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华盛顿大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54名资深学者撰写述评，另有不计其数的历史研究者对书中所涉及史料进行考评和补充。
   看懂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轨迹的第1书。
   常春藤大学及新常春藤大学新生推荐图书（历史社科类）、历史专业学生指定读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年度推荐好书第1。
   历时20年的心血工程，针对作者授课过程中遇到的历史知识盲点一一点评；授课式语言风格，易读易懂，毫不艰涩。
   立足大历史观，以事件述史，以小见大，展现历史的脉动；
   扩充版世界史纲，可作为常备的历史知识手册；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兼具趣味性与学术性；
   打破阅读藩篱，既可通读以快速了解700年世界文明，又可根据自己喜好随意跳跃或选读
  
  
  内容简介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但有一些事件，仿佛让历史的发展突然进入加速期，直至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选出真正意义上塑造现代世界文明的大事件并非易事，而本书编者集合了美国高校54位历史学家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的智慧，确定了62个广受认可的大事件，再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展开论述，以期引导读者对这些事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进而对世界历史产生兴趣。
  
  这是一部扩充版的史纲，其中的大事件可能是一场运动、一次冲突，也可能是一个王朝、一些人物之间的博弈，甚或是一次科学革命、一个奇特的展览。每一个事件都有特定的主角，于是相应地被赋予了高度的故事性和鲜活的时代感。这些事件看似彼此独立，却又常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像环环相扣的链条，支撑起历史的脉动。整本书在时间上跨越700年，在空间上覆盖各个大洲，以点带面，纵横交错，以翔实的史料和著者的学养为依托，构建了一个看待世界的广阔视角。当今世界是否必然形成？其面对的各种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答案几乎都可以追溯至本书所述的62个大事件上。
  作者简介
  
  弗兰克·萨克雷
  
  
  
  历史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研究中欧、东欧近代历史的学者。在天普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受美国赞助，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波兰研究交流。著有《革命前夜》（1980），并编著了《1855年以来的俄国发展史》（2007）和《德国发展史》（2004）。
  
  
  
  约翰·芬德林
  
  历史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在得克萨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世界博览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近30年。研究成果包括：与罗伯特·伦代尔和金伯利·佩尔合著的《美洲博览会》（2000）、与金伯利·佩尔合编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书》（2004），以及独立编写的《世界博览会全书》（2008）。
  目　　录
  
  001 引言 再征服运动（711—1492）
  
  018 第一章 文艺复兴（1300—1630）
  
  037 第二章 百年战争（1337—1453）
  
  055 第三章 黑死病（1347—1351）
  
  075 第四章 明朝崛起（1368—1431）
  
  091 第五章 欧洲扩张时代的开始（1450—1525）
  
  105 第六章 活字印刷（1450年）
  
  123 第七章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
  
  140 第八章 征服新大陆（1492—1550）
  
  155 第九章 宗教改革（1517—1648）
  
  174 第十章 天主教改革或反宗教改革运动（1534—1563）
  
  194 第十一章 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
  
  210 第十二章 地中海时代的终结（1571—1669）
  
  227 第十三章 俄国动荡时期（1598—1618）
  
  244 第十四章 英国进入亚洲（1599—1698）
  
  258 第十五章 德川幕府的建立（1603年）
  
  274 第十六章 詹姆斯敦的建立（1607）
  
  289 第十七章 三十年战争（1618—1648）
  
  305 第十八章 路易十四的统治（1643—1715）
  
  321 第十九章 满族人的征服（1644）
  
  335 第二十章 科学革命（1650）
  
  352 第二十一章 莫卧儿帝国的黄金时代（1650）
  
  368 第二十二章 维也纳之围（1683）
  
  383 第二十三章 光荣革命（1688—1689）
  
  396 第二十四章 俄国彼得大帝改革（1689—1725）
  
  413 第二十五章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431 第二十六章 大不列颠第一帝国（1701—1763）
  
