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迈内克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如他所料,这些问题此后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像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极有教养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力量?纳粹攫取政权过程中所受到的认真抵制为何如此之少?一个无足轻重的极右翼政党怎会如此戏剧性地突然上台掌权?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没能意识到无视纳粹运动的暴力、种族主义和杀戮天性,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极大的差异。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多个国家都建立了残暴的独 cai 体制,德国的纳粹政府只是其中之一,这种趋势蔓延甚广,以致一位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欧洲称为“黑暗大陆”。这种现象转而引出了新的问题: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国历史?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广义的欧洲发展的产物?就其起源与统治的核心特征而言,纳粹与当时欧洲的其他独裁政权有多大程度的共性?
这个问题正是许多非德国人在二战期间所提出的,也是至少一部分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问自己的。尤其是在那些已于1914—1918年经历过一次对德战争的国家中,许多评论家认为,纳粹主义的崛起与得势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持此观点的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美国记者威廉·L.夏伊勒、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和法国学者埃德蒙·韦尔梅伊(Edmond Vermeil),他们认为,德国人一直排斥民主制度和人权,臣服于强人领袖,拒绝接受“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这一理念,沉迷于模糊但危险的世界霸权之梦。奇怪的是,这附和了纳粹版本的德国历史,即认为德国人也一直将上述基本特征作为自己的种族天性加以固守,却因受到外来影响——比如法国大革命——而偏离了它们。然而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这种简单化的观点立刻引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德国人在1933年之前未曾屈从于纳粹式的独裁统治。该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德国历史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自由和民主传统,这些传统在政治动荡中得到表达,比如1848年革命,当时德国境内的专制政权全部被推翻。而且该观点增加——而非减轻——了解释“纳粹如何上台与为何上台”的难度,因为它忽略了甚至在1933年也曾普遍存在于德国的反纳粹声音,从而妨碍了我们提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那种反对声音为什么被压制住了?如果认识不到德国内部这种反纳粹力量的存在,纳粹主义从崛起到称霸的戏剧性故事也就毫无戏剧性可言,而仅仅是不可避免之事的实现。
历史学家总是很容易从1933年这个制高点来回顾德国历史,将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都解读为纳粹主义崛起与得势的夙因。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曲解,有些历史学家从德国思想家——比如18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或者16世纪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言论中断章取义,用以阐释他们的论点,即蔑视其他民族、盲从本国权威深植于德意志民族性当中。然而,更加仔细地阅读上述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会发现,赫尔德宣扬以宽容的态度和同理心对待其他民族,路德的著名主张则是坚守个人良知,捍卫反抗精神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权利。而且,尽管思想确实自有其力量,但不管如何迂回,那力量总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这一点往往被那些笼统地谈论“德意志性格”或“德意志心灵”的历史学家所遗忘。
毫不奇怪的是,德国历史学家极其反感对德国人的性格做如此笼统而不怀好意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通过指出纳粹意识形态的欧洲根源,尽其所能地引开批评的矛头。他们让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希特勒本人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他们引证纳粹与当时欧洲其他独 cai 政府的相似之处,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苏俄。无疑,他们认为,鉴于欧洲民主政治在1917—1933年间的全面崩溃,纳粹的上台不应被视为悠久而独特的德国历史发展的高潮,而应该被视为德国的既有秩序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冲击下崩溃。这种观点认为,工业社会的兴起,次将大众推上了政治的舞台;战争摧毁了整个欧洲的社会等级、价值观以及经济稳定;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德意志帝国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monarchy)、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部垮台,继之而起的各个新的民主国家很快沦为不择手段的煽动蛊惑的牺牲品,煽动家们诱骗民众投票同意自己的奴隶地位。20世纪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时代,高潮是希特勒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其统治的基础一方面是实行全面的警察控制和恐怖政策,并残酷镇压和杀戮数百万真正的或凭空臆断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以巧妙的宣传手法不断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的热情。
当然,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俄国与德国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两国的政体都是君主专制,以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强悍的军事精英为后盾,都面临着工业化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两种政治制度都被由一战挫败引发的深刻危机所摧毁,取代它们的都是短命且矛盾重重的民主政体,这些矛盾不久又被独 cai 体制的出现所解决。但二者也存在许多关键性差异,其中的主要差异是,布尔什维克在自由选举中完全没有赢得基本的民意支持,而自由选举则为纳粹的上台提供了重要基础。俄罗斯是个落后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缺乏公民社会的基本功能和代议制政治传统。它与德国这个发达的、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工业国家截然不同,德国拥有长期孕育的代议制政治传统、法治传统以及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公民。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欧洲的旧秩序,这是确切无疑的;然而各国的旧秩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被摧毁的方式以及产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想寻找一个在发展进程方面与德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那么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与德国一样在19世纪刚刚实现统一的欧洲国家意大利,远比俄国更加适合作为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