赵普全力以赴地奔赴了非遗和传统文化事业。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猜测我为什么辞职，真实的原因听起来非常另类且毫无追求——回家带孩子。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从未认为因为照顾孩子而辞职是没有追求，事实上，我一直引以为傲。女儿健康成长，和我之间心灵相通，我的付出有了回馈，在这段过程中，并非只是女儿受益，我自己更是受益匪浅。
  即便如此，当我如实地跟领导说我要回归家庭、照顾孩子时，她万分震惊，反复跟我确认：“你不是去商业公司担任高管，也不是要创业，而是回家？回家带孩子？真的假的？你就是不想干了啊？！”不理解，不相信，这几乎是当时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无数人以为我要去大公司、大平台担任高管，或者有了宏伟的创业计划，更有甚者传言我嫁入豪门，回家做全职太太，锦衣玉食，清闲自在……五花八门的猜测满天飞，但没有一个猜对。
  那段时间，我所在的新闻频道正在改革，朝着以滚动新闻为主干内容的方向发展。我之前做的访谈类节目《新闻会客厅》改版成了新闻播报类节目《24 小时》，每晚 11 点到 12 点播出。后来，我又去了晚上 8 点播出的《东方时空》，那时的《东方时空》也从一个家喻户晓的专题类节目改版成了整点新闻。这种调整意味着习惯自主性主持风格的我，将会长期陷入一种机械性的工作节奏中。
  那时，我每天的工作流程就是，穿过长安街，走进办公室，开始按部就班地准备工作。在女主持人里，我化妆属于最省事的那种——不粘假睫毛，不贴双眼皮，不戴美瞳，头发吹一吹，20 分钟搞定。不是因为天生丽质，而是因为我做记者时经常素颜出镜，观众知道我本色什么样，我怕捯饬狠了，内外差别太大。化好妆，就过稿子，大部分内容是定好的，不容发挥，主持人即便再怎么认真准备，也花不了太多时间。然后就去直播了 — 前后过程最多两三个小时，还没来回路上折腾的时间长。而且，因为是和其他主持人轮班，一个月只有一周或两周可以出镜。
  相比之前的状态，这种工作称得上“安逸”。以前我做的大多是访谈节目和现场报道，过程中充斥着不确定性，但也让我兴致高昂，通过事前大量的案头工作、高强度的思考，我的见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为了采访一个人物，我常常要在短时间内读完与其相关的三五本书，要穷尽网上有关他的报道，从而找到与众不同的视角，或者离真相更近一步。如果说播音的产出投入比是 1∶2，那么我之前的节目连 1∶20 也达不到。我越是心心念念那些“不划算”的采访工作，越是无法从眼下的工作中找到原来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可能是忙惯了，可能是承受压力也有快感，一下子安逸起来反倒让我不太适应。我虽然是播音系出身，但从 1996 年毕业进央视，到 2015 年，整整 20 年间我一直做记者、主持人的工作，当播音员的时间少得可怜。一开始，我也竭力去适应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因为我是个弹性非常大的人，就是很容易过得去，也容易过不去，讲究得起，也将就得了。但是时间一长，我发现我不能胜任读提词器播音的工作，这绝不是看不起这个工作，是我真的很难优秀地完成播报。相比于前辈那种游刃有余的工作状态，我常常感到挫败，甚至很多时候因为出错而觉得无地自容。以己之短而搏人之长，这种挫败感让我心生退意。后来水均益、敬一丹等好多同事、前辈说：“小萌，你还是更适合外景，你在外景多灵动啊。”我也试图找外景或者主持的工作，但是那种有趣、多变、长见识、可持续进步的栏目，似乎消失了。
  我曾无数次寻找自己在新闻主播这个新岗位上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起初，节目允许主播脱稿，当上千字的文稿被我用自己的语言清晰、简练、零口误地播报出来，当别人说“这家伙记忆力太强了，拿到稿子都不用背就播”时，我也由衷地感到骄傲。然而，“不许脱稿、必须念提词器”的规定一出，我就经常看着别人写好的稿子发呆。按照新闻工作的原则，我必须按照稿子讲，但是，很多话都不是自己的话，说起来总归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