  446 第二十七章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40—1763）
  
  460 第二十八章 启蒙运动（1750）
  
  475 第二十九章 农业革命（1750）
  
  487 第三十章 美国革命（1763—1783）
  
  502 第三十一章 南太平洋的开辟（1760—1790）
  
  518 第三十二章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780）
  
  533 第三十三章 现代保守主义的形成（1776—1796）
  
  551 第三十四章 大西洋黑奴贸易（1730—1807）
  
  565 第三十五章 法国大革命（1789—1799）
  
  581 第三十六章 拿破仑时代（1799—1815）
  
  596 第三十七章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1808—1826）
  
  610 第三十八章 维也纳会议和梅特涅时代（1815—1848）
  
  626 第三十九章 《1832年改革法案》（1832）
  
  640 第四十章 欧洲革命（1848）
  
  653 第四十一章 水晶宫世界博览会（1851）
  
  669 第四十二章 达尔文革命（1859）
  
  687 第四十三章 俄国农奴解放（1861）
  
  700 第四十四章 明治维新（1868）
  
  715 第四十五章 德意志统一（1871）
  
  730 第四十六章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848—1883）
  
  744 第四十七章 帝国主义（1870—1900）
  
  759 第四十八章 中国的革命（1911—1949）
  
  773 第四十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788 第五十章 俄国革命（1917—1921）
  
  800 第五十一章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1919—1945）
  
  817 第五十二章 大萧条（1929—约1939）
  
  833 第五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848 第五十四章 殖民主义的终结（约1945年至今）
  
  862 第五十五章 冷战时期（约1946—1991）
  
  878 第五十六章 欧洲统一（约1947年至今）
  
  895 第五十七章 阿以冲突（1948年至今）
  
  912 第五十八章 计算机和高科技的时代（1976年至今）
  
  927 第五十九章 中国崛起对全球的重要性（1978年至今）
  
  939 第六十章 苏联的崩溃（1985—1991）
  
  952 第六十一章 “9·11”和反恐战争（2001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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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引言
  
  再征服运动（711—1492）
  
  
  
  中国同时期：唐睿宗李旦—明孝宗朱祐樘，历经唐、五代十国、宋、元、明
  
  
  
  概 述
  
  
  
  711年穆斯林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今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从地图上看，基督徒的聚居地只剩下半岛北部边缘的狭长一带。这片土地宽约200英里，地处偏僻的西北部，被阿斯图里亚斯–莱昂（Asturias-León）、纳瓦拉（Navarre）、阿拉贡（Aragon）、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几个公国占据。相比之下，穆斯林掌控的土地，即安达卢斯（al-Andalus）地区，占据着半岛80%的面积，覆盖了除巴塞罗那（Barcelona）之外所有的主要城市。
  
  把上面的地图与1492年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或事实上的“重新征服”）结束时的伊比利亚地图对比可以看出：独立的葡萄牙占据了半岛的西南部；基督教的西班牙由三个王国组成，包括东北部毗邻加泰罗尼亚的阿拉贡、三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卡斯提尔（Castile，其领土从半岛的西北部贯穿中部，一直延伸到半岛的东南部）和处于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庇护下的纳瓦拉；而穆斯林的领地则缩减为小小的格拉纳达（Granada）酋长国，在伊比利亚南岸偏安一隅，拥有一座同名城市。再征服运动的过程充满了争斗，时间长达780余年，以西班牙被重新纳入基督教国家而告终。值得一提的是，再征服运动并不是一场耗时漫长的战争，而是一场间或点燃战火的矛盾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复兴的基督徒重占上风，直至1492年穆斯林才被逐出西班牙。
  
  8世纪初，大批穆斯林从北非进入西班牙，当时罗德里戈王（King Rodrigo，710—711年在位）的对手为了废黜国王转而向穆斯林求助。一位名叫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k ibn Ziyad，“直布罗陀”就是由“Jebel al Tarik”，即“齐亚德的山”衍生而来）的北非将军率领军队进入西班牙，在加的斯（Cádiz）附近的战斗中打败了罗德里戈，并留在了伊比利亚。后来，更多的穆斯林涌入，短时间内踏遍整个半岛。塔里克的军队把西班牙纳入伊斯兰世界的时候，少数基督教西班牙人隐匿于北部的高山峻岭之中。他们是来自毛里塔尼亚王国（Mauritania，今摩洛哥）的摩尔人（Moors），代表着当时最具活力的欧洲文明。
  
