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穆,20世纪具有中国情怀的史学家。 2.其人其时身处历史低谷,却对中华文明保持高度的崇拜与自信。抵御“历史虚无”,反击“国民劣根性”,一场澎湃热烈的思想盛宴,一次提气解惑的文化旅途。 3.感性与理性交融,严谨与激情并行,历史追溯与现实关怀俱备。理解国学的入门书,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4.典雅装帧,考究用纸,尽显经典沉淀质感。 本书聚焦于民族与文化两大主题,讲述了中华民族与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与演进历程,揭示了二者之间互相生发互相完成的关系,并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阐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的内在原因。 钱穆先生一生崇仰传统文化,对国家民族未来始终怀抱坚定信心,读过本书,当可明白他的这一信念从何而来,更油然生出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豪自信。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12年起担任小学教师,历中学而至大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职。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增订版序/001 自 序/005 讲演辞/1 篇 绪 论/1 第二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11 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12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形成/26 第三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55 章 历史的领导精神/56 第二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70 第三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94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文修养/111 第四篇 结 言/131 讲义/135 上 篇 中华民族之成长与发展/135 章 中华民族之本质/136 第二章 中国社会之结构/143 第三章 中华民族发展之经过及其前途/149 下 篇 中国历史演进与文化传统/157 第四章 中国历史演进大势/158 第五章 中国文化本质及其特征/167 第六章 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172 序言 余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现象虽可三分,但属同一本体。中国人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面不可指,不可见,即其体。阳面乃可指可见,斯其用。故言“阴阳”,犹言“体用”。先秦道家则谓之“有无”。凡属用处可见处,即道家之所谓“有”。凡属其体不可见处,则道家谓之“无”。其实无处即指其同处,而有处则乃其异处。故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乃有之始,即其异处。其本则出于同,亦即出于无。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即其异处可见处,故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则在同处,即无处,不可见处,故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体用,先秦道家喜言体,每轻视其用。儒家则好言用,每少言体。如言性,即近于体,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习相远。”习易见易言,即可谓性体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即言体,学与习则性之用。《论语》二十篇,开首语即曰:“学而时习之。”此“学习”二字,乃用非体,可见又可指。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 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趋,即其学与习,亦即用。如有所立卓尔,立者其体,道家所谓玄之又玄之同处,实即无处,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称孔子谓“圣之时”,但不言圣之常。因“时”有异可见,常则大同无可见。此异乃道家所爱言,而孔子则多避去而少言。 《易传》后起,乃和会儒道两家以为言。故其言“太极” 实即“无极”。极乃言其同一,亦犹言无。故后人又言无极而太极。言太极即犹言大同,亦犹言无极,此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 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文章,即人生用处,礼则其体。博处即其异处,而约处则其同处。人生同处在礼,斯则可视而见,指而知,犹今之言具体。孟子始言性,性实一抽象,非具体。后儒如南宋朱子,乃谓“孟子粗,颜子细”,即指此等处言。然则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虚处。荀子乃继之言性恶。然后儒乃谓“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恶。荀子著书首篇为《劝学》,此则其大醇处。《论语》二十篇,开首即曰:“学而时习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此一“学”字,乃孔门教人醇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吾学不厌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处劝学。孟子虽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学,故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后起宋明儒如陆、王,则好言性,而忽于言学,流于不慎,斯失孔门之真传矣。 今再言“体用”,此二字连言,乃始见于东汉时魏伯阳之《参同契》。亦可谓以前儒道两家少言体,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与用,皆具体可指。颜渊则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所立卓尔,此即后人所言之体字,而其字不出颜子之口。孔子亦仅曰:“民无得而称焉”,或曰:“民无得而名”,皆不用此一体字。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犹言心之体。但言矩而不言规,不如庄子乃言圆,而曰“执其中”。矩之四方, 皆可援可指。圆之中心则虚无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据。《易传》后起于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为言,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故具体与抽象,乃儒道两家立言宗旨大异处,斯则可辨而知者。 西方希腊哲学家言真理,则不仅无矩可守,亦且无规可寻,乃可人各一真理,故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师则具体,而真理则仅抽象。离其具体而仅言其抽象,则唯西方之个人主义乃可有之。 宗教言天堂,言上帝,此又太具体,不抽象,故唯有信仰,乃不得有各己思辨与议论之余地。如言科学,则既不抽象,亦不具体,乃只于具体中求新求变,更无一故旧之可尊。今言中西文化之相异,则西方如宗教言天堂与上帝,似皆具体外在切实有据,但只可信,而不贵有证。如科学,则可用可行,而不贵有本。要之,此两者非生命性的,而其真实生命则为个人主义,太短暂太狭小,不可大又不可久。中国人言性,则求其真实人生之可大而可久,而决不于生命外他求。此则中西文化之相异,亦即中西人生之相异,同时乃见其民族文化之相异。今国人唯求一变故己之常,唯西方是慕是求。此依中国古人言,乃有己而无天,有人而无己。而其心中之人,乃专指西方人。实只知有物,而不知有人。或可称之谓只知有人,不知有己。与中国民族性相距实大而远, 不知究将何以为学?恐非再有圣人起,亦无可指导吾人以可循之规之矩矣。其然岂其然乎?吾诚不禁其慨乎以思之,慨乎以言之矣。 一九八七年一月,欲再版重排此集,曾细读一过,心有所感,略有增修,而作此文。后因故未及付排。今年重印此集,再读此文,因取其为增订版序。