  基督徒的再征服运动始于722年科瓦东加山之战的胜利，即穆斯林完成征服11年之后。在西哥特（Visigoth）军事家佩拉约（Pelayo）的领导下，基督教军队伏击了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较其实际意义而言，这场战役的重要性更体现在心理层面上。穆斯林将领之前从未认真地尝试征服西班牙北部的崎岖山区，认为那里的人们生活原始，那里的资源也不值得费力夺取。此外，穆斯林领导阶层的内部纷争使得他们在根除基督徒最后抵抗据点的行动中表现迟缓。无论如何，佩拉约的胜利和穆斯林的疏忽，促使基督教西班牙在国王阿方索一世（AlfonsoⅠ）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于740年之后占据了对穆斯林的攻势地位。
  
  由于基督徒需要在伊比利亚北部巩固其统治地位，再征服运动在740至850年进展缓慢。然而，850至950年，基督徒领地便扩展到加泰罗尼亚中部、巴塞罗那附近地区，向西和向南扩展得更远，直抵今葡萄牙北部的偏远地区。11世纪，在费尔南多一世（FernandoⅠ）的统治之下，莱昂（León）和卡斯提尔两国于1037年完成了统一，标志着在建设基督教西班牙政治福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费尔南多执政时期，多次的军事胜利不但把西班牙中部高原和葡萄牙中部地区纳入了基督教统治范围，还迫使几个被称为泰法王国（taifa）的地区性酋长国纳入其朝贡体系，即强迫穆斯林酋长向其交纳保护费以换取持续的安全保障。
  
  1058年，费尔南多之死在他的5个孩子之间引发了长达7年的激烈家庭争斗，最终，费尔南多次子成为卡斯提尔和莱昂联合王国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Ⅵ）。在阿方索44年的统治时期内，点睛之笔是攻陷西班牙中部高原的重要商业城市托莱多（Toledo）。阿方索六世通过鼓励构成中产阶级主力人群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移民来巩固卡斯提尔和莱昂联合王国的社会结构，并通过引入修道士来加强宗教势力。这些举措促进了地区繁荣、艺术发展、宗教建设和人口增长。
  
  11世纪后期，一个充满活力的穆斯林新王朝——阿尔摩拉维德王朝打断了再征服运动的进程。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在北非建国，并在1084年应邀出兵伊比利亚解救被困的泰法各国。在萨格拉加（Sagrajas）即今巴达霍斯（Badajoz）附近的一场重要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动用了非洲黑人士兵和骆驼骑兵，并最终获胜。阿方索的军队溃不成军，但阿尔摩拉维德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退返非洲。1090年，阿尔摩拉维德再次造访伊比利亚，占领了安达卢斯余下的土地，这次行动巩固了边界，使得对阵双方都无力向对方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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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令人惊叹的写作阵容！大量备受尊敬的各领域学者为这部著作的撰写贡献了巨大的智慧。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本书从一个有趣的视角探索了一个庞大的主题。一部兼收并蓄、颇具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书单》（Booklist）
  在线试读
  
  第十二章
  
  地中海时代的终结（1571—1669）
  
  中国同时期：明穆宗朱载垕—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1571年10月19日上午，一艘由安吉洛·加布里埃利（Angelo Gabrieli）指挥的桨帆船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San Marco Square）靠岸，带来了土耳其人于12天前在勒班陀被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神圣同盟击败的消息。起初，威尼斯市民十分警觉，因为加布里埃利的船员们穿着战败的敌人的衣服。然而，近距离探视之后，圣马可广场上越聚越多的人群注意到，奥斯曼的旗帜悬挂在船尾，甲板上还有土耳其武器和俘虏。很快，船上鸣炮庆祝，一股汹涌的情绪在全城爆发开来。人们因胜利而激动得大声哭泣，兴高采烈地将手高高地举向天空，在大街上相互拥抱。接下来的一整夜和整整一周，整座城市都在燃放烟花、敲响钟声、举行弥撒，庆祝勒班陀战役的胜利。该市金融区里亚托区（Rialto）的商人和工匠们用土耳其的地毯、旗帜和弯刀来装饰他们的店铺。市政部门打开债务人监狱，上演了一场由政府人员、战争英雄和犯人参加的盛大游行，向圣马可广场行进。
  
  在接下来的两周，勒班陀战役胜利的消息在全欧洲传播开来。消息所至之处，人们都以欢笑和仪式来庆祝。据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听到这个消息时，表现得淡定如常。当他在埃斯科里亚尔宫（Escorial）的私人教堂做弥撒时，他的大臣们告诉他土耳其人战败的消息，他却不动声色。然而，做完晚祷时，他站起身来，庄严地命令唱起圣歌，来庆祝基督教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就连新教国家也感到欢欣鼓舞。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Ⅵ）作了一组拉丁文短诗来纪念这次胜利。
  
  当时的人后来断定这场胜利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数十年斗争的终结。《堂·吉诃德》（Don Quixote）的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参加了这场战斗，他称之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能见到的最伟大的事件”。他以自己在勒班陀战役中所负的伤为荣，他的伤使他左手残废。教皇和威尼斯当局命令在象征他们权力的大厅里绘上壁画，以纪念基督教联盟的胜利。然而，不到两个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颇具讽刺意味地将这场胜利称为一项无意义的成就。
  
  勒班陀战役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海战，在这场海战中，14万名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和教皇的臣民分乘600多艘舰船，在希腊西部的海岸展开对决。在4小时的激战中，4万多人战死，将近100艘船只被击毁。战死者当中，大约有2500人是土耳其人。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嘴回顾说，那一天“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如此令人高兴，因为全世界终于知道土耳其人在海上并非战无不胜的”。然而，根据其直接结果，勒班陀战役的后果证实了伏尔泰对神圣同盟胜利的消极评价。由于没有资源和人力继续战斗，威尼斯于1573年与奥斯曼人单独签订条约，承认丧失塞浦路斯。一年后，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奥斯曼帝国，都不愿也没有资源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海上对抗。两个大国在战斗中都遭受了人员和舰船方面的灾难性损失，这使它们花了数十年才得以重建其海军。而且，两个大国都将精力转移到其他威胁者：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将注意力放在他们与荷兰和英格兰的斗争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则不得不在两条战线同时战斗，一边在匈牙利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一边在波斯与萨非王朝（Safavids）作战。
  
  然而勒班陀战役的后果，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一起，带来了持久的变化，这终结了地中海地区长达数世纪之久的霸权地位。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再公开冲突，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格局。由于缺少有力的治安力量，地中海海盗横行，尤其是地中海东部航道。自土耳其人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起，他们就一直保卫这些航道。海盗呈现出多种形式。大部分海盗，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是独立的冒险家，他们是大海中的小鱼，却对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国家以及它们的商业活动造成巨大打击。其他海盗受到国家的支持。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私掠船船员，他们在地中海盆地众多小国的庇护下，既做贸易，又当海盗。这些海盗的所作所为被称为“corso”，意思是去海上航行。但是“corso”也意味着在公海的劫掠行为。因此，“corsair”是海盗和其他类型的海贼的同义词。
  
  其实，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地中海起到了打压海盗的作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大多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中部，尤其是1534年发生在突尼斯（Tunis）的对抗和1565年发生在马耳他的对抗。然而，当这两个强国之间的敌对结束之后，大规模海战被“次等的小型战争”所取代，正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ud Braudel）所称的一样。这些海盗并不是以十字架和新月的名义参加旷日持久的海战，争夺要塞和海上航道的主导权，而是乘坐敌对或中立的船只，投身于小规模袭击，或者抢劫海岸上孤立的村镇，将其居民掳为俘虏，再卖到地中海地区主要的贸易中转站。
  
  从宗教信仰和社会背景来看，地中海地区的海盗是一伙混杂的人。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巴巴里海岸（Barbary Coast）的海盗，他们以北非的三座城市阿尔及尔（Algiers）、突尼斯和的黎波里（Tripoli）为基地。这帮穆斯林海盗由土耳其人、柏柏尔人、基督教的叛教者混合而成，他们从16世纪早期就已威胁地中海水域。海盗兄弟奥鲁奇·雷斯（Oruç Reis）和巴巴罗萨·海雷丁（Hayreddin Barbarossa）出生于爱琴群岛（Aegean Islands），当时已经当上阿尔及尔总督。从这里，他们派船袭击并打劫法国、西西里岛，尤其是西方教皇国（Papal States）沿海地区的海岸。俘获并贩卖奴隶成了这些海盗的主要活动，马格里布地区（Maghreb）的城市成为买卖这些在海上俘获的或者从沿海地区掳来的人口的重要市场。奴隶们要么被贩卖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女眷，要么留在北非，为城市的统治者做苦力。少数幸运者被其家人赎回，或者被《仁慈圣母令》（Mercedarians）和《三位一体令》（Trinitarians）（罗马天主教会颁布的赎回令）赎回。从1530年到1580年，单是阿尔及尔的奴隶市场，被贩卖至此的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就多达30万名。巴巴罗萨·海雷丁死后，巴巴里的海盗沿着一条独立的航线出击，这逐渐惹恼了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人。的确，在1581年之后，他们将海盗袭击的场所转移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在这里，他们猛烈袭击从他们的航线上经过的基督徒船只。
  
  乌斯科克人（Uskoks）是另一群狠毒的海盗。16世纪70年代之后，他们分布在一度非常和平的地中海东部水域。他们的基地位于伊斯特里亚海岸（Istrian coast）的莫拉卡山（Mount Morlacca）附近，他们的据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窝，固若金汤，从海上难以攻击。乌斯科克人这一称呼来自意大利语，意为“逃犯”。以这个臭名昭著的贼窝为据点，这一小撮人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制造了一个持久的国际问题。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保护下，乌斯科克人无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之间建立的和平。在亚得里亚海和达尔马提亚海岸沿线，这些离经叛道者明目张胆地袭击奥斯曼土耳其和威尼斯的船只，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船上载有土耳其和犹太商人及货物时。于是，他们使用宗教语言来为自己对战利品的贪婪辩护，试图使之合法化。他们的袭击出了名的残暴——他们有食人的恶名。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许多居民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尽管威尼斯的法律规定，协助这些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仅仅是惹怒威尼斯人。历史证明，他们的袭击和劫掠非常具有破坏性，以至于意大利历史学家阿尔贝托·特南蒂（Alberto Tenenti）认为，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加快了威尼斯的衰落，损害了奥斯曼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谅解，而这正中位于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室的下怀。
  
  但地中海地区最凶猛的海盗是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军事团体。这些团体中最突出的是圣约翰骑士团（Order of St. John），该团体是善堂骑士团（Knight Hospitallers）的最新化身，后者起源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圣约翰骑士团统治着马耳他。1522年，当他们被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的海军逐出罗得岛（Rhodes）时，他们取得了马耳他岛。马耳他骑士热衷于奴隶贸易和海上劫掠，以至于他们的旗帜——白底红十字旗——被看作地中海地区的骷髅旗，所有的水手只要看到它在地平线上出现，就会心惊胆战。圣斯蒂芬骑士团（Knights of St. Stephen）是一支托斯卡纳军事团体，由科西莫一世（Cosimo I）于1561年创建，其目的是“为基督教信仰而战”。尽管有这个宗教基础，但该团体是科西莫在地中海建立一支海军的借口，他企图借此来攫取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所带来的财富。的确，从事海盗活动是托斯卡纳创建这一团体的真实目的。船只结束海盗活动，满载而归，在大公们的新港口城市里窝那（Livorno）靠岸时，会被授予国家荣誉，受到热烈仪式的迎接。返回的骑士会被视为圣战英雄，夜里会燃放烟花庆祝，游行队伍领着戴着镣铐的俘虏朝关押奴隶的地方行进。很久以后，1595年，科西莫的儿子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为颂扬托斯卡纳的这项海洋政策，命人在船坞附近竖立一座自己的雕像，雕像的脚旁还塑有4个被锁链拴着的摩尔人。
  
  在整个17世纪，这两个军事团体使地中海中东部成为恐怖天堂，他们专门袭击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船只，他们的袭击与乌斯科克海盗在亚得里亚海袭击过往船只有着同样的原因。这些骑士经常以威尼斯人的船只装载有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的货物为借口，拦停并进行检查。尤其是圣约翰骑士团，十分蔑视威尼斯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将“最尊贵的共和国”称为“土耳其人的娼妓”，因为它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行贸易时采取国家利益至上的态度。因此，正如乌斯科克人一样，圣约翰骑士团直接威胁着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和黎凡特（Levant）地区的贸易活动。同样，正如在应对乌斯科克人时一样，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难以保卫自己不受地中海小国的这种袭击，这些小国既不承认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条约，也不承认不成文的海上行为准则。
  
  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海盗活动的激增，与此前一个世纪主导地中海的大国的衰落同时发生。这些大国包括威尼斯、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尽管它们面临的困扰有地区性与其各自的原因，但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一场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严重危机。这场危机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在这次危机期间，作为所有国家生命线的食物和燃料变得越来越紧缺，原因是粮食生产跟不上贯穿整个16世纪的人口激增，并且制造船舶和火炮所必需的宝贵森林资源面临枯竭。16世纪90年代，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粮食收成下滑，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坏天气困扰着这一地区，使农作物产量少得可怜，因而饥饿时刻威胁着这一地区居民的生存。剩下的少量粮食价格飞涨：1589年，1蒲式耳（bushel）粮食的价格是16里拉（lire）；而到1591年，价格已飞涨到每蒲式耳50里拉。因为无法养活其子民，西班牙、威尼斯、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进口荷兰商船从波罗的海运来的粮食。第一艘荷兰船只于1590年驶过直布罗陀海峡，从那天起，它们便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常客。
  
  地中海地区的大国试图避免依赖荷兰的粮食，但无济于事。1585年，腓力二世颁发了针对西班牙领土上的荷兰船运和贸易的禁令，这使通过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一件危险的事。腓力二世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即担心与异教徒打交道；部分是由于他试图拯救西班牙的经济。但是，当16世纪90年代的饥荒使整个地中海地区陷入困境无法解脱时，西班牙人通常对禁令置之不理。为此，腓力二世不得不在1595年重申该禁令。尽管面临这些困难，大规模的船队还是运载着粮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为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城市提供供给。单是威尼斯，从1590年到1605年，就有超过400艘船只从阿姆斯特丹驶往此地。
  
  对森林资源的过度使用，再加上干燥炎热的天气，使得适合造船的橡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于是，来自波罗的海的资源再次挽救了危局，其结果是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都依赖荷兰的海运。因此，自1590年到1650年，震撼地中海地区的生态和人口危机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国家和它们的经济。尤其是一度贵为地中海强国的威尼斯，财富减少，国运衰落，沦为二流国家。
  
  威尼斯和整个地中海地区衰落的部分原因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航行绕过好望角并且在印度城市果阿（Goa）靠岸。这使葡萄牙人能够直接航行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以获取香料和东方出产的其他奢侈品。在15世纪之前，威尼斯和穆斯林商人通过努力，已取得香料贸易中的实际垄断地位。其中，穆斯林商人从陆路沿旧丝绸之路，或者从水路经过印度洋和红海，运载香料到开罗或者伊斯坦布尔。从这些城市，威尼斯商人将这些香料运往欧洲其他地区。达·伽马为争取优势而采取的行动永久地改变了威尼斯在香料贸易中的角色。到16世纪初，来自印度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和马来西亚马六甲贸易中转站的东方奢侈品开始运达里斯本。葡萄牙人信心大增，以至于之前曾在东印度群岛生活多年的药剂师托姆斯·皮雷（Tomes Píres）在1515年夸张地说：“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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